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不仅有视角独到、逻辑绵密的新闻报道，更有隐藏其后的挖掘新闻故事的幕后笔记，实非“老新闻骨”莫办。

内容简介：

来到新闻现场，记者面临什么？他将如何选择？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对犯罪领域的进入以及对高位失权者的报道，不仅让我们得见新闻事实的魅力，更获得了新闻方法论的启迪。这些视角独特的故事，绵密的逻辑与平时白描的文字让我们得以平静、公正地把这些采访对象当做人来分析，这些新闻事件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价值，不单是一个犯罪事实，还有他们的人生故事。

作者简介：

李鸿谷，1987年，《长江日报》体育记者；1998年，《武汉晨报》编委；2000年进入《三联生活周刊》社会部，任主笔，现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目录：

序

贪官

贪官李纪周全记录

广西贪官网

李真:秘书的权力

李真:秘书的网络

马德卖官记

毒品

新生代毒枭

冰毒网

金三角变局

刘招华：欲望与死亡游戏

罪犯

温岭黑社会

危险的财富

刑警队长的罪与罚

张君分析

江湖

绯闻时代的女主角

凡人赵忠祥

债务人牛群

徐明是谁

财富

谁是有钱人

中国人的财富秘密

煤炭资本家的财富秘史

社会

交通厅长的“事故多发期”

人命与仕途

青基会的赢与亏

新闻笔记

调查李真

叙述马德

观察权力

新闻的方法论

三联的知识生产

后记

精彩摘读：

你见过李纪周吗？”

“没有。”

“哦。他腿有点瘸，很明显。所以，这就有点奇怪了，他先当兵，然后进公安，这都是要健全的身体的啊……”

坐在公安部原治安局局长高旭家里，我们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如果对记者这个职业有点感叹，稍微喝点酒后，不免自得见过的陌生人多。采访过程中见过的大量交换过名片的陌生人，真正能够留下印象的，不多。不过，高旭是不会忘记的一位，多精彩的一个开头……李纪周任治安局副局长时，高旭是正局长，李的直接上司。一个半小时，和蔼的老先生有条不紊地讲述下来，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差不多都是可以引证的材料。讲完了，老先生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很简单，能够讲的，他都讲了，不能讲的，问也没用。

阳光挺好的那个初冬的下午，离开南露园小区，站在街边，我点燃一枝烟，想到那个词 ：核心信息源。所有有关李纪周众多片断的、零碎的信息，因为高旭而被证实或证否，李纪周的人生逻辑也因而清晰。

从事任何职业或许都有一个被“点燃”的时刻，这种戏剧性或隐或彰，各人自是不同。想起来，未来这份我还将继续的新闻职业，真正启动我的，是那本《万历十五年》——不是黄仁宇的叙述与史观，而是它书后附录的七页的参考书目。我一页页翻完这些书目，弃书而叹 ：真正的识见缘于此啊。没有每周阅读一册《明实录》（共 133 册）以及众多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新旧著作，黄先生又如何能从容讲述 ：“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这种种，于我，借用佛语，大约就是：觉悟。因此机缘，再读那本讲述美国大媒体的厚书《掌权者》，很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参加过越战战地报道的著者，赞叹的不是他的职业对手获得了普利策奖，而是对方每天采访人数与所记录的笔记（素材）比他更多——便有了职业性的醒悟，这才是这个职业的正当状态。如此一脉贯通而来，最终是布罗代尔给予了我对新闻职业的根本性定义，很简单，你拥有多少材料？——材料决定一切！

10 多年后，我来北京做记者，站在南露园小区外的街边，我有了点发现与进步 ：信息源其实是有级差的。这跟财富、知识与权力一样，信息掌握的多少，是有等级的。所以，有效率的职业方式就是，迅速地判断谁是核心信息源，同时找到机会去接触并最终开掘它。所谓新闻的方法论，其建构的基点在此，舍此，如何讨论与言说？当然，拥有足够或更多材料之后，借用历史研究的套语，你最终是“史料”的编辑者，还是发明自己的“史观”，在于你有什么样天分。

自然，觉悟是有分别的。

在 2001 年，把李纪周做成《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封面故事，或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的转载之多，至少于这本杂志是少见的。我的同事当时有疑问 ：你的李纪周，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样的疑问也困扰过我。按提问者的话语体系，李纪周这个故事，对现代化进程的价值何在？在民主的进程里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显然是疑问。

简单地解释一下，是必要的。武断一些来做个判断，新闻的操作其实一直在两个问题框架里游移 ：事实与价值。每个媒体都有不同形式的选题讨论会，相信每个有报道任务的记者对这样会议的苦恼，是职业的基本经验。我有时不免奇怪，这人人都头痛过的选题会，为什么就没有被充分地讨论过它为何会让大家如此痛苦不堪。回到选题会现场，记者所申报的选题，多数是刚刚发生的事件，常态是基本的事实说不够5句话；但是，这个时刻编辑必须做出判断，我们是否在这个选题给予投入。对双方而言，这都是一个充满考验的时刻。记者呈述的是不完全的“事实”，编辑必须做出确凿的“价值”判断，这就是新闻这一职业永恒的悖论。如果失去对此的体察，从事这个职业，将长期处于蒙昧而痛苦状态。

那么，如果我们再细心一点，先来探究编辑如何作“价值”判断。20 多年前，我进入党报系统，一般而言，当时编辑主要由那些资深而成功的记者晋升而来，他们的经验构成了判断的来源。现在可能像我当年那样聆听前辈记者讲述报纸对权力人物排名顺序安排的机巧的机会不多了，很快，就我眼见着，他们 30 多年来“宣传”所积累的技术套路，被另一种“价值”观所超越。80 年代有着高等教育背景的新一代编辑成长起来了，这是新一波浪潮。这一代编辑来自“新启蒙”所获知识及其价值观，承接的思想资源是“五四”以来的文人办报书生议政理念。个案总是比综述精彩。在 80 年代，书生议政甚至有“行政”的机会。我

在香港大学读当年一位报告文学家的自传，这位供职于《人民日报》的记者，所津津乐道的是当时自己在黑龙江如何对省委书记拍桌而起，写出轰动一时的大作。但重读当年的大作，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投机倒把，在如今这个市场经济社会，两厢错位，人妖俱灭，生死相隔，感叹造化弄人之际，不免对此等价值观生疑。当然，把记者这一职业做到仿佛钦差大臣的角色，对于当事人，自是人生快事。榜样是用来垂范的，书生议政一路下来，渐成潮流。这一路价值观与前述宣传之套路，看似反正，其实一路，都执着于媒体的权力，硬币的两面而已。稍后，都市报系列兴起，媒体的权力动机之外，多了甚至更占主导的商业动机，新一轮的受众至上价值观潮流亦由此生发。

我们很难将这三种价值观理解为替代，迄今，它们仍然是共存，各有范围不同。相信媒体从业者如有真诚检讨，我们各自的 C PU，大概不脱上述价值观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