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陈独秀诞辰140周年、共产国际成立100周年，为纪念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特别推出本书。

陈独秀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他，对深化中共党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本书是李颖的博士论文，为当年的优秀论文，并已于2005年出版。本次修订重版，增加了部分新的研究材料，对一些讹误也进行了修改。
中国革命与苏俄、共产国际有着不解之缘。这一历史特征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陈独秀全部的思想和活动，从始至终几乎都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陈独秀研究取得突破的一把钥匙。
本书一方面充实和扩展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开启了陈独秀研究的新角度，同样充实了陈独秀的研究，即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这样一条贯穿陈独秀一生的主线，重新解析陈独秀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

导  论  不解之缘
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二、陈独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三、确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这一课题的过程及意义
四、联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三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第一章  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一、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陈独秀马克思主义观的确立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从尊崇法国文明到走俄国人的路
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二、共产国际的成立及“东方路线”的制定
共产国际的成立
共产国际作为统一的世界政党的形成
共产国际的“东方路线”
三、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维经斯基首次赴华开创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直接联系
陈独秀、维经斯基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陈独秀与马林在建党初期由冲突走向和解
民主联合阵线主张的提出及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四、陈独秀赴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
大会的召开
陈独秀、刘仁静在大会上的发言
共产国际首次直接就东方和中国问题作出专门决议
第二章  陈独秀、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一、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国共合作的形成
陈独秀与马林关于国共合作方式的争论
西湖会议
中共三大
鲍罗廷本着与陈独秀的谈话精神协助改组国民党
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和召开
二、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提出
“二次革命论”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和列宁的“革命阶段论”
“二次革命论”的主旨和形成过程
“二次革命论”的理论缺陷
三、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国共合作的展开
共产国际提议并指导召开的 1924 年五月中央扩大全会
陈独秀在回击国民党右派的最初进攻和平定商团叛乱中
陈独秀对建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坚决抵制
陈独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工作问题的不同看法
四、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高潮的兴起
陈独秀、维经斯基与中共四大的召开
五卅运动的爆发
五卅运动的收缩和结束
省港大罢工的发生、发展和结束
五、陈独秀、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斗争
国民党中执委二次全会后陈独秀与鲍罗廷等在反右
派斗争中的分歧
与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
陈独秀、维经斯基与国民党右派的上海谈判
在国民党二大上的让步
第三章  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国共合作的北伐
一、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三二〇事件”
陈独秀与布勃诺夫使团的上海会谈
布勃诺夫使团对“三二〇事件”的最初反应
“三二〇事件”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确定对华“喘息”策略总方针
陈独秀、维经斯基再次主张改变国共合作方式
二、陈独秀、共产国际与整理党务案
鲍罗廷与蒋介石《整理党务案》的出笼
陈独秀 6 月 4 日给蒋介石的信
三、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
维经斯基最后一次来华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海）远东局的成立
远东局对“三二〇事件”的再认识
远东局、陈独秀与鲍罗廷的意见分歧
远东局的内部矛盾及解散
对远东局工作的评价
四、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北伐战争
关于是否进行北伐的争论
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的发表
陈独秀、共产国际的认识落后于北伐的发展进程
五、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起义
第二次起义
第三次起义
第四章  陈独秀、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一、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右倾退让错误的日益严重
“汪蒋合作”方针的确立
汉口会议与汪陈宣言的发表
联共（布）、共产国际和陈独秀推迟与蒋介石决裂的企图破产
二、陈独秀、罗易和鲍罗廷在“西北学说”的争论中
鲍罗廷提出“西北学说”
罗易对鲍罗廷观点的批驳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决策及第二次北伐的实施
三、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的召开 /215
中共五大的筹备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组织下完成的
中共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和罗易
陈 独秀在中共五大的连任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合力作用的结果
辩证地评价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得失
四、陈独秀、共产国际与大革命的失败
陈独秀动摇于鲍罗廷、罗易等人的不同主张之间
陈独秀、罗易与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终破裂和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位
联共（布）、共产国际、斯大林试图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
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定性
第五章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的反思
一、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经验的最初反思及转向托派
对共产国际的满腹怨气
转向托派
在中东路事件中坚决反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
二、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及晚年对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的再反思
被开除出党及拒绝赴苏
晚年对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的再反思和以民主为核心的“最后见解”的形成
第六章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思考
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陈独秀的支持与帮助功不可没
共产国际（苏俄）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真诚帮助
陈独秀在任期间共产国际总体上对其是支持和维护的
二、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对陈独秀的态度上存在严重失误
共产国际（苏俄）从事东方工作的各个组织在目标上的不一致和行动上的不协调
共产国际对中共及其早期领导人的蔑视和蛮横的瞎指挥及对中国实际状况的不了解
共产国际的“苏俄利益中心论”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影响了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独立思考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们之间长期的意见分歧严重干扰了陈独秀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决策
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卸到陈独秀身上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三、陈独秀在任期间对共产国际总体上是服从的
陈独秀基本上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
陈独秀所犯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
四、陈独秀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中暴露出自身的某些弱点
在 与共产国际关系早期缺少作为一名党的领袖应当具有的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
离开党的领导职务后迅速转向托派反映了政治思想的不成熟
在 与共产国际关系晚期对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的全盘否定有失公允
五、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中得出的几点启示
附  录
共产国际负责中国问题的组织机构的历史演变（1920—1935）
文中主要涉及的苏联等外国人员名单及简介（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散论陈独秀 张静如 李 颖
代人受过的陈独秀——《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书后 陈铁健
“桥的生命”——浅析陈独秀的人格风范 李 颖
主要参考文献
再版后记

