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Viviane Green所讲，本书基于关系的个体情绪发展观为之后的心智化领域发展铺平了道路。本书包含一种深刻的发展性视角，启发了一群对相关领域感兴趣的成人和儿童临床工作者。本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在一部分中，作者通过不同的透镜仔细观察情感生活的发展，每一个镜头都凸显出人类心理发展和心智功能的某一特定侧面；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侧重于精神层面，即个体的主观经验在治疗关系领域内所呈现出来的独特体验。

前言　情绪发展：生物学与临床视角的整合
一部分
一章　人类的无意识：右脑的发育及其在早期情绪生活中的作用
第二章　记忆、遗忘和直觉：神经—精神分析的视角
第三章　依恋、实际经历和心理表征
第四章　人际理解机制：交汇于发展中的遗传与依恋理论
第二部分
第五章　与父母和婴儿的心理治疗工作
第六章　幻想作为创伤体验的心理组织者
第七章　反移情、性虐待以及作为一个新的发展性客体的治疗师
第八章　里奥：一例选择性缄默男孩的分析性治疗
第九章　青少年：发展与治疗
第十章　一例成人分析中的发展性思考

薇薇安·格林（Viviane Green）
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儿童青少年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硕士课程主任；英国儿童精神分析协会培训委员会副主席；英国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前培训部主任；英国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及英国心理治疗学会儿童心理治疗培训督导师。
王觅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澳门大学心理辅导中心高级心理辅导主任，事务主管；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
曾林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人员，注册系统注册心理师，担任“中英精神分析取向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培训项目”、“欧洲精神分析联盟基本精神分析概念研讨项目”的翻译工作。
王倩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精神分析师、直接会员，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委员会顾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在中国》杂志副主编，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常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国合基地主任。

第 一 章
人类的无意识：右脑的发育及其
在早期情绪生活中的作用
艾伦·绍尔（Allan N. Schore）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和生物学领域不约而同地关注情绪过程在人类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的确，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正在揭示发展过程本身的一些基本心理生物机制。依托依恋理论，当代发展心理学正聚焦于人生初几年的适应性社会情绪功能的早期发生学。“交互性”是我们对发展的新理解，它意味着日益成熟的有机体与不断变化的环境之间的持续对话。这种对话植根于母婴关系，而母婴互动中被交换的东西就叫作情感。这一高效的情感交换系统是完全“非言语”的，并将持续一生，在日后亲密关系的情感交流中以直觉的体验呈现出来。离开这一情感互动关系就无法理解人类发展。的确，现在看来，体验、交流和调节情绪的能力的发展可能是人类婴儿的核心任务。
与此同时，发展神经生物学正在探寻与社会情感信息的加工过程相关的大脑结构。的确，我们认为“对发展的好描述可能是精心地观赏大脑本身的自组织运行”（Cicchetti & Tucker，1994：544）。大脑是自组织系统，对此我们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对于“发育中的大脑的自组织是发生在与另一个自我、另一个大脑的关系脉络中”（Schore，1996：60）这一事实，我们就没有那么重视了。这是婴儿发育中的大脑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并被情感交流和心理生物相互作用所调节。实际上当今的神经生物学指的是“对人类大脑的社会建构”。
