1.现在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青年马克思研究者的新发现对马克思晚年思想，尤其是生态理论的深度挖掘。
回应因无限增长导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危机的理论困境。证明“新陈代谢”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2.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剖析
“大加速” 时代下，过剩生产和过度消费主导的秩序引发了多重危机。资本主义通过技术转移、空间转移和时间转移三种方式转移代谢断裂的负面影响，形成全球范围内的生态不平等。
3.未来社会往哪里去？——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愿景的探索。
“去增长的共产主义”主张以非生产主义、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重构社会，通过联合生产者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以小消耗、契合人类本性的方式开展物质变换，超越资本主义的束缚。
马克思对生态的关注和思考在20世纪的理论发展中经历了长期的压抑与边缘化，这除了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有关，也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幻相关联。今天，现代社会的发展面临新的危机与失序，资本主义在有限地球进行无限积累，过剩的生产和过度的消费终带来全球生态的长期危机，使这种现代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如同马克思论及的，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并不一定为后资本主义准备了物质基础，对人工智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希冀是否只是乌托邦的梦想。我们是否能在未来找到超越资本主义，应对生态危机的非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通过对马克思原始资料的研究，作者根据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中新发现的原始文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发掘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生态危机时代的理论活力，使一种新的未来成为可能，作者将其具体描述为“去增长的共产主义”。作者还理清了马克思关于生态主义的思想被边缘化的原因，以及乌托邦社会主义复兴的契机。这为近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关于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辩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人们能够在超越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情况下设想一个崭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
目 录

导言

一部分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态学批判及其失落
一章 全球生态危机时代的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
第二章 生态学视角下重访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
第三章 卢卡奇的新陈代谢理论：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建基

第二部分 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下的生产力批判
第四章 自然的一元论及其非同一性
第五章 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复兴与资本的生产力

第三部分 走向去增长的共产主义
第六章 作为去增长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
第七章 去增长共产主义视角下社会财富的大丰富

结语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斋藤幸平，著，【日】斋藤幸平（Kohei Saito）

东京大学副教授，德国洪堡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经济史、马克思的经济学与哲学思想等。近年，他提出关注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生态学转向”，致力于挖掘马克思主义典著作中被忽视的生态思想。2018 年，他的著作《马克思生态社会主义》英文版出版，获多伊彻纪念奖，是该奖项年轻的获奖者。他的第二本书《人类世的“资本论”》在日本畅销 50 多万册，并获得亚洲图书奖。
导  言

