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赵守俨先生在唐史研究、古籍整理等方面的论文、随笔、札记六十余篇，既有专门的文史论述，也有古籍整理方面的经验之谈和方法论阐述，其中如《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校史杂忆;二十四史点校散记》诸文，系对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后期;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堪称关于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重要文献。

本书初版于1998年，这次推出的新版，增补《〈植物名实图考〉出版说明》、《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嘉惠后学，长留遗爱》等文章，并对全书作了校订。2026年适逢赵守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书作为纪念。

赵守俨（19261994），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市。1947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经济系。1951年起先后在商务印书馆、高等教育出版社担任编辑。1958年12月调入中华书局，历任古代史组编辑、副组长、编辑室主任。1979年至1986年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又为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史学会理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曾整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植物名实图考》等古籍。调入中华书局工作以后，在近二十年时间里始终负责并实际主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为这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作出艰辛努力。另校点整理《朝野佥载》、《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与徐苹芳合作）等，译注《魏徵》（与吴翊如合作）、《刘晏杨炎》，撰有《唐代婚姻礼俗考略》、《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等数十篇学术论文和随笔文章，并曾主编《书品》。

关于评价武则天的几个问题

唐代婚姻礼俗考略

张鷟和《朝野佥载》

《唐临川公主墓志》记事考索

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唐代的科场风波

;饭后钟和;碧纱笼本事辨疑

关于;波罗毬一词的商榷

;摩诃兜勒质疑

杨贵妃与杨氏诸兄弟的亲属关系

实封制度考略

《旧唐书章怀太子传》辨疑

唐代登科记与徐松《登科记考》

《大唐创业起居注》史料价值评述

《唐两京城坊考》中的时人说小考

唐代的官修史书

杨炎的贬所

;捉不良与;不良

;锄禾日当午一诗作者为谁？

;战国应当从哪一年开始？

《植物名实图考》出版说明

《癸巳类稿》出版说明

《世本八种》出版说明

《唐大诏令集》出版说明

《初学记》点校说明

《刘晏杨炎》前言

从野生植物谈到《植物名实图考》

古籍的瑰宝，棋苑的奇葩

谈谈《忘忧清乐集》和《古逸丛书三编》

扬州学派的重要校勘成果《旧唐书校勘记》

《古逸丛书》今昔谈

《清稗类钞》小议

随笔和《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百衲本二十四史》和《校史随笔》的学术贡献

《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稿读后意见

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

雨雨风风二十年

;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的回顾与建议

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简述

五十年代商务整理出版古籍杂忆

建国以来明清史料的整理概述

学术笔记的整理出版与评议

从《登科记考》谈到古籍整理的格式问题

三点希望

整理出版唐代史料的计划简介

漫谈北京史料的搜集整理

整理古籍有哪些常用的方法

校史杂忆

;二十四史点校散记

校史浅谈

在;全国古旧书店业务培训班的讲话

;取精用宏的典范

陈援老对基础知识和历史科学基本建设工作的重视

平实中见功夫

附：《红香馆诗草》跋

张静庐先生与《清实录》的复原和出版

嘉惠后学，长留遗爱

朱谋（造字）即八大山人之父

消寒图

吴琚字条诗为蔡襄作

;名义探微

红楼琐语

燕青为什么叫;浪子？

《顺宗实録》笺证(部分)

《封氏闻见记》笺证稿(选录)

业务自传

幻园琐忆

怀念父亲/赵珩

花开花落

为先翁赵守俨先生去世十周年作/吴丽娱

后 记/赵珩 吴丽娱

雨雨风风二十年

;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首尾历时二十年之久，当中有不少波折，参与其事的都知其大概，但是关于它的来源，却很多人不甚了解。这里不是指1971年的恢复工作(后期有文件可据，大家都知道)，而是指1958年古籍规划小组成立后决定进行这一工程浩大的项目时，究竟是根据谁的提议，或哪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自从我1958年底调到中华书局参加这一工作之后，就隐约地听说，此事颇有来头，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学术界也有类似传说，然而我从没有听到金灿然同志讲过这样的话。十年动乱之初，要我交代这一工作的来源，我实在说不清楚，因为没有文字上的依据。后来在档案中查到一份1964年前后中华写给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才略有线索。当时中办曾向中华了解此事原委，以上报告，即针对中办的查询所作说明，其中大意说，毛主席曾指示要把前四史标点出版，后经吴晗、齐燕铭、金灿然同志共同商量，扩大为点校全部;二十四史。这种报告不可能任意编造，况且必然是经过灿然同志亲自阅签的(底稿不存，故不能完全肯定)，他是了解此事内情的，因而我相信这个说法符合事实。

