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撑的什么船：在君相博弈中逆水行舟

作者：陈华胜

ISBN:  978-7-308-16619-5

定价：42元

出版日期：2017年7月

上架建议：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D691.2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中国古代宰相的生存轨迹的归纳。中国的宰相制度始于秦朝，原是作为专制皇权的配套，汉兴后吸取秦亡教训，曾经有一段时间，宰相的地位可以制衡皇权，然而，这抹曙光终于在皇权与相权的争夺中最终被抹杀，一直到清末，废宰相而设议会，中国的宰相制度就这么从起点到终点，终点又到了起点，走了一个圆，始终没有能挑出君主专制制度的阴影。在本书中，我们不仅揭示了中国宰相从辉煌到没落的悲剧轨迹，更为解读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解释了中国何以生长不出来民主制度的原因。

作者介绍：

陈华胜，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杭州网总经理，传统历史文化作家。治史写史颇见功底，怀古论今行文自由，更有打破常规的开拓情怀。曾出版《大江东去——三国志随笔》、《玄奘取经西游记》、《故事并不轻松》、《独步江东——吴大帝孙权》、《一起去看宋朝的活色生香》等十余部作品，版权远销港台地区及日、韩等国。台湾著名评论家罗吉甫先生评价他：读书有间、论述有趣、下笔有神、推断有据，能够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

宣传语：

虽是万人之上

却是一人之下 

权力的围城内

只有一个主宰 

由中国宰相的命运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永远无法孕育出民主制度

目录

第一章 落幕: 中国最后的宰相

大清宣统三年的“一号文件”宣布将学习日本接轨世界，设立责任内阁，庆亲王奕劻被推上了内阁首相的位置，他能成为中国的伊藤博文吗？迎接他的是鲜花还是炸弹？

第二章 从一家之宰到一国之相

沿袭两千多年的宰相称谓竟然发轫于厨子、屠夫、司仪这样的贵族家奴。秦灭六国，化家为国，所有的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家变成了国家，于是他家里的“宰”也就跟着升格成了这个国家的总管。

第三章 萧何丞相的顶层设计遭遇尴尬

萧何的相府中有一座大殿称“朝会殿”，百官议事不去皇帝的宫中而是来他的相府，称为“黄阁议事”。皇帝要想参与，对不起，请屈尊到相国府来。萧何的这套顶层制度设计几乎可以与古希腊、古罗马的议会政治、元老院政治相媲美，基本已经可以视作民主的范本。

第四章 谁动了宰相的奶酪

雄才大略又精力充沛的汉武帝对萧何那套“总经理负责制”很感冒，他的一系列做法就是为了侵夺宰相的职权，把西汉这个“股份制公司”改造成刘家的“独资公司”。

第五章 两个丞相的样本分析

诸葛亮为啥称“贤相”而曹操为啥叫“奸相”？忠奸之分，谁说了算？曹操与诸葛亮其实只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曹操老犯头痛病，谁知道诸葛亮也有一桩心病。

第六章 王与马，共天下

知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这样的时代，几大家族可以与皇帝平起平坐。晋朝的皇权衰弱真是因为它得位不正酿下的“原罪”吗？而与贵族世家共治天下的门阀政治难道就一无是处吗？

第七章 宰相也有个委员会

隋唐的宰相有一帮人，这一帮人构成一个宰相委员会。皇帝的敕命一定要经过宰相们集体开会通过才能真正算是政府的命令。没有宰相们的同意，皇帝连任免一个官员都不可以，当然了，除了卖官鬻爵的“斜封官”。后来，斜封官太多，连办公的地方都坐不下了。

第八章 宰相须用读书人

在宋朝18位皇帝中有8个皇帝没有亲生儿子继承大统，但宋朝却始终没有出现大的内生政治危机，后妃干政、宦官擅权的现象也很少发生，溯其原因要归功于宋朝的政治文化。读书士子阶层的崛起，拉开了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为主体的文人政治的帷幕。大宋朝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君权与相权的分权制度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第九章 张居正不是真宰相