整合心理学与生物学视角的新模式将大脑系统的组织看作是以下交互作用的产物：（1）基因编码的程序，以形成结构与结构之间的连接；（2）环境的影响（Fox et al., 1994）。社会环境的影响会印刻在早期大脑生长突增期成熟的生物结构之中，因而拥有持续的心理效果。人类大脑的生长突增过程始于妊娠期的后3个月，至少有5/6发生在出生后，并一直持续到18—24个月（Dobbing & Sands，1973）。
此外，大脑皮层DNA的复制在出生后的一年中增长迅猛，互动的体验直接影响着控制大脑发育的遗传系统（见Schore，1994，2001 a，b）。现在我们知道，神经元结构的遗传特异性并不足以支撑起神经系统的全部功能，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也强有力地影响着大脑结构。这一概念美地契合了安娜·弗洛伊德（1965）提出的概念，即心理结构是两方面连续互动的结果，一方面是婴儿生物遗传所决定的发育成熟的顺序，另一方面则是体验与环境的影响。
因而，新的模型是这样的：发展就是对遗传潜能的体验式塑造，遗传密码的“先天”结构系统需要特定形式的环境来启动。正如Cicchetti和Tucker所言：
传统的假设是环境仅仅决定了发展的一小部分心理现象，诸如记忆和习?等，而大脑解剖学意义上的成熟有赖于固有的个体发生学上的进程。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环境体验对于大脑组织的分化本身是至关重要的，先天的可能性只有在后天的帮助下才能得以实现。
（Cicchetti & Tucker，1994：538）
Sander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婴儿大脑的遗传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婴儿对其特殊养育环境的体验和活动有所增大或者优化？”（Sander，2000：8）更有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婴儿神经系统的成熟与照料者的母性灌注之间的交互影响可以形成生物学意义上有所区别的大脑。”（Connelly & Prechtl，1981：212）这种关键性的“母性灌注”在与婴儿一同创造出来的依恋关系中，通过母亲的情感调节功能传达出来。孩子依恋发展的结果因此就成为儿童遗传编码的生物学（气质性）倾向与特定照料者的情感关系环境共同的产物。
的确，神经生物学现已证实了婴儿大脑就是“被设计成由它所处的环境塑造”的（Thomas et al., 1997：209）。新的情绪发展的心理神经生物学概念据此建构了早期社会情感体验如何影响生物学结构的成熟，而这反过来又如何组织了更为复杂的自发性功能。这一整合视角由“依赖于体验的”成熟这个概念传达出来。在人生的初两年里，调节大脑组织的“依赖于体验的”系统成熟所要求的体验，是特指植根于情感调节的母婴依恋关系中的社会情感交流。
这种促进发育的环境会促成更为复杂的情感调节能力的出现，以及从外部调节到内部调节的转换。因而，“情绪初是由他人调节的，但在早期发育的过程中，作为神经生理发育的结果，它变得越来越能够自我调节了”（Thompson，1990：371）。大量的实验和临床工作发现，情感的成熟、更复杂的交流出现代表了人类生活初一年的核心目标，获得情感的自我调节这一关键性适应能力是人生一年的主要发展成果。
更具体一点来说，我引用的大量神经科学的新发现显示，情感调节的依恋体验特别会影响到右脑的早期发育调节系统中的依赖于体验的成熟（Schore，1994，1996，1997a，1998d，1999b，1999d，2000b，d，2001a，b，c，d，e，待出版a，b，c，d）。正如鲍尔比（1969）所推断的那样，这些早期的人际情感体验对边缘系统的早期组织具有重要影响，这一脑区不仅是情绪加工的特定区域，也是负责组织新的学习、对快速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能力的区域（Mesulam，1998）。边缘系统扩展到非言语的右半球，而这一区域主管的是情绪当中非意识觉知的生理和认知成分的加工，并参与情感的交流（Blonder et al., 1991； Spence et al., 1996； Wexler et al., 1992）。当前我们认为“左半球调控大多数言语行为，而右半球主管更广泛的交流”（Van Lancker & Cummings，1999：95）。
右半球在出生后一年半的时间内处于生长突增期（见图1.1），直到3岁都非常显著（Chiron et al., 1997）。对婴儿的新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脑容量在初两年内快速增加，正常成人的脑外观在2岁时已经显露出来了，有主要的纤维束在3岁时都可辨认，2岁以下的婴儿右侧脑容量大于左侧（Matsuzawa et al., 2001）。
