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电视访谈合集、致雅斯贝尔斯书信选首译中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极权主义的起源》标配读物，收录阿伦特本人认为极重要的数次访谈。

★她曾引发长达半个世纪的思想争议，她是直面恶意与攻击的伟大女性。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阿伦特？

★直击当代社会痛点，引起当代人深刻共鸣。

★洞悉平庸的恶、政治谎言、舆论暴力；畅谈爱与自由、民族与同化、工作与消费。

★四次深度畅谈，四场思想风暴，全面呈现阿伦特思想图景。

关于爱、自由与思考；关于恶；关于犹太人与大屠杀；关于艾希曼的争议；关于极权主义与国家安全；关于移民与同化；关于政治与哲学

;我从未lsquo;爱rsquo;过任何民族或集体。我只爱我的朋友。

;恶没有深度也没有魔性，像真菌一样在表面生长，可以破坏整个世界。

;这就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人对人的完全统治。

★时跨近四十年的私人通信，长达半生的时代记录，讲述阿伦特的亲情、爱情、事业。

关于父母与童年；关于丈夫与陪伴；关于友谊与旅行；关于疾病、车祸、衰老与死亡；关于舆论暴力；关于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本雅明、韦伯、尼采、布洛赫、康德、奥古斯丁

;那些支持我的人寄来私人信件他们不敢再公开。谁胆敢开口，马上就有组织严密的暴徒群起而攻之。毕竟，每个人都相信所有人相信的东西。

;变老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人们终于获得了合规的舒适权。我带着极大的愉悦感向年轻人介绍我的白发。

★一份阿伦特思维导图，提取阿伦特人生关键词：爱、自由与政治。

★装帧由屡获;中国最美的书殊荣的知名设计师周伟伟精心打造，封面由阿伦特珍贵手稿拼贴而成，采用手揉纸，给人复古的体验、温柔的触感。

汉娜阿伦特，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政治思想家。她批判极权主义，反观现代社会，思考反犹主义。她关于;平庸的恶的概念引发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时至今日，人们对阿伦特的误解要多于真知。

本书汇集了阿伦特本人认为尤其重要的数次电视访谈、她写给雅斯贝尔斯夫妇的书信节选等。这些文本真实呈现了阿伦特的人生与思想图景。我们在此听到一位女性的真诚谈话与有力自辩，关于爱、激情与惶惑，关于疾病、车祸与衰老，关于政治与自由，关于20世纪历史中的暴行与恐怖。在这里，阿伦特是可以直面恶意与抨击、坦然谈论死亡的智者。今时今日，她的声音穿越时空，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的共鸣。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思想家、政治理论家，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代表作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等。

【编者简介】

乌苏拉卢茨（Ursula Ludz），学者、编辑，也是阿伦特著作的译者，为国际阿伦特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译者简介】

高原，浙江大学德语文学博士，浙大城市学院教师。

序

2005年新版序

年表

第一部分 针对个人和作品的问答

致格哈德肖勒姆的信

与蒂洛科赫的电视访谈

与君特高斯的电视访谈

在多伦多与友人和同事的讨论

与罗杰埃雷拉的电视访谈

第二部分 与卡尔和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的交流

关于个人生平

关于犹太身份

关于个人作品

关于生活主题

版权来源

人名对照表

与蒂洛科赫的电视访谈

科赫：读者怎么会把您的书和您对艾希曼审判的报道误认为是对纳粹罪行的间接开脱或轻描淡写？

阿伦特：在我看来，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两件事，首先是恶意的歪曲，其次是真正的误解。读过我书的人都不能说我为纳粹时代的罪行;开脱。这与霍赫胡特的书的情况类似。由于霍赫胡特抨击了帕切利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立场，人们宣称，他以此为希特勒和党卫军开脱，把庇护十二世刻画成真正的罪人。人们试图将讨论限制在这种无稽之谈上，它们缺乏信息源，也很容易被反驳。关于《艾希曼》一书的部分争议也是如此。他们声称，我可能想为艾希曼;开脱，却又证明艾希曼有罪通常是引用我书中的话。众所周知，现代世界的舆论操纵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打造形象实现的，这意味着某些;形象被放入世界，它们不仅与现实无关，而且往往只是为了掩盖某些令人不快的现实。以《艾希曼》这本书为例，这一点已经相当成功。无论是在美国这边还是在欧洲，您熟知的很大一部分讨论都是围绕着一本没人写过的书，因此这些讨论根本无法回答。

至于真正的误解：副标题;平庸的恶已经被误解很多次。我最无法漠视的事就是轻视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灾难。它既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一件经常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其平庸之处。我可以认为一种思想或感觉是平庸的，即使以前还从未有人表达过类似观点，且后果是导致一场灾难发生。例如，戈宾诺的种族理论在19世纪中叶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但同时也是;可恶的和肤浅的，托克维尔当时就做出了反馈。这一灾难的后果非常惨重。所以它就算得上意义重大吗？如您所知，已经有很多人试图在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精神历史中挖掘纳粹主义的起源。我认为这些尝试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因为这一现象最显著的特点实际上是其无底线的无意义性，而这些尝试恰恰对这一特征避而不谈。有些东西可以从阴沟里长出来，没有任何深度，却掌控了几乎所有人，这正是这一现象的可怕之处。