朱元璋立下《皇明祖训》:“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明朝不设宰相，那么，张居正怎么可能当宰相呢？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第十章 大清朝的权力脐带

范文程辅佐四世清主享尽荣华富贵，却在奉命祭告皇太极陵寝时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任是旁人拉他都拉不起来，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是心里有多大的委屈？大清朝的宰相为什么诚惶诚恐成了完完全全的奴仆？历史走完了从萧何开始的一个大大的循环，而终于没有走上西方民主和议会政治的道路。

《宰相撑的什么船：在君相博弈中逆水行舟》精彩试读

第十章  大清朝的权力脐带

范文程辅佐四世清主享尽荣华富贵，却在奉命祭告皇太极陵寝时痛哭流涕不能自己，任是旁人拉他都拉不起来，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是心里有多大的委屈？大清朝的宰相为什么诚惶诚恐成了完完全全的奴仆？历史走完了从萧何开始的一个大大的循环，而终于没有走上西方民主和议会政治的道路。

一

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辅佐四世清主的宰辅大学士范文程逝世了，终年70岁。在此之前的康熙二年，范文程曾奉命去祭告太宗皇太极的陵寝，这位老人趴在故主的坟前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任是旁人拉他都拉不起来。

事实上，作为清朝的开国元勋，后代的皇帝都对他优裕有加，顺治帝亲自派画师到他家里去画了他的画像挂在皇宫不时观看；他死后，康熙帝也悲痛不已，亲自动笔为其撰写祭文，赐葬于怀柔县之红螺山，立碑以纪其功绩。几十年后，康熙对这位大清朝的开国元勋还念念不忘，亲笔书写了“元辅高风”四个字，送去作为范文程祠堂的横额。

那么，范文程在皇太极陵前趴在地上悲伤痛哭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是感怀故主知遇之恩？是自知自己天年已尽？还是心里有什么大的委屈呢？

范文程是汉人，据说，他的17代祖先为宋朝宰相范仲淹。作为宰相的范仲淹，远没有作为文学家的名声响亮，他的那篇《岳阳楼记》、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传诵千古广为人知，而作为宰相的功业倒少有人知晓。其实，范仲淹还是一个不错的宰相，他主持的“庆历新政”也算是宋朝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变法图强运动。他还在家乡苏州搞过一场“共产主义实验”，由他出资购买田地让范氏族人合族居住、平均福利，称为“范氏义庄”。这种义庄的模式作为农村自治的样本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不过，范文程这一支显然是不在苏州义庄里的，他们是范仲淹在江西的后人。明朝初年，范文程的先祖从江西被贬谪去了关外的沈阳。但此后，他们家仍祖祖辈辈食明朝廷的俸禄，他的曾祖在明嘉靖时曾任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祖父范沈也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军分区副司令的级别。但虽说祖上做过宰相，但从范文程的父亲开始，范家已经跟官场无缘了。范文程21岁时还只是个县学的生员。命运并没有对这位名门之后特别垂青。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后金八旗军攻下抚顺，范文程主动跑去求见努尔哈赤，开始效力后金。

这在当时实在是个风险极大的选择。正统的观念历来重视华夷之辨，背叛本民族更是要被千夫所指。然而，汉人为异族所用，担纲异国宰辅的故事并不是从范文程开始的。五胡乱华时期氐族前秦的宰相王猛就是一位汉人，他与前秦主苻坚的君臣际会甚至被看作是诸葛亮与刘备君臣关系的翻版。

