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普通的一天开始，只是十九岁的“我”正在为杀掉自己唯一的朋友做准备，“我”把她引诱到家里，取其姓名，案发地血流成河。就这样，“我”成为社会焦点，一场以“我”为主角的猫鼠游戏就此展开。

阿乙著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精)》通过对一件“无由”谋杀案的描述，展现虚无者的可怕心理。伦敦大学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认为作者阿乙在技术上对一起黑暗事件做出了完美无瑕的描述。

正文

阿乙，1976年生，牛博网作者。被国内众多评论人推捧为中国最有希望的作家。已出版《灰故事》《鸟，看见我了》《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春天在哪里》。曾获2010年《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2011年度青年作家奖、2012年“未来大家TOP20”，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南方人物周刊》2012青年领袖奖，《小说选刊》双年奖。

今天，我去买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反而欲盖弥彰，后来挑上一副普通平光眼镜，似乎就好很多，它一点也不招摇，看见我的人们又准会以为我是一名由来已久的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相信戴眼镜的人。我还买来透明胶带。我试着将自己的一只手缠绕起来，要用很久才能将之剥离。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添置衣服这一项，然而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来岁，身形矮小，脸很黑，脸颊上长着一颗蓝黑色的痣，其上生长一根细毛。刚有一位顾客对她的容貌嘲笑有加。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行使自己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就大为后悔。这是一双没办法再低三下四的眼睛，我走到哪，那目光就追随到哪。我正要走，听见她叫唤我为叔。她凄惨地说：“外边一千多元的我这里卖几百元。一样的货，都在我这儿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这些能招徕顾客的话她背诵起来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将它扔下。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门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遗憾地跟出来。这时路前方走来一个公务员模样的人，身穿西服，脚踏锃光瓦亮的皮鞋，腋下夹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未料她低呼道：“有啊，怎么没有？”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时瞅着我，生怕我走掉。她果然都替我找齐，只是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搂着衣服去试衣，出来后照镜子，见有发蜡，问：“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用指头揩出好大一坨，将头发梳得乌亮，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岁吧。”

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惊惶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出来后，我将新衣丢下，注视她有六七秒（她真是难看啊），问：“多少钱？”她顿住，然后整个人几乎痉挛一下。她很快便从计算器那里算出结果。“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六百元，只收五百八十元。”她说。

“少一点。”

“顶多再少二十元，否则一点利润也没有。”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看着她那仍然不曾消退的一脸的兴奋，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两百元。”

“本都不够，叔。”

“两百元。”

“你要是真心诚意，四百元拿走。”

“我只有两百元。”

“两百元买走四样东西，这样的生意做不起。你要是买哪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掉。身后一点声响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我分明听见两个她在她心内吵架，一个她急着要出来叫住我，另一个她则认为还应该等等，这时谁做出主动的姿态就意味着谁必须让步。我接着往下走，就在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听见她喊：“等等，两百元给你。”我回头，看见她表现得十分懊恼，简直是在气急败坏地朝我招手，另一只手则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袋子。我挥手回应，然而并没有停下前行的步伐。我身上只剩十元，也许还有几个镚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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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故事的精准性和节奏之外，《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也为我们剥开了一个备受折磨却空虚的灵魂，这个灵魂存在于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世界当中。同时，它让我们感受到刻印在所有人类行为背面的凛凛寒意。

——何塞·玛利亚·盖尔本苏（José María Guelbenzu），西班牙《国家报》

阿乙著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精)》是根据曾被舆论定义为“无由杀人案”进行的一场文学演算。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从作案的筹划、实施，交代到逃亡、被捕、受审，直至最后接受死刑。他十九岁，在高考前夕他屠杀了美丽、优秀，同时身世可怜的女同学——一个常人心目中的完美宝贝，以此来刺激警察的追捕能更有力，制造出一场围捕自己的行动。他杀人的事实如此清楚，他在受害人死亡之后还朝死者肉身刺了三十七刀。但是关于他为什么杀人，却一直困扰着警察、检察官、法官、专家、学者、记者，甚至同在看守所的狱友。他不是为着性侵犯，不是为着劫掠财物，不是为着仇恨，不是为着逃避高考的压力，他的行为呈现出一种无由的状态，这件案子被舆论称为“无由杀人案”。直到二审最后，迫于受害人母亲的压力，他才交代原本的作案理由。然而，他的陈述让所有审判现场的人们哑口无言，乃至法官最终发出颤栗的狂叫。本书为阿乙对该小说在原有主题上的重新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