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野对王安石及其新法、新学的评价，是理解南宋历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在南宋逐渐被污名化。本书从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学术思想史与文学史的多维视角出发，以严谨的历史考证为基础，深入探讨王安石及其新法、新学在南宋声望的消落，揭示南宋政治文化与学术思想的演变。
本书探析了南宋朝野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对于王安石的评价，从政局变化、学术思想，以及乡里社会的基础，分析王学与程学在南宋的消长起伏，进而对南宋末年与王安石相关的谶言与话本进行考证。全书内容丰富，考证详实，对南宋的政局变化、教育与科举的内容，尤其分析详尽。因此，本书既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整合梳理，也包含作者深入相关史料后所得出的创见，对于有志于研究宋史的学者而言，本书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著作。
序
一编　南宋初期朝野对王安石及其推行新法的评论
一讲 国祸根源追究声中对王安石与新法的检讨 3
第二讲 政争与和议论争中王安石政治声望的升降（上）：从崇元祐到斥伊洛 39
第三讲 政争与和议论争中王安石政治声望的升降（中）：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 71
第四讲 政争与和议论争中王安石政治声望的升降（下）：王安石声望的复降 107
一编参考书目 147
第二编　南宋中晚期王安石政治声望的消落
第五讲 权臣相继柄政的影响 155
第六讲 王学与程学的消长（一）：程学的社会基础较王学为宽广 195
第七讲 王学与程学的消长（二）：程学后继者对王安石改革理想的吸收 233
第八讲 王学与程学的消长（三）：程学后继者对王安石经说的吸收与拒斥 265
第九讲 王学与程学的消长（四）：政治事件、从祀制度与科举考试 297
第十讲 朝野评论中对王安石不同面向的分辨 339
第二编参考书目 392
第三编　南宋晚期王安石谶言的盛传
第十一讲 兴起与盛传（上）：国运谶言中的“丙午、丁未”之说 401
第十二讲 兴起与盛传（下）：端平以后诗中的天津桥与杜鹃啼 427
第十三讲 传向社会基层：话本《拗相公》与《宣和遗事》的共同主题与意义——兼论王六大夫所讲的《复华篇》 453
第十四讲 《拗相公》创作年代的再思考 491
第十五讲 《宣和遗事》创作年代的再思考 521
第三编参考书目 563
梁庚尧，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祖籍广东新会，1948年生于广州，1956年定居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博士。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至2013年退休，现为该系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以宋史为中心，亦涉及唐宋社会经济史、宋元教育文化史等。
一讲国祸根源追究声中对王安石与新法的检讨
经历了从绍圣到宣和以“绍述”为名的一连串事件，接着而来的是靖康之祸，宋室南迁。对于这一场国家的巨大变故，人们从政治上追究责任，首先就是归咎于蔡京所倡言的“丰亨豫大”“惟王不会”，认为他不知居安思危，引导宋徽宗奢侈挥霍，既浪费了国家的财富，也横敛于民，造成民怨，失去民心。更进一步则将横敛于民的责任上溯绍圣以来所标榜的“绍述”，进而上溯至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之下所推行的新政，特别是与理财有关的几项新法。由于不满于蔡京助长国家财富的挥霍，所以从北宋末年以来，对于“丰亨豫大”“惟王不会”的解释也就有了改变。这样的改变，首先见于“惟王不会”一词。自宋徽宗崇宁至政和年间蔡京依据经籍，先后提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怂恿徽宗过奢侈挥霍的生活。“丰亨”“豫大”均出自《易》，蔡京选择性地据经文及汉、唐注疏，将“丰亨豫大”曲解为圣人顺其性而动，则其志大行，志行之后，作乐崇德，以殷盛之礼，祭祀天地，配以祖考。蔡京并将此词献于徽宗，为之找到了以礼乐祭祀为名来挥霍国家丰盛财物的依据。“惟王不会”则出自《周礼》，蔡京据书中诸如“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世子之膳禽不会”等句，简化为“惟王不会”，在徽宗挥霍时，未尝告之以财用不足，同样是选择性地引用经文“惟王不会”，曲解为可以不顾国家财政的虚耗而任意挥霍。
针对蔡京的说法，重新来解释“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两词，首先见于杨时对“惟王不会”的解释。杨时早在崇宁三、四年（1104—1105）年间任荆州教官（江陵府学教授）时，已经对有人以“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来解释《周礼》所讲的“凡用皆会，唯王及后不会”，有所辩解：
有司之不能制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职，冢宰任之，王恣其费用，有司虽不会，冢宰得以九式论于王矣。故王、后不会，非荡然无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义，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杨时《龟山集》卷十《荆州所闻》）
他显然是在强调，在冢宰控制之下，王、后仍然会节制自己的开支。这时蔡京应该已经提出了“惟王不会”一词，来合理化自己的作为，杨时的解释应该就是针对蔡京而发的。到靖康元年（1126），国家已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杨时侍读经筵，在对宋钦宗讲解《论语》“道千乘之国”章时，再度重申他在崇宁三、四年间的解释，只是清楚地表示其用意在于以制度来达到“均节”的目的，既能有礼，又不害人，从而指出崇宁以来，“污吏持‘不会’之说以济其奸，私窃横敛而莫之禁，故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尚何爱人之有”（《龟山集》卷五《经筵讲义》）。宋室南渡之后，他在绍兴二年（1132）回复胡安国请教政事先后缓急的信中，认为当今政事，以理财为先，又再次借他上述“冢宰得以九式论之”的说法，来说明他在经筵中已经提到过的所谓理财，“非尽笼天下之利而有之也”，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各当于义之谓也”（《龟山集》卷二十《答胡康侯 · 其八》）。此后，南宋时期对于“惟王不会”一词的解释，尽管未尽同于杨时，但大致上都从节用的观点来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