像王猛这样到异族那里施展抱负，在儒家的评价体系中却出人意外地得到了宽容。孔夫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当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君主无法施行仁政让人尽其才时，作为人才有选择的权力，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民间更有通俗的说法，叫:“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要使野无遗贤，“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唐太宗语)，当然是理想的状态。君主则又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宰相——使天下人尽其才，也是做宰相的职责。武则天读到骆宾王为叛军写的《讨武瞾檄》时，感叹宰相没有把这样的人才揽在帐下是宰相的失职，就是这个道理。为了把人才都控制、利用起来，从隋唐开始，中国发明了科举制度。这样，宰相选用人才就有了机制上的保证。然而，“楚材晋用”的事毕竟还是历朝都有，到了北宋，又有落第书生张元、吴昊叛逃西夏，做了西夏的宰相，加剧了宋帝国的西北边境之患。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价此事说:“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惫，职此二人为之也。”

如此看来，范文程投身大清龙兴的事业也就用不着背负多少的道德包袱，哪为何还要痛哭流涕，伏地不起呢？范学士到底受了多大的委屈呢？

在异族的饭碗里吃饭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异族的“宰相”当然也就更加如履薄冰。

都以为范文程生前风光、死后哀荣，虽不如诸葛之遇玄德，总也可比王猛、张元、吴昊诸人，但其实，范文程个中的感怀，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史书也透露了他与多尔衮关系不睦的讯息。但他与多尔衮之间的恩怨并不起于多尔衮权倾朝野、有威逼幼主寡母之势时，范文程并不是一个铁骨铮铮的耿介之士，不会去与多尔衮正面冲突、鸡蛋石头碰。他们两人的梁子实在是早就结下的。

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三月，皇太极知悉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离城远驻，又私自派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以至于明朝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的事后勃然大怒。皇太极派人去调查，其中就有内院大学士范文程。范文程等传达了皇太极的谕令后，多尔衮等人承认罪过。范文程便向皇太极如实汇报了调查结果，皇太极更为恼怒，谕令多尔衮等自议其罪——自议其罪，确实是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惩罚，自议的结果是: 多尔衮自议死罪，王子豪格也上奏死罪。这样的自议结果当然是偏重的，你可以理解为他们反省深刻、认罪态度好，但也不排除里面包含着某种怨气的成分，尤其是以多尔衮、豪格这样戾气性格的人而言。那么怨谁呢？皇太极当然不敢怨，迁怒于范文程之心总还是有的。范文程等将此情奏报，皇太极予以宽减，降多尔衮、豪格为郡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第二天，多尔衮等人都到议政衙门，皇太极又让范文程做了一回恶人，让他将多尔衮、豪格等人尽数逐出议政衙门。这样一来，一个异族的谋臣就得罪了一大批满族的权贵。

报复的机会马上来了。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诸王贝勒大臣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为帝，改元顺治，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顺治继位后，八旗贵族内部各派的争斗仍在进行。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礼亲王代善的儿子）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却将他们的阴谋告发给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而范文程原是正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故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欺负范文程，抢夺了范文程的妻子。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实在是令人冲冠一怒的奇耻大辱。然而，范文程身在清营，他怒得起来吗？后来，总算是其他的满族权贵看不过去了，替他出头仗义执言，经过一番周折，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归还范文程妻子，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十五个牛录。

范文程继故主被戮后又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虽然化险为夷，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他与多尔衮兄弟俩的怨结看来是难以化解了。

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主中原以后，权势急剧膨胀，初晋叔父摄政王，再升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竟当上了皇父摄政王，大有取代福临帝位之势。范文程蒙受皇太极特恩殊宠，知恩图报，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但此时，见朝政日变，多尔衮权大逼帝，同僚刚林等人都背主转附多尔衮，福临之位岌岌可危，不禁心中郁闷。眼前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避免加害，就得离弃幼君投靠多尔衮；要想保持气节，忠贞不渝，就要开罪皇父摄政王，身家性命难保。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最后，范文程决定托疾家居。此情当然又引起多尔衮的不满。因此，尽管范文程于开国定制大有贡献，威望甚高，从顺治元年起就名列大学士之首，但摄政王对刚林等三位大学士更为信用，范文程逐渐被排除于议政之外。

