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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中国古代史研究者阅读
作者简介

何兹全(1911-2011)，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晋南北朝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学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简牍研究会顾问。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１９４７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在霍普金大学培祗国际学院工作。１９５０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系）。共发表学术文章近百篇，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史学理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兵制等。

精彩摘要
　　《中国社会史研究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珍藏本）》：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一段话，加强了我们这样解释初税亩的信心。“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奢因说日：‘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据《史记》这段话，贵族土地对国家是有税的。战国时期这已是制度，是法的规定。遵从，就是奉公如法；不遵从，则法削。
　　贵族土地要纳田税，田租与田税分离。这是先秦税制的一大改革，这改革可能就是以鲁国的初税亩开始的，初税亩的解释似应如此，而不仅仅是履亩而税。那样解释，只是从表面上看的，还远没有揭露出“初税亩”的实质，应是从此国君不仅在公田上收税，还可以在贵族的土地上征税。自由小农仍要纳税，那是不待说的。
　　租和税虽然分开，秦汉时期“租”、“税”两个字还是混用的。最鲜明的例子，是董仲舒的一段话，他说秦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这里田租是公家收的税；他接下去说，“或耕豪门之田，见税什五”。这里田税，又是指地主收的田租。
　　“初税亩”，履亩而税也。履亩而税的结果，使贵族土地的私有权更加确立，更为鲜明。国君成为土地的领有人。同时，履亩而税既然使国君成为土地的领有人，它也就必然会影响到农民的分地上，其结果是氏族公有遗制对农民的束缚进一步松解，农民对于自耕的小土地的所有权也就逐渐成立。
　　贵族阶级的分化，也扩大了小土地所有者的队伍。在贵族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一部分贵族在斗争中失败，下降为自耕农民。《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昭公十二年，“（伍）员如吴……而耕于鄙”。《国语·晋语》：“中行、范氏不恤庶难而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冀缺、伍员、中行、范氏几家贵族都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现在都到田里去耕地了。这些贵族中的一部分，会是今天失败了明天又爬起来，但大部分是爬不起来了。晋叔向曾对晏婴说：“栾、邰、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胖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可见大部分是爬不起来的。除去政治斗争失败者外，贵族的余子也是小土地所有者队伍的一个补充来源。贵族爵邑是长子世袭继承，但余子也必会取得一部分财产，如邑或土地。一代一代地下去，成为士或国人一阶层。春秋时期的士，大部分是小土地所有者。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历史重大变化的时期，变化的主要特点是贵和贱的对立逐渐向富和贫的对立关系上移转；族和族的界限，通过融合同化而逐渐消失。这一变化当然都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经过春秋一时期慢慢发展变化，战国初期土地所有制的新面貌就比较明朗了。
　　战国初年，魏是第一个强国，经济上也是第一个先进国家。魏文侯任用李悝尽地力之教，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改革土地制度。农民进一步摆脱了井田制的束缚。以家为单位，“一家挟五口，治田百亩”的农民小土地所有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显著特征。
　　春秋末年，士已可以依靠军功而不是依靠身份取得土地。《左传》哀公二年，晋国赵简子伐邾，在誓师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但鲜明地标志着贵族土地所有制向军功贵族、商人、货币持有人土地所有制扩大的，是商鞅变法。
　　向来都把废井田推在商鞅变法身上。如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班固也说：“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仟佰，急耕战之赏。”
　　井田的破坏，不是一时的，所由来渐矣。和商鞅同时的孟子，提倡井田最力，但他已看不见井田影子。儒家把破坏井田的罪名加到商鞅身上是不公正的。儒家作此谴责，是从善恶立场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求实立场出发。但在土地制度方面，商鞅也确实作了一些改革。《史记·商君列传》说：“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鞅在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是：有军功才能占有土地，依军功的大小占有土地和臣妾。即使是国君的宗室，没有军功就不能做贵族，这就打击了氏族世袭贵族。
　　……
内容简介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政治史研究方面，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可谓独树一帜，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有很大影响。
　　《中国社会史研究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珍藏本）》对古史研究的重要理论、上古中古时期的社会变迁、古代社会的结构、经济特征以及人身关系等问题作了深入阐述，是何兹全先生多年系统而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经典性总结。
目录
自序

上编 总论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
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
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三个关键性时代认识的不够

中编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
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本义
中国的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起源
早期国家的出现
众人和庶民
春秋战国之际的经济社会变化
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
战国秦汉时代的交换经济和自然经济，自由民小农和依附性佃农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奴隶

下编 中国中世社会史论
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
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
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
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
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
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
汉魏之际封建说
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
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
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
佛教经律关于僧尼私有财产的规定
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
两汉豪族发展的三个时期
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经济与社会
前言
　　我自1934年起从事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从魏晋佛教寺院人手，而及于中世社会经济，最先提出魏晋封建说。后来我的研究由中世社会上溯到古代社会，我的见解主要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社会》-书中。近年来，我乐见中国社会史研究重新获得重视，自以为老马识途，对中国社会史这一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发表了一些看法。现在，我把自己关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论文结集为这本书，内容包括总论、古代社会史论、中世社会史论三个部分。我对中世以后社会史研究也有所涉及，但数量不多，概不收入。
　　我从事社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得益于理论与史料相结合的方法，且终生受益。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冲人中国学术界掀起的一股强大的思潮。因为辩证唯物史观刚进入中国不久，而参加社会史论战的人，大多对中国历史缺乏研究，很难说到点子上，争论虽然热热闹闹，但深入不下去。20世纪30年代初，我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时，已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又选修了陶希圣教授开设的《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从此走上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道路。幸运的是，我在研究社会史的起点上，就把理论和史料结合起来。我在1934年发表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和1936年发表的《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是两篇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对魏晋时期的寺院、寺院经济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的论文，是运用理论与史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取得的可喜成果。陶希圣教授在他所主办的《食货》杂志创刊号的《编辑的话》里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这番反思社会史论战的话无疑是正确的，比起我们某些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高明多了。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无非就是一贯坚持把理论与史料相结合。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史料，当然不限于文献，此不赘言。
　　这本书记录了我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行踪，集中体现了我的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和主要学术思想。我强调学术研究要有创始性、突破性，那么，我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有哪些创始性的成果，有些什么样的突破呢？下面试加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