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随意性的永久化
在这本书中，我基于许多关于两性关系的研究成果，明确、支持并修正了我从前对同一主题的分析。本书对性秩序的（观察到的或希望的）永久性及变化问题提出了明确质疑，而这个问题也总是被大部分分析者（和我的批评者）不厌其烦地提到。也正是引入并规定这种天真的并天真地带有规范性的取舍，才导致不顾明显事实，把性结构以及性结构借以被认识的模式的相对稳定性的证明，看作一种否定和谴责妇女状况变化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应该受谴责的,并立刻受到了谴责，它是虚假的,并立刻遭到了对这种状况的所有变化之强调的驳斥。
对这个问题，也应该以另一个问题来予以反对，后者在科学上更恰当，并且在我看来，无疑在政治上也更急迫：如果肯定这一点，即两性关系不像这种肤浅的观察让人以为的那样变化很大，而且为对于一个保存特别好的男性中心社会（比如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能够看到的卡比利亚社会）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认识，8提供了若干工具，帮助理解这些关系在当代经济最发达的一些社会中的状况的某些掩盖得最好的特征，那么应当考虑，为性别划分结构和为相应观念原则的相对非历史化和永久化负责的历史机制是什么。用这些术语提出问题，标志着在认识范畴内的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可能是在行动范畴内的一种决定性进步的根源。在历史中表现为永恒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永久化作用的产物，这种永久化作用由（互相联系的）机制如家庭、教会、国家、学校承担，但在另一个范畴内，则由体育运动和新闻业承担（这些抽象的概念是复杂机制的简单速记名称，应在每种情况下分别分析这些概念的历史特性），从而把自然主义的和本质主义的观念从这些机制中抽取出的两性关系重新纳入历史，进而归还给历史——而不是如有人想让我说的那样，试图终止历史并剥夺妇女历史行动者的角色。
一项动员事业应该首先以反对这些非历史化的历史力量为导向，这项事业力求通过遏制历史的遏制机制，让历史重新发挥作用。这种特有的政治动员，为妇女提供了一种集体反抗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行动是以司法的和政治的改革为方向的。因此这种动员既反对所有关于两性差别的（生物学主义的和心理分析的）本质主义观念所鼓励的服从，也反对被归于个人行为或某些女权主义女理论家所主张的那些总是重复的不着边际的“偶然事件”：那些与强大的日常陈规决裂的事件，9如同朱迪丝·巴特勒青睐的“滑稽表演”一样，无疑要求太多，而成果过于微薄，过于不确定。
要求妇女投入一项政治行动，并非要求她们与团结一致和互相支持的小集团的内倾反抗的诱惑决裂——无论这些小集团在家庭、工厂或办公室的日常斗争的成败中多么必要，都不像人们可能以为的或担心的那样，能够促使她们不经斗争就归附政治斗争的普通形式和规则，冒险加入并淹没在与她们自身的忧虑和利益无关的陌生运动中——而只是希望她们懂得参与到社会运动当中并依靠具有反抗性特征的组织，致力于创造并规定集体的组织和行动形式，尤其是具有象征性的有效工具，这些工具能够动摇促使她们的服从永久化的制度，而她们与同性恋者都是象征区别的特别目标之一。
文摘②
前言
前言对我乐于向之表达谢意的人，我不大清楚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是否会给他们带来有益或有害的影响，因此，我仅在这里对给我提供证据、材料、科学参考及意见的他们，特别是她们，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时，我希望，这项工作，尤其是工作的成果，无愧于他们或她们对此抱有的信任和期待。
11无疑，如果我不曾被我的研究的整个逻辑性吸引至此，我不会接受一个如此艰深的课题的挑战。事实上，我不断地在这个可以被称作信念的悖论（paradoxe de la doxa)的东西面前感到惊异：世界的本来秩序，连同它就本义或转义而言独一无二的、被禁止的意义，它的责任和制约，大体上是受到尊重的，其中并不存在很多违背或颠覆、不法行为和“疯狂”（只要想想巴士底广场或协和广场上五分钟的汽车通行意味着成千上万的意向——或意愿——不同寻常的协调就够了）。或者，更令人奇怪的是，法定的秩序，连同它的统治关系，它的权利和破格优待，它的特权和不公正，除了在几次历史事件中之外，能够如此轻易地永久延续下去，而最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可能常常作为可接受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出现。我也总是在男性统治及其得到承认和接受的方式中，12看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服从的典型例子。此种服从是我称为“象征暴力”即温柔的、其受害者本身不易觉察的、看不见的暴力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暴力是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来实施的，这些象征途径不仅包括交流、认识，更确切地说，还包括不承认、承认，甚至情感。