倒也正是他这种超然的态度和靠边站的地位，使得范文程没有在多尔衮倒台后受到牵连。几番大起大落，政治的风谲云诡统统尝遍，范文程会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这是不是他在皇太极陵前痛哭流涕难以自已的原因呢？

二

清承明制，也没有设宰相。清人入关之前，决定国家大事的是带有部落民主议事遗风的“王大臣议政会议”。在这样的议政会议上，像范文程那样的汉族大臣当然是没有表决权的，清太宗皇太极

而最多只是作为参谋的角色发表自己的意见。

到了皇太极继承汗位后，范文程才被提拔重用。当时，范文程只是一个小小的章京，但皇太极对他的倚重却非同一般，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每遇军国大事，都要与之商量。每议政时，皇太极都要问:“范章京知否？”大臣们遇到棘手的事情，皇太极便会建议:“何不与范章京议之？”甚至范文程因病告假，许多事情也要等他痊愈后裁决。

对于一个汉族知识分子的倚重，皇太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范文程也确实为大清国的开国洪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范文程升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开始的时候，皇太极对范文程起草的敕书还要过目审阅，到后来，便不再详审以示完全放心。

而就在同一年，另一个与范文程一样为大清国开国立下显著功勋的汉族大臣宁完我却被罢黜了，丢了二等甲喇章京的职务，丢了田庄与奴仆，又回到昔日的主人萨哈廉贝勒家为奴。

宁完我被罢黜的直接原因据说是因为他沉湎于喝酒和赌博。这是他多年养成的恶习，当然与一名朝廷命官所该具备的品行和操守不相符合。对此，皇太极曾多次加以申饬，但宁完我屡教不改，总是故态复萌。这是清国初年官方的解释。但事实上，宁完我的性格才是他遭罢黜的最根本原因。

这位与范文程一起最被看好“入阁拜相”的汉臣，性格却与范文程截然不同。在皇太极看来，范文程温和内敛、沉毅稳健；宁完我却急躁狂傲、孟浪轻率。他的进言也往往有一种直逼人主的尖锐，而这当然不能令皇太极欢喜。说到底，大清朝所需要的是唯命是从、百依百顺的奴仆，而不是有血有肉、有棱有角、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虽然是异族，大清朝的权力脐带居然与明太祖朱元璋一脉相承！

到了清军入关后，清政府也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内阁。内阁票拟批答都要上禀皇帝裁决，内阁的权力较明代已经小得多了。但清代的内阁大学士品秩很高，是正一品高官，清朝的内阁有满族大学士与汉族大学士各两名。清宫里的文华殿、武英殿就是当时内阁学士办公的地方。这时候因为天下尚未底定，正是用人之际，要收拢汉族人心，所以表面上看，还较平等。内阁事权虽轻，仍是中央的最高行政机构，对皇帝独裁多少有点限制。

清帝入关后，从顺治到康熙两代一直试图进一步削弱内阁权限。另外，到康熙朝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已逐渐减弱，因为要管理的国家事务已经不像在白水黑山间决定打不打仗那么简单了，担任议政王大臣的贵族世爵们不谙国务，却负有裁议之职责，不免有延误军政大事之处，于是，一个新的机构便酝酿而产生了。

据说，清朝皇帝的祖训是“黎明即起，万机待理，勤政爱民，事必躬亲，子子孙孙，不可忘乎！”所以，清朝的皇帝都比较勤政，清代诸帝都是独自批阅奏章的。康熙帝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康熙西巡日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平阳知府秦棠在回答康熙“一日可办多少件事”的问题时，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干，诡称“一日可办七八百件事”，被康熙抓住了把柄。康熙说:“朕临御四十余年，惟于吴三桂变乱时，一日尝办事至五百余件。然非亲自操笔批发，尚至午夜，始得休息。”所以，他以为秦棠骗人找错了对象。

