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持久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经《巴黎评论》授权，我们从“作家访谈”栏目中挑选了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六十余位受访作家的访谈，分四卷陆续出版。《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收录的受访作家包括如下十五位：威廉•斯泰伦、T.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约瑟夫•海勒、卡洛斯•富恩特斯、菲利普•罗斯、约翰•欧文、多丽丝•莱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托妮•莫里森、阿摩司•奥兹、V.S.奈保尔、石黑一雄

威廉·斯泰伦（1954） 杨向荣/译
T.S.艾略特（1959） 刘雅琼/译
埃兹拉·庞德（1962） 周瓒/译
艾伦·金斯堡（1966） 赵霞/译
索尔·贝娄（1966） 杨向荣/译
约瑟夫·海勒（1974） 杨向荣/译
卡洛斯·富恩特斯（1981） 温峰宁/译
菲利普·罗斯（1984） 陈以侃/译
约翰·欧文（1986） 唐江/译
多丽丝·莱辛（1988） 邓中良 华菁/译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90） 仲召明/译
托妮·莫里森（1993） 许志强/译
阿摩司·奥兹（1996） 钟志清/译
V.S.奈保尔（1998） 陶泽慧/译
石黑一雄（2008） 陶立夏/译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作家访谈”是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Paris Review）持久的特色栏目。自一九五三年创刊号中的E.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伟大作家的长篇访谈，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之名，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篇以上，囊括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的重要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一次访谈从准备到实际进行，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且并非为配合作家某本新书的出版而作，因此毫无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文坛秘辛……内容妙趣横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加之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即成为传奇，足可谓“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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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在你开始一本书之前有多少已经在你脑子里了？
菲利普·罗斯：关键的东西完全都不在脑子里。我不是指问题的解决办法，而是问题本身。在你开始的时候，你找的是那些会抗拒你的东西。你是在找麻烦。有些创作的开头会让我感到疑惑，并不是因为写得太艰难，而是因为还不够艰难。流畅有可能是一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标志；事实上流畅可能会是让我停下来的标志，反而是身处黑暗，只能从一个句子挪向下一个句子让我知道可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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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作家观察到的东西是不是和其他人不同？作家的眼光有什么独特之处 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与我们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表示事物有密切关系。爱斯基摩人，也就是因纽特人，有五十二个表示“雪”的词。每一个词描述的都是一种不同的雪。芬兰语里没有男“他”和女“她”。如果用芬兰语写小说，你得早早就将人物的性别非常明显地写出来，要么通过给人物取好名字，要么描述能让读者知道人物性别的活动。其实我不打算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人怎样“观察”这个世界。但根据我收到的信来看，许多“其他人”在我写的东西里，至少认出了部分的自己，当然，他们认出的那部分自己千差万别，因人而异。作家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们写作。所以他们对词语更加挑剔，至少在纸上如此。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人都“写作”，也就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一种个人叙述——这种叙述经常被重新播放、修改、拆解，又组合在一起。这种叙述的显著特点随着一个人年纪的改变而改变——二十岁时的悲剧，在四十岁时回望也许就成了喜剧或怀旧散文。所有孩子都“写作”。我想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放弃写作。我想是因为威胁。害怕不够好。没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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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你生活的核心需求为什么总是写作呢？为什么它是走出一切事物的路 径？
V.S.奈保尔：写作如同抱负被赋予我。或者说，我遵循着父亲的榜样；他虽然是一名记者，却是一名作家，因为他还会写故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的父亲在他的故事中探究了我们的印度背景。他发现这是个非常残酷的背景，而我通过他的故事也发现了这是个非常残酷的世界。所以我在成长过程中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内省非常重要，且不应该总是去确立外在的敌人。我们必须探究自身，探究我们自身的弱点。我到现在仍然如此相信着。
《巴黎评论》：你曾经说过，你把写作看作是真正高尚的职业。
V.S.奈保尔：是的，对我来说它就是高尚的职业。它之所以高尚，是因为它关涉真理。你必须寻找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你的经验。你必须理解它，你也必须去理解世界。写作常常是追寻深刻理解的斗争。这非常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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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那时你的写作进展如何？
石黑一雄：那时候，人们不会讨论书籍。他们讨论电视剧、实验戏剧、电影、摇滚乐。那时我读了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写的《金色的耶路撒冷》。这时期我已经开始阅读大部头的十九世纪小说，所以对我来说，可以用同样的技巧讲述现代生活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启示。你不必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谋杀一个老妇人，或是拿破仑战争。你可以只写个有关四处晃荡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