世界正濒临瓦解。我们当下正经历着“历史的终结走向终结 ”（Hochuli, Hoare and Cunliffe 2021）。“ 历 史 的 终 结 ”（Fukuyama 1992）作为弗朗西斯·福山在苏联解体后做出的宣判，在今天正走向一个完全出乎预料的“死胡同”，即人类历史的终结，从气候变化到海洋氧化、氮循环破坏，再到荒漠化、土壤侵蚀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以各种形式加速恶化。二战后，人们普遍拥抱了一个新时代——“大加速”时代，在这个时代，全球主要的社会经济与地球系统的发展普遍呈现出一个从平缓停滞到一日千里的增长模式，这意味着急速增长的人类活动对地球持续施加环境影响，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胜利事实上仅仅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并终动摇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基础。流行病、战争和气候崩溃都是“历史的终结”的征兆，它将使民主、资本主义和生态系统陷入长期危机。
虽然许多人清醒地意识到当前的生活方式正走向灾难，但过剩生产和过度消费依然是统治性的秩序，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为此给出替代性的选择。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给出这样的选择，因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强制力继续驱使和维系着化石燃料的消费，而对那些长期以来的警告、认知和异见置若罔闻。在此条件下，倘若要实施快速而深入的减碳，以实现《巴黎协定》所设定的 1.5℃的控温目标，就需要在社会的几乎每个领域都进行彻底的变革，这种紧迫性和要性孕育了更为激进的社会运动，包括采取直接行动，呼吁根除资本主义制度（Extinction Rebellion 2019）。正是在这一语境下，
格蕾塔·通贝里在某次演讲中谴责“永恒增长的童话”，并十分明确地指出，在资源有限的星球上追求无限积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气候崩溃的根源。
上述现实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形势，尤其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特殊意义，因为在几个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后，人们长期视马克思主义为“已陈刍狗”。在这种形势下，保主义者开始学会明确地质疑现行经济体系的非理性，马克思主义因而有机会得以复兴，前提是它不仅能提供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批判，还能对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具体定位，从而有助于丰富当下的争论和社会运动。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复兴并未发生，在 21 世纪诉诸马克思主义遗产是否有效，怀疑的声音依然不断。例证之一就是人们反复引用马克思的政治乐观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为明确的表达），借此来说明他那臭名昭著和不受欢迎的观点——生产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
诚然，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相信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成为历史解放的驱动力，这种观点无疑是天真的。事实上，今天的情况与 1848 年截然不同：资本主义已不再是进步的，相反，它破坏了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条件，乃至严重威胁人类和非人类生物的存续。简而言之，马克思关于历史进步的观点似乎完全过时了。在此情况下，倘若要在当下历史的紧要关头中掌握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一线希望，其基本前提是彻底地改造已身负恶名的“历史唯物主义”宏伟计划，这一理论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其核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改造构成本书的中心主题，其目的不在于终结（人类）历史，而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构想另一个清晰、光明的未来，而非在面对全球生态危机时陷入悲观主义和末世论。
如此一个计划当然不能回避“自然”的问题。“自然”问题不仅不能回避，反而关系很大，因为“历史的终结”的终结带来的正是“自然的终结”的终结。比尔·麦克基本（1989）就曾警告，现代世界长期以来所预设的自然观已经一去不复返，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大改变了整个地球，以至于人类从未介入的原始自然已不复存在。1 现在人们一般将这种情况称作“人类世”，其中，人类因能够动用庞大的科学技术力量并以有的规模改造星球，而成为一种“主要的地质力量”（Crutzen and Stroermer 2000： 18）。2通过征服自然来实现人类解放是现代人类的梦想，然而当下的现实是，人类世远未实现这一梦想。相反，随气候变化而来的是海平面升高、野火肆虐、热浪席卷以及降水模式的变化，这些迹象都表明“自然的终结”正辩证地走向“自然的回归”（Foster 2020）；地球与它的极限正越发真实可感，以至于人类再也无法控制自然的力量 , 甚至人作为一种独立的异己力量要屈从于自然。换言之，现代“培根计划”已面临破产。为应对自然这种日益增长的不可控性，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类自然批判理论担负起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紧迫任务（Rosa, Henning and Bueno 2021）。然而，人类世的主导叙事是一种一元论的方法，其特征是社会维度和自然维度的杂糅（Latour 2014;Moore 2015），它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相较之下，本书则旨在提出马克思基于新陈代谢理论的二元方法论，以此来丰富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争论。
这一理论任务如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方法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其工作对近来有关后资本主义的辩论议题产生了何种独特贡献。此外，后冷战价值观还面临第三个“终结”，即“资本主义实在论的终结”。马克·费舍尔（2009）曾哀叹“资本主义实在论”——使人更容易“想象世界末日而非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Jameson 2016： 3）的日常感觉——严重限制着我们的政治想象力，使我们屈服于资本主义政权。同样的趋势在环境保护论那里也展现得十分明显：“想象一场终结地球上有生命的大灾难比想象资本主义关系的真正变化更容易。”（Žižek 2008： 334）然而，经济、民主、医疗保健和环境等多重危机日益深化，并因 2019 年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人们要求实施彻底的“制度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一背景下，斯拉沃热·齐泽克（2020a）和安德烈亚斯·马尔姆（2020）都主张“战时共产主义”，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20）和迈克尔·洛维（2015）则选择捍卫“生态社会主义”的理念。此外，即使在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有关“资本主义终结后的生活”（Jackson 2021）的话题也引发了激烈讨论。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 2021）的格言——“社会主义正逢其时”就是这类讨论中的一个典型，而娜奥米·克莱因则为这一主张提供了一个更加生态化的版本，这体现在她对“生态社会主义”理念的明确支持态度：

我们不妨承认［苏联和委内瑞拉是非生态的］这一事实，同时也指出具有深厚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如丹麦、瑞典和乌拉圭——拥有世界上富有远见的环境政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并非总是生态的，但一种新形的民主生态社会主义，在本土化的教导中谦逊地学习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并理解有生命相互联系的道理，这似乎是人类集体生存的佳选择。（Klein 2019： 251; 斜体为本书作者所加）3

