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价：48.00

书号：ISBN 978-7-5086-8983-8

作者：张文魁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编辑推荐：

● 梳理庞大复杂的经济学体系

● 构建评价经济政策的框架

● 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内容简介：

作者梳理与分析了经济学体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并结合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政策的理论脉络和实践经验，论述经济学理论如何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发挥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同时，作者试图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以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和正确的方式，更好地指导未来的经济政策制定。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还专门阐述了中国经济政策的形式多样性和主体复杂性，为我们解读和辨析不同形式的经济政策及其重要性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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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第一章经济学、经济研究与经济政策

一、认识经济学体系

二、经济学是科学吗？

三、经济研究的难度

四、经济政策

五、经济学不一定经邦济世

第二章经济学是半科学，另一半应是“人学”和“谬误学”

一、关于经济学科学性的争辩

二、另一半应包含“人学”

三、“谬误学”的重要性

四、合格的经济学者

第三章经济政策的理论脉络与实践经验

一、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二、经济政策的实践经验

三、结构性改革政策的知易行难

四、经济政策与全球治理

第四章经济政策评价评估的主要视角

一、政策的目的与目标、实施成本与扭曲、副作用、后遗症

二、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的基本框架

三、综合判断

四、经济政策的历史检验

第五章中国经济政策的形式多样性和主体复杂性

一、政策形式识别

二、哪种政策形式更重要

三、政策主体的复杂性

四、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策竞争

五、中国经济奇迹与经济政策

第六章毛泽东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一、毛泽东思维

二、毛泽东经济学

三、毛泽东经济政策

四、信息失真与实施扭曲

五、毛泽东的久远影响

第七章邓小平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一、邓小平思维

二、邓小平经济学

三、邓小平经济政策

四、弥足珍贵的朴实

第八章胡耀邦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一、胡耀邦思维

二、胡耀邦经济学

三、胡耀邦经济政策

四、胡耀邦与毛泽东、邓小平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企改革首席专家，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包括公司治理、公司金融、经济增长等，近年来特别关注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机制。他的主要工作是政策研究，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作为核心成员之一参加与世界银行合作的课题《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作者还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对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见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改革》等学术期刊，近年公开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兴起及其公司治理》《解放国企》《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与公司业绩》《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重构增长秩序》等。

书摘与插图： 

序

——如何用经济学理论指导双重政策制定（本文是作者在2016年财新峰会“合同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文魁

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至今为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适当的政策功不可没。相信大多数持客观态度的人都会同意，许多政策都是直接出自常识和常理、现实中已经出现的行之有效的实践、历史上曾经得到验证的举措、国外的类似经历和经验，等等。实际上我是想说，经济学理所发挥的直接作用是有限的。譬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大的改革政策——农村大包干政策，是直接由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发起，他们基本上也是照搬历史上三年大饥荒之后的包产到户政策；工业领域的国企改革，最初的政策是放权让利，这是由四川的几户国企于1978年在基层自发争取来的，后来的国企承包制和租赁制也是由农村承包租赁政策自然延伸而来的，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在民间一直存在，只不过很长时期被政府禁止；即使企业股份制和“双重置换”、价格双轨制、粮价和物资价格放开、利税分流和分税制社会保障，这些政策和改革举措，既不是发明，也不是来自理论研究。我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并与政策圈接触，亲身经历和亲眼见到的情况是，从事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的人员，到基层调研、到国外考察、举行务实性讨论会、获取政策效果的反馈资料并进行评估，要比在理论和学术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尽管他们中不少人的理论素养和理论兴趣都不差。

很有意味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学者们又是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对政策的参与度非常高。据我观察，他们对政策制定的主要贡献，一是帮助决策者和官僚集团认清事实并克服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障碍；二是帮助实践探索者和行动者发出强烈呼声；三是帮助舆论界及整个社会厘清经济发展和时代前进的大方向、大趋势；四是有些学者参与一些文件起草和背景研究。总体来看，他们对经济政策的直接贡献比较有限，间接贡献却很大。