“三藩之乱”时，康熙年仅18岁，精力充沛，当然可以事必躬亲，但到后来，事务越来越繁多，精力也越来越不济，所以康熙帝就在南书房组建自己的秘书处，挑选“才品兼优”的词臣充任其中官员。这些词臣一般都是翰林出身，但不分品级，从尚书到编修、检讨，都可入值。他们均为皇帝的亲信，被称为“南书房行走”。他们的职责除了陪伴皇帝赋诗填词、写字作画外，主要是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发布谕旨和处理机密奏章，故而南书房实际上是一个人数不定的非正式的御用机构。

南书房的出现使得部分的机密政事越过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直接由处于皇帝身边、便于皇帝控制的机构来处理，皇权因而得以大大加强，权力终于从内阁转到了南书房。

而南书房的设置又成了雍正朝军机处的雏形。雍正皇帝跟康熙一样勤政，也是亲拆奏折、亲阅亲批。尤其是各地直接送达的密折，他都用朱笔一一批阅，而且每折必从头至尾仔细阅读。少则二三十件，多则五六十件。这些密折，是在白天坐朝和延见群臣之外进行的，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在灯下批阅的。学者们估计，雍正在位13年中，最保守的看法，至少批发奏折22000余件，部本(京官奏章直接送内阁)、通本(地方官奏章经通政司转送内阁)19万余件。

雍正年间，有个叫陆生楠的汉人劝谏这位满族皇帝应该“无为而治”，不能事必躬亲，居然被“军前正法”！其实，陆生楠的言下之意是要求皇帝恢复宰相制度，这样的建议要是放在明朝按照朱元璋的祖训也是要杀头的，只不过明朝的人没人敢提，倒是清朝的陆生楠为此丢了脑袋。

宰相在国家的政权机构中失去作用甚至被废，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黄宗羲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中就把废除宰相以后所产生的弊病分析得十分透彻: 天子传子而宰相选贤，传子制度无法改变，虽说龙生龙凤生凤，但龙子龙孙也未必都不去学老鼠打洞，遇到天子昏庸无知，如果有贤相加以辅佐，政局或可维持稳定，三国时期蜀汉诸葛亮辅佐刘禅就是一例；而废除了宰相，一旦天子昏庸无能，就无人可以匡救时弊。明清两朝皇帝把行政管理和行政监察权集于自己一身，官场的状态完全由皇帝一人决定，君相争权的现象当然是减少了，但行政决策过程缺少监督的问题反而更为突出，其危害比君相制衡并不稍少。这是君权与相权矛盾激化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也是君主专制走不出的政治死胡同。说到底，君主以国家为私人产业，把宰相视若奴仆而尽收其权以为己有，宁可坐视国家民族大局日趋衰微，而不肯交给宰相以救治之权力。可见君主之极权专制，势必导致国家民族积贫积弱的恶果。

然而，君主的极权专制在清朝三百年里却表现得最为彻底。

就雍正而言，他的性格与康熙又有所不同: 康熙颇喜风雅，所以选用词臣填充南书房；而雍正对赋诗填词、书草作画不太有兴趣，他的作风是单刀直入要管理军国大事，所以就设置了军机处。

军机处的前身是“军机房”。当年对准噶尔部用兵，为应急处理军需物资的调拨等有关事宜，特在户部别立“军需房”。要调拨军需物资，必然涉及军队调动的情报及联络工作，而军报的迅速传拟与严守机密尤为重要，于是雍正又从内阁与六部中挑选亲信，组成一个新的机构“军机房”，以迅速处理战时的机密文件。到了雍正十年，正式改称“军机处”。从此，军国大事由军机大臣面奉皇帝意旨，拟成诏旨颁发，内阁与“王大臣议政”都形同虚设。军机处有两种人员，一是军机大臣，二是军机章京，他们都是带着原来的官衔前来兼任军机处工作的。军机大臣由满汉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选定，初仅3人，后增至4到8人，为首者为领班，即首席军机大臣，称“首枢”或“首揆”；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手下的办事人员，从六部司员和内阁中书中选拔，要求是有较高的写作水平并能写一笔好的正楷字。章京也是满汉人员各两班，每班八人，各设一领班。章京参与机要，草拟圣旨，俗称“小军机”，西洋画报里的军机处