在过去30年中，精神分析对无意识心理的科学研究（Brenner，1980），一直对右侧大脑所调节的无意识过程感兴趣，或者如Ornstein（1997）所称的“右侧心智”（Schore，1997c， 1999a，d）。新近对发展精神分析和依恋理论的实验和临床研究，都集中在人类早期生活的情感功能这一核心当中，这一部分知识已被吸收到临床精神分析中，而临床精神分析现已“锚定在发展心理学和依恋与情感生物学的科学基础上了”（Cooper，1987：83）。这一进展与“大脑的十年”平行发展，诸多情感与社会神经科学的研究，描绘了右脑单侧性的结构系统是如何调节被发展精神分析所定义的非意识社会情感功能。以上就是我所提出的模型，即依恋的体验影响右脑的成熟（Schore，2000b），以及右脑的自组织与情绪发展的神经生物学之间的联系（Schore，2000a）。
我的一系列文章均提到对人类无意识心理的早期结构发展的研究，即发展神经精神分析，将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早期依恋的体验如何对人的一生中情绪发展的轨迹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Schore，1994，1997b，c，1999a，d，2000a，b，d，2001a，b，c， 待出版a，b，d）。在近的一篇神经精神分析文章中，我主张右脑实际上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动力性无意识的神经生物学基础（Schore，待出版a）。有关右脑结构的发育成熟如何被依恋关系所直接影响的知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无意识的内容，还包括其来源、动力以及结构。
当前从认知心理学到情感心理学范式的转变，从仅仅研究心理状态到心理/大脑/身体的状态，从言语的左脑之中意识的言语加工到情感的右脑之中的非意识加工，当今的这些研究趋势都与发展精神分析有关。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得知：
婴儿初的禀赋—早期与母亲协调的互动将形成一个基础核心，它包含了有之后功能的定向趋势。
（Weil，1985：337）
当今心理神经生物学的模型认为，无意识的核心是心理生物学意义上的情感核心（Schore，1994）。
Emde（1983）在一篇精神分析的文章中提到，原初自我初的、核心的整合式结构是开始显露出的“情感核心”，这一概念呼应了Joseph（1992）的一篇神经科学文章，他将无意识的“儿童式核心”定位于右脑和边缘系统，它维持着自我意象，以及有相关的、童年时期形成的情感、认知和记忆。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知道足够多的关于人类无意识的右脑单侧性生物基础了，我们现在需要超越关于情绪发展的单一心理学理论。
因此在这一章里，我将展示当前对婴儿社会—情感发展的心理学研究综述，以及对早期发育中的右脑之成熟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我将聚焦于对人类情绪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婴儿早期事件之结构—功能关系：在人生一年当中，主要照料者与婴儿之间相互调节的情感交流，即依恋的纽带是如何组织的。这些体验在快满2岁时达到峰值，大脑右半球的调节系统发育成熟了。之后，我还将讨论更为复杂的情绪发展—右侧大脑的持续性发育成熟与一生当中不断扩展的无意识右侧心智之间的关系。
贯穿始终的是我谨记温尼科特的格言，临床的相遇永远是相互的体验：
为了使用互相之间的体验，我们须刻骨铭记这些理论：儿童的情绪发展以及儿童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Winnicott，1971：3）
还有Watt近发表在《神经精神分析》（Neuropsychoanalysis）杂志上有关“（神经）发育”本质的观点：
从很多方面而言，这都是神经科学的伟大前沿，我们的有理论都将臣服于核苷酸试验这一强劲的迷幻剂，我猜人们将会发现很多的欠缺。显然，情感过程，特别是变幻无常的依恋是神经发展的根本驱动力（这是发展之所以能够发生的背景环境，而单单靠它自己系统是无法发展的）。
（Watt，2000： 191）
作为双向情感交流的依恋过程
从出生开始，婴儿就调动起自己日益扩展的适应能力，与社会环境展开互动。在早的原始依恋体验中，婴儿使用的是日益成熟的运动和不断发展的感觉能力，特别是嗅觉、味觉和触觉。但到2个月大的时候，其社会和情感能力出现了一次飞跃。现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显示，婴儿大脑正常发育的里程碑出现在8周左右（Yamada et al., 2000）。这时新陈代谢的快速变化出现在婴儿的原始视觉皮层区，反映出枕叶皮层的突触连接被视觉体验所修改的关键期开始了。母亲的面孔是发育中的婴儿视觉—情感信息的初来源。