因此，这种非同寻常的寻常社会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让我们得以把握以一个既为统治者又为被统治者所认识和承认的象征原则的名义实施的统治的逻辑，把握一种语言（或一种发音），一种生活风格（或一种思考、谈话和行为的方式），以及，更普遍地说，一种区分的属性，即标志或烙印——从象征意义来看，最有效的属性就是完全随意、不十分重要的身体属性，即肤色。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这些方面，首先应该做的是恢复信念的矛盾特征。为此，应该对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采取人类学家的视角，这个视角既赋予我们（没有）认识到的男女之间的差别原则以随意的、偶然的特征，又同时赋予它社会逻辑必要性。当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意欲悬置她巧妙地称之为“统治的催眠权力”的东西时，她用一种人种学的类比将自己武装起来，并依照发生论的观点，将妇女的隔离与一种古老社会的仪式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避免地把社会看成一个共谋的地点，它吞噬了我们中的许多人在个人生活中有理由尊重的兄弟，强迫他充当一个巨人般的男性，有雷鸣般的声音、强有力的拳头，他以一种幼稚的方式，用粉笔在地上写下符号，13人类就是在这些神秘的分界线中变得固定、刻板、隔绝和不自然的。在这些地方，男人像野人一样用金子装扮自己，涂上朱红色，插上羽毛。他举行神秘的仪式，享受有权力和统治之嫌疑的乐趣；而我们，‘他的’妻子们，被囚禁在家庭之中，不许加入他的社会以及组成该社会的众多社会中的任何一个。”V.Woolf,Trois guinées,trad.V.Forrester,Paris,ditions des Femmes,1977,p200. “神秘的分界线” “神秘的仪式”：这种言语——祝圣仪式即一种新生的原则所产生的神秘变形和象征转变的言语——有助于指引研究趋向一种能够领会男性统治特有的象征维度的方法。
因此，应该要求关于象征财产经济的唯物主义分析想办法摆脱在“物质”与“精神”或“观念”之间实行的代价过高的取舍（这种取舍今天仍通过所谓“唯物主义”研究和所谓“象征性”研究的对立存留下来，前一种研究通过生产条件揭示性别之间的不对等，后一种研究通常是引人注目的，但也是不全面的）。从前，只有对人种学的一种极为特定的运用才可以实现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的计划，科学地把严格意义上的神秘活动客观化，我们所认识到的性别划分就是这种神秘活动的产物，换句话说，这种运用可以将对一个一贯按照男性中心的原则（卡比利亚传统）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客观分析，看成对我们的无意识的一种客观考古学，也就是说，看成一种真正的社会分析的工具。为了证明我的意图不是最近转变的结果，请参照我很久以前的一本书的相关内容，我在书中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把人种学用在世界的性别划分上，它就能“变成社会分析的一种特别有力的形式”(P.Bourdieu,Le Sens pratique,Paris,ditions de Minuit,1980,p246247)。
14这种借助外来传统的迂回策略，对于打破将我们与我们自己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骗人的熟悉关系是必不可少的。生物学表象与生物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生物学化长期共同作用在身体和头脑中所产生的相当真实的作用相结合，以颠覆因果关系，并致使一种自然化的社会构造（作为性别习性的“性”）表现为随意划分的本质依据，这种随意划分是现实和现实的表象的根源，有时甚至被强加给研究本身。因此，心理学家重新采用普遍的性別观念并不罕见，这种观念认为性别是截然分开的整体，没有交叉。这种观念没有看到男性能力和女性能力分配之间的重叠程度，没有看到在不同领域（从两性的外貌到两性的智力）观察到的差别之间的（数量）差异。更严重的是，在构造和描述他们的对象时，他们屡次为纳入日常言语的观念与区分原则所左右，要么努力衡量言语中提到的差别——比如男人会更“富于侵犯性”，女人会更“胆小怕事”这个事实——要么使用普通的却充满价值判断的词语描述这些差别。
但是，这种对人种学的几近分析式的运用——通过将社会秩序中看起来最自然的东西即性别之间的区分历史化——剥夺了此种划分的自然性。15它通过阐明稳定性和不变量——其社会分析有效性的根源——并进而认可两性关系的一种保守表象，使“不朽的女性”神话凝聚的这种保守表象延续下去，这难道不会有风险？在这里，还需面对一个新的悖论，这个悖论强迫我们在涉及“女性历史”这类研究对象时，对所采用的方法进行彻底的革命：超越女性状况的一切可见变化、表现在性别之间的统治关系之中的不变量，难道不会迫使我们将历史机制和制度作为得天独厚的对象，而这些历史机制和制度在历史的进程中，却又不断地从历史中争得这些不变量？
这种认识上的革命在实践中，尤其在用于改变性别之间的物质和象征力量关系的当前状况的策略观念中，不会不起作用。如果这种统治关系的永久性原则，事实上或即使从主要方面来看，确实并不存在于其最明显的使用地点，也就是不存在于某种女性主义话语所关注的家庭单位之中，而是存在于某些类似学校或国家的机构之中，而这些机构是在最隐秘的空间中发挥作用的统治原则建立和推行的地点，那么这就是一个向女权主义斗争开放的、影响巨大的场(champ),因此，在反对统治形式的所有政治斗争中，女权主义斗争注定占据一个原始的和公认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