考虑到克莱因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显著的转变。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 1995：266）曾如是说：“和平与生态问题并不适合产生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症结在于这类问题的普遍性。和平与生态问题并不构成社会力量，因为它们根本没有特定的社会身份。”但如今的生态情况似乎是与伍德的时代完全不同的，因为全球（环境）危机带来了这样一个物质基础：资本正在创造一个全球化的“环境无产阶级”（Foster, York and Clark 2010： 47），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资本积累的严重破坏。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反资本的普遍的政治主体性得以成为可能。上述种种有关替代资本主义生态破坏性的思想尝试旨在为一种更自由、平等、可持续的生活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也激励我借鉴马克思的理论，以期从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提出一个切中人类世背景的后稀缺社会图景。复兴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生态观，其目的在于丰富有关人类世的话语体系，从而使人类世这一新地质学概念与地球科学之外的政治经济、民主和正义等当代问题发生关联。
得益于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 MEGA）上的材料，关于人类世这一新的生态社会主义项目也得到了近期文献学发现的支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第四部分刊载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的笔记，这一发现证实了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志趣远比前人所设想的要广泛得多（Saito 2017）。研究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忽视了这些笔记，而近期的研究表明，马克思试图借助研究地质学、植物学和农业化学，以分析由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诱发的自然掠夺行为，而这些行为与气候变化、自然资源（土壤养分、化石燃料和木材）枯竭以及物种灭绝等生态后果高度相关。
正因如此，马克思在生态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成为在人类世振兴马克思遗产的一大核心领域。特别是马克思的“代谢断裂”概念，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不可或缺 的 概 念 工 具（Foster, York and Clark 2010; Foster and Burkett 2016）。“代谢断裂”概念如今得以应用于理解和分析当代各类生态问题，如全球变暖、土壤侵蚀、水产养殖、畜牧业发展和氮循环破坏（B. Clark 2002; Clark and York 2005; Longo, Clausen and Clark 2015; Holleman 2018）4，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性持批判态度。因此，本书的一部分将进一步阐释新陈代谢断裂的分析方法，并将其作为马克思政治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除马克思外，为了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本书一部分还将论述和讨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罗莎·卢森堡、格奥尔格·卢卡奇和伊什特万·梅萨罗什的相关观点，这是因为“新陈代谢”在马克思主义中是一个边缘化的概念，参考这些文本有助于我们把握这一概念的理论范围。
但是，本书并非只是谈如何（从文本中）更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以代谢断裂概念为基础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其现实意义在于：应对生态危机的不同思想路径将导向各异的解决方案。在此语境下，值得注意的是，“后马克思主义”正尝试概念化人类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借此对抗“代谢断裂”概念。具体来说，他们在哲学上信奉一元论。此类观点的支持者质疑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二元论”（Castree 2013： 177），宣称“本体论二元论”无法充分理解自然在人类世的本体论地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彻底重塑了整个环境，因此自然本身已不存在，自然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出来的。这种一元论超越本体论二元论，前者坚持用关系思维的方法取代后者，主张一切皆是自然和社会的“混合体”。詹森·W. 摩尔（Jason W. Moore 2015）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专门针对“代谢断裂”的概念提出批评，声称这一概念已陷入笛卡儿“社会”与“自然”二元论的窠臼。与此相对，他主张针对人 - 自然代谢的关系性理解。
然而，一元论的努力事实上再次为人类世复活了失败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它为不断增加的对自然的干预辩护。这种“地球建构主义”（geo-constructivist）的方法认为，在人类世，人对自然的干预已经太多（Neyrat 2019），以至于任何因担心破坏环境而停止干预的企图都是不负责任的，并且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一过程是不可逆转的。根据地球建构主义的方法，一的出路是以重塑整个地球的方式来“掌管”地球，以此来确保人类在未来的生存（倘若不是人类的解放的话）。马克思主义者在努力革新自身对后资本主义的未来的设想中，也受到这类复兴的普罗米修斯计划的渗透（Mason 2015;Srnicek and Williams 2016;Bastani 2019）。在这种语境下，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以马克思方法论二元论的视角，对人类世中形形色色的一元论和普罗米修斯思潮做出回应。
在批判性地考察了一元论和普罗米修斯主义的理论局限性之后，本书第三部分将以一种非生产主义的方式详细论述马克思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视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本研究贡献了新的洞见，它表明 1868 年后马克思借由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经历了一个理论突破——阿尔都塞意义上的认识论断裂（coupure épistémologique）（Althusser 2005）。19 世纪 80 年代，马克思对后资本主义的后展望超越了生态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将他的观点更恰当地描述为去增长的共产主义。这种不为前人所知的去增长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我们超越顽固的“资本主义实在论”贡献了有益见解。面对当代资本主义，虽然今天人们越发关注激进的方法，但倘若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批判，那也是不够的。只有回到马克思自身的文本中，才有可能为人类世的未来社会构想一个积极的图景。这种彻底的转变将成为历史的新开端，开启去增长的共产主义时代。
但是，倘若马克思果真提出了去增长的共产主义，为什么过去没有人指出这一点？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选择拥护的是生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一个简单的原因在于，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忽视了。因此，首先有要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被压制的时刻进行追溯。这种（受压制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谱系始于马克思本人。如果我们参考刊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的自然科学笔记，其一章就强调生态断裂的三个维度并论及这三个维度在全球范围内以技术为中介的时空性“转移”，马克思的“代谢断裂”概念由此确立。这一针对资本主义持续掠夺自然的原初见解正是“代谢断裂”概念的思想渊源，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则将这一见解进一步深化，她将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归因于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外围地区人民和环境的破坏性影响。