正是在这一时刻，发生在人类游戏原始体验中的面对面互动次出现了，这种互动：
出现在大约2个月大的时候，这是高度唤醒的、饱含情感的、短暂的人际交流，将婴儿暴露在高水平的认知和社会信息之中。为了调节这种正向的高度唤醒，母亲和婴儿会在滞后的刹那使他们的情感行为的强度达到同步。
（Feldman et al., 1999：223）
这些“情感同步”的二人体验出现在正向的社会游戏的一次表达中，被Trevarthen（1993）称为“原初的主体间性”，在这个时候，其模式是婴儿启动—母亲跟随的顺序。这种高度组织的、视听觉信号的对话是以毫秒级的速度传递的，并由游戏的每一方的注意状态和非注意状态的循环往复所组成。在这个沟通的矩阵中，双方会同步匹配他们的状态，然后同时调整他们的社会注意和刺激，并被对方的回应所加速唤醒（见图1.2）。
在情感同步的时间段里，父母投入于直觉的、非意识的、面部的、声音的及姿势的前语言交流当中：
这些体验给小婴儿提供了大量的瞬间—常常是大约每分钟20次的父母—婴儿互动—此时的父母让自己随之反应、容易预测，并可被婴儿操控。
（Papousek et al., 1991： 110）
在这种“互相协调的选择性提示”的同步情境中，婴儿学习如何发出特定的社会性提示，妈妈就会做出回应，由此展现了“他人对自我回应的参与感，并伴随着自我对他人的理解”（Bergman， 1999：96）。这是关键性的行为，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基本的机会来练习生物节律的人际协同。按照Lester、Hoffman和Brazelton的说法“同步的发展是每一方学习对方的节奏之结构、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配合这种结构的结果”（Lester et al., 1985：24）
由于妈妈对婴儿情感状态之动态变化的心理生物同调，是以自发的非言语行为传达出来的，所以她的互动调节功能在每时每刻的表达也是发生在意识水平之下的。这种微调还在继续，紧随强烈欢乐的开口大笑这一“情感增强的时刻”，婴儿转移了视线，以便调节这个强烈情绪潜在的、缺乏组织的结果（见图1.3）。为了保持积极的情绪，妈妈直觉地得到了暗示，稍微向后退了一些来减弱刺激。紧随“在一起的时刻”之后，双方都脱离了彼此（D图），这提供了“开放的空间”，使得双方可以在一起，也可以在对方面前独自一人。这使得婴儿刚刚开始的自主调节能力得以组织起来。
在这个情感同步的相互调节过程中，视情况而决定自身反应的妈妈，越能够在社会互动的时刻依照婴儿来调节自己的行为水平，她就越能够在彼此脱离的时刻让婴儿安静地恢复；妈妈越能够注意到孩子再次启动的暗示、并再次加入进来，他们的互动就越能够同步。因此，同步的照料者通过调整模式、数量、灵活性、根据婴儿的实际整合能力来提供刺激启动和停止的时间点，这一切都在帮助婴儿进行信息加工。这些相互协调同步的互动对于婴儿健康的情绪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主体间性共振，情感同步以及互动修复
进一步来说，在视觉、听觉及姿势共同参与下的面对面同步互动之情感交流过程中，这个二人组合中的双方都会体验到一种状态的转换，他们从低唤起状态一起移动到能量增强的高唤起状态，从安静的觉察转换到积极强烈的情感状态。是怎样的二人心理生物机制在这些“相互调节的唤醒系统”中起作用呢？Sander（1991）用两个系统彼此协调一致的特性“共振”描述了母婴之间这种非常契合的互动情境。Trevarthen在描述这种母婴二人组情感交流的独特本质时，也指出了一种共振过程：
在……两个主体之间产生一致性的参数，使他们可以运用身体的表达共振或反映彼此的心智。这种动作模式可以是“被携带的”，他们的体验可以被登记和模仿，这些特点使诸如小婴儿与母亲之间发生的情感共情式的交流成为可能。
（Trevarthen，1993：126）
在物理学中，共振的性质就是和谐的震动，即一个共振系统通过对另一个共振系统的共振频率模式的匹配进行放大和增强的趋势。共振通常伴随有噪音，因此具有非线性动力学要素的特点：相对较小的输入振幅会引发惊人的反应，产生巨大的输出振幅（Schore，1997a， 2000c）。这个“较小的输入”就是母婴二人之间传递的其轻微却具有生物学重要性的面部和躯体信号，而这个“巨大的输出”反应就是双方强烈的情感状态。共振就是指这样的状况：个体或系统接收到一个频率为（或近似个体或系统的）自然震动的震动信号，结果是放大了其自然震动。Tomkins（1984）认为情感行为就是这样一个“模拟放大器”，无论什么启动了它，它都会全程放大。
换句话说，对积极状态的放大尤其会发生在情感同步的时刻，此时外部感官刺激的频率与有机体遗传编码的内在节律相一致。这些内在节律的行为表现是由婴儿的安静觉醒状态来传达的，在这种状态下，婴儿的眼睛是睁开的，做出“阳光灿烂的表情”。这是一种有兴趣的状态，反映出自主平衡和“调节均衡”的内在状态。为了充当婴儿状态的放大器，照料者须首先匹配婴儿对这种状态的韵律性表达，这被Stern（1983）称为时时刻刻的分享状态，先作为他者感同身受，然后动态地投入到状态的互补当中去，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回应从对方那里来的刺激。
