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直播时代的民族志书写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当下世界突出的文化特征之一就在于变化，谁也无法阻挡变化的发生，更无法预测这种带有复杂性变化的真正未来，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恰在高速发展的中国表现得越发突出。不仅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发生着转变，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变化之快，令曾经悠闲于异文化田野之中的人类学家难以自如应付。

人类学是一种记录的方法，也是一种媒介传达的方式，即将真实发生的内容记录下来，以一种别人能理解的方式进行呈现与告知：这个时代还有与你的生活不一样的方式、途径和内容。而民族志方法是早期人类学家发明出来，用以记录对现代人而言极为陌生的、作为异文化而存在的原始民族生活的一种书写方式。过去，人类学家编写了那么多民族志的书籍，其目的在于：让不在同一个文化现场的人，更为清晰准确地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存在，并终实现多元文化之间的沟通，便于大家在差异性的存在之中，达成相互沟通与理解。

，在一个互联网支撑起来的新时代里，人类学遇上了新的变革——中国社会面临急剧变迁的语境：由文字、声音、图片而至视频直播。这种信息传输媒介途径的改变，带来的是人们彼此交流方式的变化，即从静态二维向动态多维、从延迟向即时，以及从面对面向虚拟互动等维度的大转变。

当视频可以通过网络直播之后，由于信息传输之迅速、便捷和廉价，实际上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人类学所谓纯粹的“原始社会”的生活了。这一切甚至不无遗憾地表明，“原始”的概念只是一种人类学旧有的发明而已，它们已经全部进入了历史博物馆。甚至这种曾经令人着迷的“原始性”，或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它们从来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着。

民族志在于记录，在于“看见”本身，人类学术语叫“参与观察”，即在亲身参与当中看见并感受到发生的一切，后落实于文字、图片和视频媒介的表达上。如果记录的方式改变了，从纸笔到电脑键盘，到手触屏幕，再到视频直播，此种变化一定会反过来促进人类学在田野方法、资料收集和文化书写上发生转型。

原来我们可能只谈参与观察，到实地考察“他者”的生活，现在诸如快手直播这样的新传播媒介，已经在实时呈现当地人具体而细微的生活。从田野民族志时代到大众刷屏时代的“被看见”，这时我们不仅要参与对虚拟真实世界的观察，还要理解、研究通过此类新媒介所看见的“他者”的生活世界。

视频直播呈现为基本的内核是：通过一种虚拟的、动态的真实画面进行真实人的真实表达，并在无限范围和无数虚拟人群圈子中传输和发布。在理论上，“无限性”近乎可以涵盖全人类凡是有网络的空间。因此，其影响必然是全人类的，而不会定在地球某个局部区域，甚至也不于旧有的一国一文化、一族一文化那种刻板套路进行思考了。

例如贵州侗族村的村民利用快手直播弹唱，通过网络打赏的方式获得不菲的收入。村民们的世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逃避和隐藏，更不是与外部世界对立。所谓“原始性”再也看不到了，这里转而成为受网民关注的侗族村落，成为“现代”与“当下”。

这里的理论意义非常明显，人类学原来的理论很多建立在那些边缘少数民族的山地逃避和隐藏的观念基础之上，似乎底层民众天生就有逃避外部力量监督与控制的倾向。实际上，一旦信息传输的媒介发生改变，每个人的生活选择性扩大，文化的价值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另一方面，视频直播也带来了话语权的转移，不再是由上而下、由精英及中心主导的模式，而是由下而上、普通民众直接参与的一种颠覆性的意义改变。在传统时代，社会大部分能够“被看见”的都由精英人物把控。报纸、杂志、广播以及电视等造就“被看见”效果的传统媒体，必然由精英人物完成审查、把控和传播。至于“中部”和“尾部”的那些人，没有什么人去真正关注其生活和生存方式，成为一群不容易被看见的、活在角落里和边缘上的人。

快手用户之中，很多普通人的生命实际上是与短视频、直播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短视频中表现自己，与其他人产生互动，变成拥有众多粉丝的新网红。可以说，这些人的成长史是绑定了快手之后的生命史。我们曾经听到诸如普通女性通过快手创业而改变命运的故事，这也成为依靠个人手机刷屏创造真实生活的鲜活案例。

因此，我将基于快手视频的民族志书写，称为“快手民族志”。其突出特点就是，它们和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和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系在一起。这类民族志内容必然是为丰富的，并且能体现民族志的当下性。通过“快手民族志”的撰述，我们经常实时在场看到一些发生的事物，这些新事物恐怕也是能启发我们思考的内容。

民族志学者所观察到的，与视频直播里的内容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直播者在呈现视频时往往是无意识的，而我们的研究者却必然有意识地将这些内容变为一种道理和学说，这就属于人类学学科本身存在的价值了。

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中，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都需要“快手民族志”概念的快速成长，由此而形成更多的虚拟民族志。所谓虚拟民族志并非真正的虚拟，因为是一种逼真，它可能会变得比真实还要真实。尽管这个人往往是一种虚拟性的呈现，却又是真实存在的人，他与我们是在同一时间里的，借助网络实现了一种在遥远之地与我们的共在。

这样的共在界定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真实，处在不同空间里的人可以同时知道并真切感受到彼此的共在，真正促进彼此共在的理解与沟通。当然，也可以说真实的表达通过纯粹虚拟的动态画面，准确无误地传输出去，到达更为广阔的虚拟空间领域之中，此时新的虚拟群体之间的联合或者同时在场便成为可能。

在民族志研究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重新去关注现实本身，也就是要关注正在活着的当下人真正的所思、所想和所为。只有他们可以被看见的活法，才可能是我们真实感受到进而能够获得文化理解的一种基础。民族志可以被转用描述视频直播，可能恰恰就在我们身边真实发生并存在，但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已经是极为陌生和遥远的生活。

现在，快手的日活跃用户（DAU）已经分布于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并且数量仍在日益增长之中。基于这样一个大数据统计，它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究竟会带来哪些新的能量？文化将会因此而改变什么？所有这些新问题都很值得大家思考，因为这是新自媒体时代有关社会与文化的重要问题。

如果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诸学科再不行动起来，再不去真正关注当下以“刷屏”方式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来的亿万人，还在原来既定概念框架下进行陈旧式思考，那么这些学科就会因为跟不上时代步伐而逐渐自我消亡。如果所有人都开始去自由呈现自我，书写这一秒正在发生的生活，那么我们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该在哪里寻找自我存在的空间？

快手已然具有大众文化的广泛性，记录和呈现的是一种大众生活和态度，而快手公司强调的“普惠”理念则可能带来真正“彼此看见”的大众未来，这必然会在文化表达上带来一场全新革命。在此意义上，快手记录的不仅是个人的成长，更反映出互联网时代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

民族志正是一种对人们生活方式的理解途径，“快手民族志”的价值必然会体现在视频直播平台或技术对人本身的理解上。这里有着为根本的共同性，在于一种“异”的“被看见”，是观看者对自己不熟悉的人物、场景和事件的参与观察，是在虚拟真实之中的观看和自我理解。显然在此点上，古典人类学家是在一种只身奔赴田野的亲身参与中，看见并感受周遭发生的一切。这一点也无形之中与快手短视频直播不谋而合。

过去我们做田野调查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其初衷不就是为了准确记录下这些真实的存在吗？而现在出现了上亿人免费提供，而且随时可以复制、提取和编辑的真实生活影像。未来究竟怎样去处理这些资料，如何使用这些资料去思考，也就是理解个人、社会与文化的方法和途径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在刺激着人类学家转换思路，构建一种新的书写范式，产生更新的涵盖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