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 　　杰斐逊毕业于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尽管他当时年纪尚小，但很快便融入这个人才荟萃、思想开明的精英社会。毕业后，他过着人人艳羡的弗吉尼亚绅士生活，而光鲜亮丽的政治领袖背后是不得不肩负的社会责任。24岁时，他取得律师资格。26岁时，他当选众议院议员，并连任6年。29岁，他已是一位成功的咨询律师，却兴致缺缺。这一年他与一位年轻的寡妇结合，并定居在蒙蒂塞洛。婚姻使他的家产平添大片土地，同时而来的还有一笔4000英镑的债务。像大多数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一样，杰斐逊也从与英国债主的交际中萌生出反对英格兰管辖弗吉尼亚经济的想法，并加入了议会成员中的反英团体。他从英国共和主义哲学家那里汲取的铿锵词句，在他内心焕发出更鲜活的力量。1774年，他写了一篇辛辣大胆的文章，将自然权利学说迁移到殖民地的争议问题中，此举立即引起了整个殖民地的关注，他也因此获得了文学巧匠的美誉，以致后来又结缘肩负了《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 　　改革运动兴起时杰斐逊正值壮年，他将自己所有的热情与精力倾注于此，不遗余力；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具创造性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弗吉尼亚的改革者们废除了长子继承权及限定继承权，并通过解散英国国教，禁止对宗教异见者施加法律或政治歧视，为思想和宗教信仰自由奠定了基础。改革者们还试图建立一个良好有序的公立学校体系，但收效甚微。杰斐逊起草了废除长子继承制和限定继承制的法案，并起草了文学史上最精湛、最犀利的自由思想宣传册，宗教自由法案便是其中最鲜明的代表。 　　这场改革运动取得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成就却被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们夸大其词，他们把杰斐逊及其同僚推崇为革命者，认为他们推行了一系列彻底的社会改革，摧毁了弗吉尼亚的贵族制度，为民主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即使是一向谦虚谨慎的杰斐逊，也声称这一系列改革“落下斧头”，彻底铲除了老自治领州的贵族统治，这实在不免有些言过其实。如果这场改革真如他们所言那般翻天覆地，那么一定会遭到人们的负隅抵抗。事实上，除过宗教自由法案（杰斐逊证言，该法案引发了“我参与过的最激烈的争论”），这一系列旧秩序的覆灭几乎未借助任何外力，轻易便自我瓦解。杰斐逊在写给富兰克林的信中说，“这一重大转变”是以最平和的方式实现的；只有“六七个为失去显赫地位而苦恼的贵族绅士”，反对过改革，而他们“值得同情，而非酷刑”。 　　“和平改革”的原因很简单：根本就不存在改革。在弗吉尼亚州，完全意义上的长子继承制并不存在。对于地主们来说，这一制度从来都不是强制性的，无足轻重，只有在他们死后没有立下任何分配土地的遗嘱时才适用。老自治领州的地主家庭很少用到这一制度，因为弗吉尼亚人通常会立下遗嘱，将土地分配给儿子，有时甚至分配给女儿。对贵族来说，限定继承制实际上是一种烦琐的牵制，它妨碍了他们对一些无房屋产权证房屋的交易。在1776年之前的几年里，弗吉尼亚州议会收到了一份又一份世家大族的请愿书，要求废除土地限定继承制。 　　很多传记作家都对杰斐逊当时沉迷于废除奴隶制的想法感到新奇。作为修改法典委员会的一员，杰斐逊的确起草了一部关于逐步解放奴隶的法案，但从来没有设想过切实推行。他解释说：“研究发现，公众并不会接受这个提议。然而，离人们必须接受它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否则将会有更糟糕的矛盾爆发。”即使“不合民意”也要强行通过法律达成目的，无论这一政策多么可行，这一做法也与杰斐逊务实的政治人设相去甚远。 　　战争年代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是杰斐逊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年仅38岁的他因此迫切希望自己永远退出政界，但妻子的去世迫使他离开蒙蒂塞洛，尽管内心愤懑不平，却不得不重新积极投身于国会事务。从1785年到1789年，他担任美国驻法国公使，而这一经历可能对他的政治立场起到决定性影响。