共振式的互动模式呈现出婴儿发动—母亲跟随的顺序，这样的观察呼应了温尼科特（1971）的描述，即婴儿表现出的“自发姿态”是对萌芽中的“真实自我”的躯体—心灵表达，同步的母亲“将婴儿的自我还给了婴儿”。但《牛津字典》也将共振定义为一种被分享的感情或感觉。情感信息的传递由此在共振的情境中得到增强，共振节律的匹配现象和情感同步由此成为亲密二人组之情感状态交流大化的基础，这是共情的心理生物支撑。
再换句话说，当同步的二人组在依恋的交互过程中共同创造了共振的情境时，每一方内在状态的行为表达都被对方调节着，这导致了一方的输出与另一方的输入之间的配对耦合，以便形成更大的反馈配置，以及对双方积极状态的放大。婴儿研究者们指出，婴儿所表现出的欢愉是对妈妈欢乐、共情的同步行为的放大效果的回应，她以多种模式的感觉放大、共振了孩子的情绪。Stern（1985）描述了母亲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可以“使婴儿爆发式的进入到下一个积极兴奋的轨道中”，并激发出“富有活力的情绪”。
为了进入这种交流当中，母亲情感状态的增强和减弱须与婴儿内在唤醒状态相类似的增强和减弱达成共振。在这种同步的依恋互动过程中，母婴二人组共同创造了“互相调节的唤醒系统”。我们知道，由于唤醒水平与新陈代谢的能量变化有关，所以调节情感的照料者也同时调节了孩子的能量状态。众所周知，能量（状态）的改变是情感的为基本和主要的特质，当一个系统与“共振”频率合拍时，能量的传递达到大化，两个系统变得同步了（Schore， 1997a， 2000c）。因而这种充满能量的、情感增强的时刻带来一种赋予生命的感觉，由此增加了婴儿内部组织的复杂性和一致性。
在这个非言语情绪交流系统中，母亲和婴儿共同创造了这样一种情境，使得婴儿的内部情感状态可以向外表达出来。为了优化这种调节的情境，母亲须评估自己的反映功能，来调节自身内部信号、区分自身情感状态，同时也要调节那些可能引发婴儿过强的唤醒值、不理想的高水平刺激。因而，婴儿体验越来越高、加速回馈的情感的萌芽能力，在此时被放大了的、由心理生物同步的母亲在外部调节着，这有赖于她的能力来启动互动的情感交流机制，既启动她自己，也启动孩子。
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要的照料者并非总能同步：发展研究显示，这个二人组合常常出现不同步的时刻—即依恋纽带的破损。尽管短时的调节异常不会带来问题，但是长期的负面状态对婴儿有害。尽管婴儿拥有一些能力来调节低强度的负面情感状态，但是这些状态的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会逐步增加。孩子多长时间处于强烈的负面情感状态是心理病理倾向性的病因学的重要因素。父母对状态调节的积极参与，对于孩子能够从高唤醒的抗议或低唤醒的绝望这样的负面情感状态，转换到重新建立起正面情感状态至为关键，这把钥匙?是照料者对自身情感—特别是对负面情绪的监控和调节能力。
在这种重要的“打断与恢复”的调节模式（Beebe & Lachmann，1994）中，“足够好”的照料者会通过同步失调来诱发婴儿的应激反应，她会引发婴儿的负面情感状态，再重新建立自身的心理生物同步调节的时间模式。这种再次同步能够给母亲和婴儿带来安慰，因而二人共同经历了交换情感、认知和行为的应激状态。这一修复机制奠定了“互动恢复”现象的基础，照料者的参与恢复了二人的同步失调（Schore，1994，1996）。如果说依恋是对互动性同步的调节的话，那么应激（失调）就可定义为互动顺序的不同步，紧随其后的同步时刻就可让应激恢复，即再次调节。我们现在认为，负面体验之后再次体验正面情绪的过程至关重要，这可以使孩子学习到负面的东西是可容忍的、可耐受的，婴儿复原力的好代表就是孩子和父母从正面情绪到负面情绪、再到正面情绪的转换能力。在应激状态之下的复原力是依恋能力的基本指征。
在出生后的一年里，对互动游戏中正面情感状态以及互动恢复中的负面状态的唤醒调节，为婴儿与主要照料者之间形成的依恋纽带奠定了基础。依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促进同步，或在有机体的水平上调节生物行为系统，因而依恋可定义为在有机体之间调节生物同步（Wang，1997；Schore，2000a，b）。换一种说法就是，依恋是二人（互动）调节情绪（Sroufe，1996）。婴儿依恋着心理生物同步调节的主要照料者，她不仅可以让负面情绪小化，而且可以让出现正面情绪的机会大化。
这些数据强调了一个被很多情绪理论家忽视的基本原则：情感调节不仅仅是对负面情绪的抑制，也包括放大和强化正面情绪，这是形成更复杂的自我组织的要条件。依恋也不仅仅指在失调的体验、负面的应激状态之后重建安全感，它也是对正面情绪的互动放大，比如在游戏状态下。被主要照料者熟悉地、可预测地调节过的情感交流，不仅制造出安全感，而且创造出充满积极的好奇心，刺激出对新奇的社会情感与物理环境进行自我探索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