官虽不大但权不可谓不重。雍正时军机章京多由五品官充任，到了光绪时，谭嗣同已是四品的军机章京，从品秩的提升也可看出其重要性的上升。军机处办公没有专门的衙门，清宫三大殿后面、乾清门外西侧有一所很小的屋子，就是军机处的值班室，称值房。乾清门是前殿与后宫的分界，军机处就处在这个分界上。一般人没有“军机处行走”的身份是不能擅自闯入军机处的，擅闯军机处者斩，这是雍正帝立下的规矩。

军机处的人员正式称呼是“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和“军机大臣上行走”，表示这些大臣都是临时充任内廷的差事，不是正式的官职，但当时的官场，凡进入军机处为军机大臣，就相当于“拜相”，所以习惯于在他们的名字后面以“相”相称，如道光朝的穆彰阿就称为“穆相”。

虽然称“相”，地位显赫，但军机大臣必须绝对地听命附属于皇帝，没有丝毫独立行动和决策的余地，“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帝的授意和监视之下进行，必须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到了乾隆年间，又出台了单独一人不能承旨、个人不作书谕的规定，使军机处真正达到了雍正设立时如“人之使臂，臂之使指”的要求。从根本上讲，军机处的神秘特征是反公开、反监督的，这种神秘化的政治倾向即使相较于内阁制来说，也是一种明显的倒退。

明朝的内阁虽无宰相之名，毕竟还有些宰相之实，对君权也拥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当皇权妄为时，他们或拒不草诏，以死相抗；或集体辞职，破釜沉舟。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代代皆有。而清朝则不然，它在高扬君权、强化君权的同时，已经把儒家传统政治结构打翻在地，臣子已完全匍匐在君主面前，三拜九叩，诚惶诚恐，成了完完全全的奴仆。

三

宋以前的宰相照例是可以与皇帝一起坐而论道的，到了宋太祖时撤去了宰相在朝堂上的座位只能站着说话了，而清代的大臣参见皇帝行跪拜礼后，不再站起来，只能跪着回答皇帝的问话，这是中国历代臣僚在皇帝面前最卑微的举动。即使每天见皇帝的军机大臣，在这方面也毫无优待。清代还规定，凡满族官员在皇帝面前必须自称“奴才”，汉官则自称“臣”。

满族官员对皇帝称“奴才”，倒并不是贬低他们，恰恰倒是表示一种亲近感，反映他们与皇帝之间特殊的民族感情及政治隶属关系，这是满洲人的传统。但在汉族官员看来，“奴才”两个字五千年沉淀下来总觉得包含有卑贱含意，有辱臣子的斯文和自尊，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儒家规定的君臣之间明确的政治关系与必要的礼仪。

儒家倡导的理想政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做臣子的都沦为了奴才，忠倒是没话可说，可还哪来的礼啊？称谓当然是表面的小事情，但它体现的实质却是君臣大义。名不正则言不顺，孔老夫子早就说过了，所以正名是很重要的。自从汉朝的孙叔通制定朝仪以来，没有一个朝代是把臣子看作奴才的。

与满族合作的汉人尽管已经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但在这方面还是做过一定的努力的。范文程就给努尔哈赤、皇太极讲过秦亡的教训。秦始皇实行一种“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极端专制统治模式，其结果是“二世而亡”。这种政治模式片面强调了君主对臣下的绝对的单方面的制约作用，而丝毫不承认臣下对君主也应该存在着一种反作用力的制约关系。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当君权如同脱缰野马一般无所约束时，它对社会的作用也一定是洪水猛兽般的；而另一种模式就是汉唐提倡的“君臣同体、君臣同治”，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一人之虑”总是有限，群策群力才能“鲜有败事”。他当然不会讲得这么直白，但满族的统治者们还是听进去三分的，所以清初制度，允许汉官称“臣”而不必口呼“奴才”。