在他的朋友们还在家里坐视《邦联条例》失败，眼看着贫苦农民在政治上取得进步，并将政治思想向左倾靠拢时，杰斐逊已经在周游欧洲，考察封建和君主制度，了解英国工人和法国农民遭受的痛苦剥削，最终更加坚定自己的共和主义思想。杰斐逊震惊于欧洲国家贫富差距悬殊的同时，还发现国王、贵族和祭司是“一个以损害大众幸福为目标的腐朽联盟，”放眼望去，欧洲皇室内充斥着一群“傻瓜”和“白痴”，他还以尖锐辛辣的语言描绘了英国劳动阶级的遭遇。欧洲之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即美国是世界的天选之地，共和制度、广阔的沃土、农业经济以及封闭的海域，无一不彰显着美国的优势。尽管杰斐逊在欧洲的普通民众身上发现了很多值得钦佩的地方，但这些都最终回归到美国的政治优越感。他在给拉法耶特的一封信中写道：“巴黎的贱民与美国的自耕农不可同日而语”，寥寥几笔，概括了他一生的偏见。 　　……

　　很荣幸能为本书的希伯来语版本写这篇序言，既是为此书作简单介绍，也是将此书从开始酝酿到出版的真实历程第一次呈现在印刷本上。一个人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是他自己的孩子。给予足够的时间，再加上一点点幸运，他就能成长为具有独立身份的个体。书终究属于作者，不可能与作者完全剥离，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作者之外。这本书在1943年我27岁时开始酝酿，于1947年成书，并在1948年出版。表面上看起来这部作品出自年轻作家之手，但在我看来，尽管此书于20世纪40年代末问世，但很大程度上是凝结了30年代社会智慧的成果。它凝结着30年代至40年代初我本硕求学期间所学到的美国历史的精华，涵盖那些年我学到的和尚未涉猎的政治知识。可以说，这本书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批评的产物，它提供了一个有利视角来观察美国政治传统，而且还是从一个思想偏左，自身能力有限，尚不足以充分辨识权力游戏的年轻人的角度来观察。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建立起对美国政治或美国政治领导一家独大的理论，而旨在对一些我做足功课或情有独钟的政治人物做批判性解读和评论。然而，出版社在付印前建议我做了一些修改，从而使得外部环境赋予了此书重大的意义。最初，我直接定名为《美国政治中的人物与思想》，符合书中随意而不成体系的风格，这也正是我的本意。但克诺夫公司的编辑部却认为这个书名没有市场号召力，不好销售，应当另取一个更加吸引眼球的书名。考虑了几个书名，都因为不太合适而淘汰后，我们决定使用现在的书名，似乎能够博人眼球，但我对此尚有两点遗憾：首先，用连词连接主书名和副书名，看起来冗长而又多此一举；其次，读者可能会误以为书中涵盖了美国政治传统中所有的重要人物，而这绝非我本意。甚至富有同情心的评论家也提出质询（他们完全有理由这么做）：缺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亨利·克莱（Henry Clay）等人物介绍的书，怎么能完整描述美国的政治传统呢？除此之外，我的编辑还提出了一条非常有用的建议，大意是书中部分内容不够连贯，需要一篇简短的序言把各部分整合在一起。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实际上这正是我写作时极力避免的。因为虽然我当时学识渐长，但我清楚地知道，以我当时的学识和水平，尚不足以对美国政治传统做系统性论述。尽管如此，因为所有内容都出自我一人之手，所以编辑问我，书中是否存在一个系统而明确的叙述视角来观察所有人物，是否能把其简单概括成一篇序言，也就合情合理了。 　　因此我斗胆写的几页序言，可能会给我带来与正文一样多的麻烦。写这篇序言时，我问自己我在书中都写了什么。我似乎不只是从政治左派角度看待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些人物，还跳出了传统视角，从外部视角进行观察。从外部视角观察时，传统视角下看到的人物的迥然差异开始淡化；和读者先前的理解不同，对同一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物之间似乎有了更多共同之处。事实上，这篇只是事后反思的序言，首次（至少是在我这一代）从一个引起争议的视角进行阐述。这个视角是近些年一大热门研究主题，现称为一致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