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王宏志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王宏志教授深耕近现代中国文学史及翻译史四十余年，著述宏富，育人有成，并在学科建设与学术组织方面贡献卓著。本书汇集海内外二十余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与王宏志教授并肩治学的学界同仁，亦有承续其学术传统的弟子门人。各篇论文围绕翻译史及相关领域展开，既展现当下研究进展，亦体现学术传承与对话。全书旨在致敬王宏志教授的学术贡献与教育成就，同时促进翻译史研究的进一步交流与发展。

主编：禹玲，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翻译史与跨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翻译史、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级科研和教研项目9项；出版专著《现代通俗作家译群五大代表人物研究》，合著与参编论文集4部；在《翻译史研究》《外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副主编：李佳伟，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师。

麦都思《英和和英语汇》（1830）的底本问题

陈力卫1

自然辩证法思想早期在华传播路径

以《自然辩证法》两部导读译本为考察对象高晞17

文化立场与概念选择： 以《博物通书》中;电气翻译为例

郭盛、聂馥玲33

;伦理的缺席： 严译《天演论》的;天道重构

黄克武52

循名责实，审意而译： 中国古算典籍英译例说

纪志刚69

译者与时代： 从中长时段视角再评卫礼贤的跨文化翻译实践

李雪涛 79

作为知识之翻译的汉文训读

沈国威101

民国的学位制与国文研究生培养

沈卫威120

论汉语翻译文学的多学科视域

宋炳辉136

从近代到;五四翻译观的演变

汤哲声154

区域翻译史： 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新方向

王建开168

《狂人日记》与;超人的跨文化协商

以安德烈耶夫小说《思想》为媒介张丽华191

翻译与权力： 晚清政治话语的生成

章清218

伍况甫、伍蠡甫： 复旦翻译双星

邹振环259

众声喧哗的晚清译界

以《基督山伯爵》译本为中心禹玲277

为美国读者制造;洋车夫： 《骆驼祥子》英译本出版史钩沉

黄若泽306

国剧运动之后： 余上沅与《可嘉的克莱敦》（1929）的翻译

李佳伟322

;抒情传统的现代追求

1936年陈世骧《中国现代诗选》译介研究李立337

伪装的;重译

黄思骋文学语言观的实践刘韵柔348

谁是;唐三藏

重勘;五种不翻的提出者陶磊366

自译者的自知之明

胡适之《说儒》在域外的首次亮相吴巳英379

当;家庭称为;知识： 易家钺对爱尔华特家庭观的译介

（19181923）

闫彩萍390

麦都思《英和和英语汇》（1830）的底本问题

一、 引言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是英国传教士，作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员，于1817年前往马六甲，之后辗转至槟榔屿、巴达维亚从事传教活动。与此同时，他因少年时期便掌握了印刷技术，故而管理印刷馆，从事基督教文书等的印刷出版工作。为了传教，他学习研究了福建话、马来语、日语、朝鲜语等，并为后来的传教士编纂了六种对译词典。1830年在巴达维亚刊行的《英和和英语汇》（An English and Japanese， 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也是为了实现传教目的而编纂的，作为世界上首部英和、和英词典而备受关注。

该词典的构成依次为献词、序文、目录，之后是英和部分（156页）、和英部分（188页）。英和部分依照传统的;天文、地理、人伦等意义类别分为14个部门，按英语、罗马字标注的日语、片假名（有时附汉字）的顺序排列，共收录4948词。与之相对，和英部分则按日本传统的伊吕波顺序排列，以片假名（有时附汉字）为词头，后依序为罗马字标音、英语译文，收录了约7000词。

这本小型石印词典出版后，首先为关注日本的外国人所使用。约20年后，通晓汉学、兰学的法语学家村上英俊才在其编辑的法英日对译的《洋学捷径佛英训辨》（安政二年，1855）的英语部分中，介绍了该词典和英部分的一些内容。丰田实： 《日本英学史的研究》，千城书房，1963年，第8页。安政四年（1857），其英和部分以《英语笺（一名米语笺）》之名被翻刻出版；隔了几年，文久三年（1863）和英部分又以《英语笺后篇》之名被翻刻出版。这前后还出版了法英荷的《三语便览》（1854）和日法英荷拉的《五方通语》（1857），前者采纳了《英和和英语汇》英和部分的分类框架；后者则承袭了和英部分的大量对译，为近代日本从兰学向英学的转换作出了巨大贡献。事实上，黑本（Hepburn）的《和英语林集成》（1867）所采用英和、和英两部分立的体例，显然受其影响，且在译词方面亦沿用了麦都思词典的诸多译法。明治学院大学图书馆所藏的麦都思此词典上有黑本（Hepburn）的签名和铅笔书写痕迹。

然而，这本在日本英语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词典究竟是如何编纂而成的，作为语言资料能否使用？其日语具有何种性质？这些问题仍旧存在，且留有诸多谜团，使人们在使用中疑虑重重。要阐明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确认该词典使用的底本；同时，还必须考察这本词典在巴达维亚是如何编纂而成的。

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从被视为底本之一的《兰语译撰》入手，进而探寻其问题的所在，并由此引发出其他底本的可能性，勾画出其编纂过程中所使用的日本资料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