清初的皇帝们似乎也意识到“臣”的称谓更能维护百官的尊严，体现君臣同体、君臣同治的精神。所以雍正皇帝就决定整顿旗务，对旗官予以规范，让他们也一律改称“臣”。这虽然不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或者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那么来得困难，但要让做惯了“奴才”的满族官员一时改口，也颇费周折。对那些习惯于称“奴才”的，雍正帝只得亲自多次替他们纠正。

然而，游牧民族领袖的特性决定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更倾向于乾纲独断的统治方式，所以雍正的改革到了他儿子乾隆手里便宣告作废了。

随着江山的稳固，乾隆皇帝的自信心大增，他相信自己是普天下最聪明无比、最明察秋毫的人，大小权柄应该由他一人操纵，而不许任何臣僚染指。他的文治武功使他在内心潜意识里十分蔑视臣僚，为了强化臣僚的奴化意识，他一改乃父的做法，甚至进一步要求汉族官员也向他称“奴才”示忠。

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汉族大臣周元理与满族官员西宁、达翎阿联名上了一道奏折，内容是请求消灭、根除蝗灾。这道奏折的内容无可非议，就像今天要求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议案总是正确的一样。问题是乾隆皇帝对三个人的不同署名感冒了: 西宁等满族官吏在名字前恭恭敬敬地署上了“奴才”两个字，而周元理按例只向皇帝称“臣”。两种称谓并列在一本奏折里，乾隆皇帝看了很不舒服，他御笔朱批:“臣”并不比“奴才”为尊，二者本质是一样的，“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理则一……此次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份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

乾隆也知道汉臣周元理绝不敢轻视满人，因为你本身就在满人的朝廷里当差；但他还是责怪周元理，因为在乾隆看来，“奴才”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只有口称“奴才”才是咱自家人的表示。从白山黑水出来的人一直这么叫着，多好啊！作为皇帝，我已经满汉一家，将你们一视同仁了，而你们这些汉臣怎么就给脸不要脸，硬是要搞出区别来，这不是自绝于我们满族人民吗？他也知道汉官称臣是旧制，但他还是认为周元理太拘泥旧制，可笑之至。

其实，周元理在署名前也许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他只是按照惯例来做，但没想到乾隆要改一改这个惯例了，于是，他晦气，拿他开刀。周元理的不受宠是可想而知了。

皇帝的御批传出去后，那些见风使舵的汉臣连忙在奏折里改署了“奴才”。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早已被抛弃，称谓上的变化难道还会引起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于是满朝一片奴才声，乾隆听着一定很舒心。

直到乾隆晚年，皇帝突然听着满耳的奴才声，觉得也有些不雅了，才又下了一道圣旨，规定今后除请安、谢恩的奏折外，其余一律称臣，不要再称奴才了。

一场称谓的风波到这里有了定论，满汉臣僚虽取得了称臣的资格，但其奴才的本质却一再强化下去，并且影响着后世的官场习性。跪拜、跪谈与臣僚自称方面的区别，都增添了臣下的自卑感。

清朝慈禧太后执政时，久经沙场、以数十万生灵之血染红了顶戴的湘军名帅左宗棠第一次进京觐见太后和小皇帝。左宗棠的性格是位睥睨自雄的人物，当他还是一名没有任何官职的举人时，就以诸葛亮自许，号称“今亮”。进入官场后，更是顾盼自雄没有把谁放在眼里。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当他进入大殿摘帽叩头后，竟然紧张起来。太后与他交谈数语，示意他“跪安”出殿，他却紧张得把帽子都忘在了大殿的地上。慈禧令小太监拿着官帽送还给左宗棠，小太监乘机向左宗棠勒索了三千两银子。而左宗棠出宫后对人说:“吾从今天起才知道什么叫天威咫尺啊！”——以英雄自诩的左宗棠，在妇人面前一跪，臣仆意识马上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