科赫：所以您认为把艾希曼和艾希曼案去妖魔化非常重要？

阿伦特：把艾希曼去妖魔化的不是我，而是他自己，而且他做得这么彻底，达到了真正可笑的极限。我只想指出，当您近距离观察;民主时，它是什么样的。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我确实认为，其他人也应该从中学到东西。恰恰是恶的所谓魔性，也指向堕落天使路西法的传说，对人们产生了如此非凡的吸引力。驱使罪犯的并不是我们熟知的邪恶和杀人动机，他们杀人，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很容易将灾难妖魔化，并从中发现历史意义。我承认：人们更容易接受，是一个化身人形的魔鬼在迫害人，或者用艾希曼审判中检察官的话说，是自法老和哈曼以来盛行不衰的历史法则在迫害人，即人们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原则的受害者；人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可爱的小丑在迫害人，他甚至不是疯子或特别邪恶的人。我们过去一直都无法接受的不是受害者的人数，而恰恰是这些大屠杀者少得可怜的愧疚感，以及他们所谓的理想中包含的下意识的卑劣。;我们的理想主义被滥用了现在我们经常从幡然悔悟的前纳粹分子嘴里听到这话。是的，确实如此但这种理想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多么低劣的东西啊！

科赫：现在是1964年的德国，您发行的新书如何帮助我们克服德国1933年到1945年的纳粹历史？

阿伦特：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提一件事，我担心了很久，实际上从我1949年第一次回德国就开始了。根据我的经验，所有在生活中从未做过丝毫错事的德国人都会急切地说出他们的罪恶感，而您只要遇到一个前纳粹分子，您面对的就是这世界上最好的良心，即使他没有直接对您撒谎，而且这个好良心也不是幌子。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我看所有认罪书时总想用雅斯贝尔斯的想法来解读，他在德国垮台后立即说出一句伟大的话：;我们活着就是我们的罪。 但是后来，特别是考虑到在艾希曼被抓获前，德国即便知道;杀人犯在我们中间，也显然不以为意，没有对他们进行审判，实际上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高枕无忧，青云直上当然现在也没有谋杀和死亡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或几乎没有发生，现在这一切在过去几年中被曝光了，我开始对宣布无辜者有罪的做法产生疑虑。这些声明往往是为了掩盖有罪的人。大家都在喊我们有罪的时候，就再也不可能发现真正的罪行了。一个人是参与了对几十万人的屠杀，还是仅仅保持沉默、生活在隐秘中，这两者有很大差异。我认为，这是不可忍受的。

而在我看来，最近关于;我们当中的艾希曼的讨论也属于不可容忍的范畴仿佛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个;艾希曼在心中，仅仅因为他们是人。不能容忍的还有最近对纳粹刑事审判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在艾希曼审判时已经出现，这只会导致人们去找替罪羊，然后德国民众就再次洗脱集体的罪恶。

在政治上，德国民众必须对罪行负责，这些罪行以他们的名义进行、由国家的一些成员犯下，今天只有很少数人仍然怀疑这一点。但这与个人的感受无关。在我看来，从政治上讲，德国民众如果想理直气壮地宣布这段可怕的历史已经被克服，那么就必须审判那些生活在民众中间不受干扰的杀人犯，把所有真正被指控的人从公共职位上赶下台，他们的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可以忽略。如果不这样做，即使有很多人在谈论，过去的问题也仍得不到解决或者人们将不得不等待，直到我们都死去。

关于个人作品

这是一个典型的名誉谋杀案，手法总是一样的：一个人声称我说了一些我从未说过的话，以阻止人们发现我真说过什么。目前，德语版被描绘成巨大的危险，因为我将为德国人开脱罪责言下之意：赔款岌岌可危！

这样的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总是有很多人只是在等待与某样东西合为一体支持或反对此外，不管人们出于什么原因;反对我，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组织得到机会。因此，各家报纸（如《纽约时报》）在选择本书的书评人时找我攻击过的人（如穆斯马诺）或攻击过我的人，所有的期刊也是这样，它们的老板是犹太人，而且通过组织就能找上它们。这可以通过许多方式进行。那些毕生从未关心过犹太事务的犹太文学家被推举为;专家。那些支持我的人寄来私人信件他们不敢再公开。他们这么做也是有道理的，这非常危险，因为谁胆敢开口，马上就有组织严密的暴徒群起而攻之。毕竟，每个人都相信所有人相信的东西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经历这种情况。关于塔楼守卫的古老故事：他发出错误的信息敌人来了；最后他还会跑向城墙击退他们。这个故事一如既往地真实。

您说我就像中了埋伏。这绝对是真的。每件事情过后都被证明是一个陷阱。比如我与肖勒姆的通信，我还满怀信任地回复他然后他走出家门，把这整个卑鄙的故事挂在大钟上，就是《苏黎世报》和《邂逅》。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无非是为了感染那些还没有被谎言传染的阶层。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我对此无能为力。肖勒姆想在各地发表，我自然而然地推测，会在《特拉维夫报》上发表，这对我来说似乎无害。他起初也是这样做的，但后来他利用所有的关系，对此大肆宣扬。

我几乎什么都做不了，至少没有什么是有效的。他们很清楚，我不能起诉，因为这会毁了我，而且他们有巨额的金钱和组织资源，能轻松赢得诉讼。下周我将在校园发表演讲这只会导致此事以双倍的速度继续发酵。如果我想驳斥每一个谎言，我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我还需要一个研究指挥部和几位女秘书。不仅如此，我个人并不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不仅是神经的问题，也不只是因为我既要担心这件事，又要操心海因里希，这种叠加会使我瘫痪。我无法像这样在公共场合现身，原因就是对这种景象的厌恶在我这里压倒了其他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