点校工作最初的安排，或为个人，或为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属于后者，多是考虑到这所院校有某些专家，希望由他们来负责整理。不过这一意图在组稿时可能没有讲清楚，也许是学校未能很好地理解，有些史后来的安排与中华书局的期望并不完全相符。具体落实情况如下：《史记》，顾颉刚先生负责点校，此为原来古籍出版社约稿，原来包括;校证工作，后改为标点本，纳入;二十四史整理本的系统。《汉书》，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后汉书》，没有完全落实，几经周折，才决定由宋云彬先生承担，着手较晚，故直到1965年才印出。《三国志》，陈乃乾先生点校。《晋书》，吴则虞先生点校。南朝四书和《南史》，山东大学历史系承担，王仲荦先生负责。北朝三史(不包括《隋书》)和《北史》，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唐长孺先生负责。《隋书》，1964年后才决定由汪绍楹先生点校。两《唐书》，中山大学历史系承担，该校后来把《旧唐书》安排给刘节先生，《新唐书》安排给董家遵先生。两《五代史》，均在陈援老指导下工作，由刘乃和先生点校《旧五代史》，柴德赓先生点校《新五代史》。《宋史》，原由聂崇岐先生点校，刚刚完成初点(他的工作步骤是先点后校)即不幸逝世。1963年，后由罗继祖先生继续点校，其中十一种《志》由邓广铭先生负责。《明史》，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承担，郑天挺先生负责。《辽》、《金》、《元》三史，直到1962年后才由翁独健先生代为筹划落实。《辽史》，冯家昇先生点校。《金史》，傅乐焕先生点校。《元史》，翁独健先生点校。这里所谈的，不包括1971年恢复工作以后的改变。

下面按照工作上的发展变化，分为几个阶段概括地谈谈这套书的整理情况。

第一阶段，19581962年

这是工作的摸索阶段。1960年以前这套书在质量上没有明确的要求，工作方法也尚未作出切合实际的规定。只有一份标点举例，例句未超出《史记》范围，其他各史的复杂情况都没有包括在内。校勘上，只是提出作版本对校，汲取一些前人的校勘成果(当时主要指殿本考证，要求颇低)。有些史书的点校，在人力组织上采取;大兵团作战办法，这说明当时思想上对点校工作的困难估计不足，以为众擎易举，每人分上几卷，即可完成任务。

由于上述问题，早期点校出版的三史各行其是，做法颇不相同，连形式上都不一致：

《史记》(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书)，用现成的张文虎校本作底本，未做更多的校勘，因而也没有新写的校勘记。连张文虎所作《札记》（即校刻此书的校勘记），都拖延到1977年才印出。此书工作重点在于标点、分段，推敲得相当认真。

《汉书》，用《汉书补注》本(不包括《补注》)作底本，校了几种本子，采取了《补注》及杨树达《汉书窥管》中有关校勘的若干意见，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的初稿，由于成于众手，遗留了不少问题，后来由傅东华先生做了很大的加工。

《三国志》，没有固定底本，四种本子互校，择善而从。有异文处，究竟从了哪一种本子，未作交代。全书之末附有极简单的校勘记，所记只限于从前人成说改字的地方，只说是根据谁的意见，不引意见本身。材料来源主要是卢弼的《集解》。

19591960年，我们对于各史具体情况和工作上的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后借到张森楷先生的十七史校勘记和张元济先生的《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供各史工作者参考。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之间大体统一，重新拟订了基本适用于《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校勘方面作出的这一重要改变，是为了能够针锋相对地解决南北朝以下各史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各史的整理水平。而当时促成这一改变的因素是，古籍规划小组要求;二十四史成为代表国家的超越前人的最好本子，并经过重版时的陆续修改，使它成为定本。这只有在校勘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标点和分段规定出更精细的做法，才能达到。各史形形色色的错误如果不能校正，标点也无法准确，即使降格以求，仅仅使它成为一个普通的便于阅读的本子，也是不可能的。以上意见，以工作小结方法寄给承担点校的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可是这一改变又带来新问题：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和工作的难度。

第二阶段，19631966年

这一时期，外地院校承担的各史由分散点校改为在北京集中点校。

工作方法虽然解决了，然而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这样不但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地质量也要发生问题，因为不能连续工作下去，会使刚刚搞出些眉目的问题;冷却，断了思路。我向灿然同志反映后，经他与齐燕铭同志商量，决定打报告给周扬同志(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要求把承担点校的有关同志借调到北京中华。此事在周扬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实现了，1963年秋冬，先后借调到中华的有唐长孺、陈仲安、王永兴(分担《魏书》的点校)、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点校《陈书》)、刘节、罗继祖、郑天挺诸先生。原在北京的，除傅乐焕先生于后期曾住到中华的招待所工作外，其余的仍各自在家点校，只是有时候碰头开会，商量问题。点校《新五代史》的柴德赓先生虽也到京，但为了便于向陈援老请教和与点校《旧五代史》的刘乃和先生研究工作，并没有住到翠微路。这时候，各史都由个人负责，不再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过去以那种方法搞出来的初稿，都重新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