虽然卢森堡采用了“新陈代谢”的概念，但她将其运用于对马克思狭隘资本积累观点的批判。其批判表明，即使在当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也未得到恰当理解。这种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在当时并未发表，卢森堡无从知晓。但是，这种误解也来源于恩格斯，他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建构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系统性世界观。因此，为了追溯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初的变体，笔者将仔细比照恩格斯的《资本论》编辑工作与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上刊载的原始经济学手稿及其笔记，借此在第二章重构恩格斯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接纳。这一调查揭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微妙但具有决定性的理论差异，特别是他们对新陈代谢概念处理方式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恩格斯无法充分认识马克思的代谢断裂理论，因而导致其在马克思主义中被边缘化。
在 20 世纪 2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种边缘化得到了清晰的记录，这进一步表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新陈代谢概念的原初认识和方法论的偏离。在这里，马克思与恩格斯彼此的思想关系问题开始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个范式。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严格区分，并批判后者将辩证法不合理地延伸至自然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机械式社会分析。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恩格斯持严厉批评立场，但他们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却共享一个基本假设，即马克思对自然几乎没有论及，他们由此忽视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
概念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重要性。不过，我将在第三章讨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格奥尔格·卢卡奇却是一个例外，他明确地关注到了新陈代谢概念。虽然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恩格斯处理自然问题的方式持批判立场，并且此立场确实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他实际上对自然问题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作为卢卡奇新陈代谢理论的一部分，在他于 1925—1926年所作但未发表的手稿——《尾巴主义与辩证法》（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中得到了阐述。这篇稿子长期不为人所知，因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意图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反而使其招致有关理论观点不自洽和表述模棱两可的批评。但只要我们读一读《尾巴主义与辩证法》，就能够明确看出，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恰恰彰显了他对马克思二元论方法论（即在方法论上分析性地区分了社会和自然）的接续和继承。借助这种方法论，卢卡奇的新陈代谢理论恰恰提供了一个思路：马克思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作为一种“非笛卡儿式”的二元论得以在卢卡奇手上发展成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只不过，他的独到洞见在当时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压制，这使得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在整个 20 世纪处于边缘地位。
正是因为马克思的二元论方法并未得到正确解读，代谢断裂的概念才会不断地受到各种批评。在第四章，我将论述马克思主义版本的一元论观点，这些观点以詹森·W. 摩尔的“世界生态学”（world ecology）以及尼尔·史密斯与诺埃尔·卡斯特利的“自然生产”（production of nature）为代表。尽管在理论上存在明显差异，但他们对资本主义一元论的理解恰恰表明，他们对马克思方法的误读是与其得出的错误结论存在实际相关性的。我还将在第五章讨论，对马克思方法的错误理解还引起了近来普罗米修斯主义思潮在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复兴。这些乌托邦马克思主义者援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认为基于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共享经济和物联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全自动化的结合，将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并淘汰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他们对人类未来的理想技术欢欣鼓舞，但陈旧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仍然伴随着他们。倘若我们决定弃绝普罗米修斯主义，那么就很有要关注马克思在19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实质隶属”概念——这一概念并不来自作于 19 世纪 50 年代的《大纲》。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向读者澄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进步的认识存在一个重大转变，《资本论》中对“资本生产力”的批判性认识就代表了这种转变。它表明马克思开始逐渐意识到，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并不然为后资本主义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虽然马克思拒斥自己先前有关技术发展的不成熟认识，但这也给他本人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困难。一旦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增长的进步性产生质疑，他就不得不连带着挑战自己早期的进步史观。因此，我将在第六章重构晚期马克思的自我批判历程。我们只有关注到马克思的理论危机，才会明白为什么他在试图完成《资本论》的后续卷时，需要同时研究自然科学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借由深入研究这些理论领域，马克思终在 1868 年后迎来了又一次范式转变。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应该重新解读马克思在 1881 年写给俄国革命者维拉·查苏利奇的信，它所呈现的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崭新构想，是他的非生产主义和非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的思想结晶，他的这种观点可被定性为去增长的共产主义。
这个结论一定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以前从未有人对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提出过这样的看法。而且，去增长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更是存在长期对立关系。但是，如果这种以谋求根本上平等和可持续社会为宗旨的稳态经济为晚期马克思所接受的话，那么新的对话空间就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与去增长经济学之间打开。为了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开启这样一场崭新的对话，我将在第七章重新审视《资本论》与其他著作，并从去增长共产主义的角度重新解读各类文本的片段。总而言之，第七章旨在对《资本论》开展重新诠释，并尝试超越《资本论》。这种努力将针对《资本论》的关键文本片段提供新的解读，避免使其沦落为对生产主义的天真赞许。值得一提的是，《哥达纲领批判》中“公共 / 共同财富”（genossenschaftlicher Reichtum）这一兼具激进性和丰富内涵的概念指向的是一种非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根植于后稀缺经济，而后稀缺经济的到来标志着在应对人类世全球生态危机的过程中一个安全、公正的社会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