李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1997年起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工作。2013年获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17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2018年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先后参加中央交派重大任务《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党史基本著作撰写；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课题；出版《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等专著10余部，其中，《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十八大》（党建读物出版社）两部著作，先后入选和荣获迎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12年、2017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12年、2017年），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2015年），第十三届全国优秀党建读物（2012-2014）（2016年），第二、第四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创新教材”“优秀教材”（2015年、2019年）等，获得较大社会反响；在《求是》《人民日报》《中共党史研究》等报刊发表文章100余篇。

陈独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维经斯基首次赴华开创俄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直接联系
早在 1913 年 3 月，在鄂木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共（布）第三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认为“准确及时地将苏维埃俄国和西伯利亚的革命进程通报给美国、日本、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情报宣传局”，规定其任务是“与东方和美国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组织同他们交换情报的工作，进行书面和口 头宣传……”。
1919 年 6 月 18 日，为了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俄共（布）西伯利 亚地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加蓬向上级写了一个专门的报告，建议在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下面设立一个必须有远东各国（包括中国）的代表参加的东方局。加蓬认为，这样，东方局就“可望立即突出、全面地把工作开展起 来”，并能更好地完成其促进东方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
1920 年 1 月，随着中俄边界交通打开，设在海参崴、处于地下状态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人库什纳廖夫和萨赫扬诺娃写信给俄共（布）中央，要求同中国革命者建立经常性联系。
1920 年 4 月，经共产国际领导人同意，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格里高里耶夫）同志及其两名助手季托夫同志（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著 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三人都是共产党员”。 1921 年 3 月，维经斯基结束在华工作返俄。
维经斯基 1893 年出生于俄罗斯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1913 年移居美 国，在那里做工和学习。俄罗斯十月革命爆发后，于 1918 年返回苏维埃俄国。他到海参崴后立即加入俄共（布），并被派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工人苏维埃中工作。他曾参加反对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暴动。1919 年 5 月被白匪军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流放到萨哈林岛服苦役。1920 年 1 月高尔察克被击败后，他与岛上政治犯举行暴动，获得自由。此后便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
维经斯基来华之后，开始是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领导。1920 年 7 月 5 日至 7 日，分局领导人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来北京主持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布）党员会议。
1920 年七八月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之后，所有东方事务均由该处负责，维经斯基一行遂同由西伯利亚地区和俄国远东地区派往远东各国（如蒙古）的其他代表一起，归东方民族处领导，并按其指示行事。
由此可见，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时的身份是俄共（布）代表，而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是，仍可以把维经斯基首次赴华看作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组织联系的开始。因为在华期间，维经斯基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保持经常性联系，而东方民族处从其成立时起就定期向共产国际提供详细的工作报告。这样，共产国际就通过东方民族处和维经斯 基这个渠道，同中国革命组织取得了间接的联系。1920 年 12 月 21 日《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称：维经斯基一行来华，“这就为我们在远东国家开展有步 骤的组织工作奠定了基础。迄今，在中国的工作是由个别俄国侨民做的”。 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工作的全权代表”利金 1922 年 5 月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也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起始于 1920 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