但我在长期的政策研究中还是深深体会到，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并以正确的方式，指导政策制定，已经有所作为并且还可大有作为。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我第一时间撰写了一篇内部研究报告，分析他的理论对我国国企改革和监管体制改革具有的指导意义。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合同理论家本特·霍姆斯特朗和奥利弗·哈特获得，很巧的是，2015年12月，我参加一个论坛发言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霍姆斯特朗的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指导意义。为什么这个理论有指导意义？因为企业经营发展本质上就是多任务委托代理，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企业目标很单一，就是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更是如此，不但任务更多更杂，而且不同任务相互冲突，有些任务可以通过指标考核，有些任务就很难通过指标衡量其隐性部分，或者设计的衡量指标可能是虚假的甚至扭曲的。这就与我国国企改革发展的政策制定相关。我们现在有很多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只要制定合适的指标考核国企，国企不就搞好了吗？所以国企搞不搞得好，不就是指标体系的设计问题吗？我接触到许多高中低层级官员，大多数人都接受并认可这个逻辑，他们认为国企问题还有其他很多问题根本上说就是“指挥棒”的问题，是“考核指标”这根指挥棒有没有设计好、有没有指对方向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深入掌握霍姆斯特朗和哈特的理论，就能一眼识破这个逻辑的误区。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国资委考核国企，以前是从净利润率、资产保值增值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等方面考核，后来政府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增加了自主创新这个指标，而且不同的领导可能会有不同的权重。但是自主创新这个指标怎么设计？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研发投入太低，那就设计一个研发投入指标。实际结果会怎么样呢？有的国企为了达标或者超标便使劲投资研发。某国有汽车公司投入几十亿元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研发中心，指标上去了，但是并没有优秀研发人员和良好的研发机制，这就是虚假指标，而且是扭曲的指标。

因此，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可以带领我们走出认识误区，指导我们制定合适的经济政策。不过，这方面存在很大的难度。为什么？因为经济学理论比较庞杂，而且相互矛盾之处又特别多，人们嘲笑说一百个经济学家就有一百零一种观点，甚至一些经济学者自己也质疑经济学到底是不是科学，更何况学术上不严谨而信口开河的专家也有人在大。单就合同理论而言，顶级学者们也争论不休，让人感觉莫衷一是，霍姆斯特朗和哈特两人之间就有很多争论。此外，专利保护制度、反托拉斯制度，到底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内部就针锋相对。我的感觉是，识别哪些理论在现实世界中基本正确而哪些理论基本错误或者偏离现实世界，需要学者自己提高辨识能力，而不能只看哪些理论家名气更大、获奖更高、进入教科书更多。辨识能力是一种综合的学术能力，不仅依靠学术素养，还要依靠证实和证伪能力。证实或证伪虽然有时能靠时间自然解决，但并不总是如此，这就不但需要我们检查学术论证方法和过程，更需要我们勤奋地观察现实世界，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把握，证实或证伪经济学理论，这可能是比数理推导和计量分析更稳健的途径。我就看到很多勤于调查和剖析现实情况的官员、学者，比很多书本理论家更能判断理论的对错，而这对于如何以经济学理论指导政策制定是至关重要的。

在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我个人认为，不完备合同理论是一种正确的理论，对政策制定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是我研读理论并联系实际得出的结论。大家可能会问，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霍姆斯特朗和哈特，前者是完备合同理论的代表人物，后者是不完备合同理论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同时获奖，岂不是自相矛盾？其实只要仔细研究他们的理论，就可发现并不矛盾。完备合同理论除了霍姆斯特朗外，梯若尔的影响也很大，他发表过一篇关于完备合同和不完备合同的讨论文章，标题为《不完备合同：我们站在哪里？》（Incomplete Contract: Where Do We Stand？）。这篇文章比较完整地解释了完备合同和不完备合同之间的理论分歧，他并不是否认现实中的合同是不完备的，或者说，他并不认为现实中的合同是完备的，他强调的是从建模逻辑和建模技术来看，原来所谓的第一代不完备合同理论从理性、交易费用这两个角度建模，是有漏洞的，所以也可以建一个完备合同模型。他后来的一些文章也说过，他承认现实当中合同是不完备的。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从实际中大量观察到合同是不完备的，这就是一个证实和证伪的过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是可以偏离现实世界的，这并不影响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但如何用经济学理论指导政策制定，就必须洞悉现实世界。

我们可以用不完备合同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政策制定吗？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指导我们一揽子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制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文件。我认为，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包括四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是价格改革，第二是准入改革，第三是产权改革，第四是国家治理改革。从文件的落实情况来看，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价格改革和准入改革上，而刻意回避产权改革和国家治理改革，那么整个改革是难以真正推进的。不完备合同理论告诉我们，所有权是重要的，是不能回避的。在中国一揽子改革中，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是两项极为重要的改革，恰恰是这两项改革最需要不完备合同理论的指导。为什么？因为迄今为止，这两项改革的政策制定似乎落入完备合同的误区，实际的政策制定总是在合同设计、指标设计上打转，这是走不出迷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