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风悠长——陈乐民文心画事

文人风骨，士气犹在

传统的“士气”“文人气”差不多快绝迹了，而我们在陈乐民先生身上和他的书画作品中仍然能见到这种精神和气质。

士风悠长

——陈乐民文心画事

书号：978-7-308-18664-3

作者：陈乐民/著  

出版年月：2018年10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16K   185×250mm

定价：98.00元

印张：20.5

字数：150千

页码：336页

CIP分类：J222.7

装帧：全彩平装（裸背锁线）

陈乐民（1930—2008），生于民国时期的旧式家庭，受过传统的蒙学教育，后辗转就读于燕京、中法、清华、北大四所大学。1953年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70年代初转到“对外友协”欧洲处，80年代初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并担任所长之职。晚年专注于欧洲文明研究，是在中国首倡“欧洲学”观念的学者。

陈乐民先生半个多世纪中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国际政治和中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曾游历亚非拉欧美各地，参加了大量国际会议和讲学活动。其主要著作有《欧洲文明十五讲》《欧洲文明的进程》《20世纪的欧洲》《战后西欧国际关系》等，是中国欧洲思想史、政治史研究的典范作品。

■内容简介

本书是“欧洲学”研究大家陈乐民先生的书画选集，集中展现了陈乐民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相浸的一面。

陈乐民先生并不是书画家，书画只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他在著书立说之余，坚持用毛笔在陋室书巢中挥洒出一方书画天地，这些“文人字画”基本是他的“自娱”，其中许多连家人也未尝见过，直到他过世后家人整理遗物，大家才连连惊叹：他究竟是如何从读书、思考、写作、疗病的缝隙里挤出时间，留下如此多的墨迹？我们从中遴选部分，并不单纯是从艺术角度（事实上，陈先生本人绝没有想过要拿来出版），而是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向读者展现出一个人——他的人生际遇、他的志趣胸襟、他的思索与抗争，以及他对国家和家人无言的挚爱。

从这些书斋字画中，我们可以窥见陈乐民先生的心路历程，甚至遥望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正在远去的身影。

全书共分三辑：“文事余墨”是陈乐民先生绘画和书法作品的精选，“一脉文心”辑录了陈乐民先生最重要的画论文章；“士气犹在”则收录了陈先生去世后一年内亲友追忆性的纪念文章。

序一 陈乐民先生的笔墨    孙  郁

序二 老死春蚕丝未尽     资中筠

【甲编】文事余墨——陈乐民书画选

  绘画作品

  书法作品

【乙编】一脉文心——陈乐民论书画

郑板桥论画竹

论王羲之

倪云林和余叔岩

董其昌与南北宗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观后感

关于“淡墨”

《唐碑百选》见精神

临会稽刻石

前贤可畏

附录：童年艺趣忆

【丙编】“士”气犹在——亲友追忆陈乐民

休怨时光不我与，来年可是纵漫天………… 陈  丰

附录：隔代“对画”…………陈  丰

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

——难道这样的读书人真成绝响？…………朱尚同

集中西“绅士”于一身…………蔡鸿滨

一片潇湘落笔端

——重读陈乐民先生书画稿有感…………冯绍雷

岁岁年年满树花——忆陈乐民老师…………赵  梅

自得之趣…………刘  涛

条案之痛…………阎连科

一身跨两代——阅读陈乐民…………雷  颐

中国又失去一位有才华有造诣的学者…………何  方

等待并送别陈乐民先生…………毕飞宇

怀念陈乐民…………沈雁南

陈乐民大事年表

陈乐民著作年表

出版说明

老死春蚕丝未尽

■资中筠

乐民去后，我和女儿一同整理他的遗物、遗稿，发现竟有那么多未发表的文稿、笔记，还有那么多书画，大大小小随便卷起的宣纸算来起码有几百幅，外加扇面和几本织锦面的册页。书桌上随便放着一页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

把一切麻烦之事都摆到理性的天平上。

忍耐、坚持、抗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表，甚至很少示人，这些书画纯粹是他自己的寄托。堆到一定时候，自己粗粗整理，卷起，找个架子存放。以至我直到他去后仔细展阅，才意识到作品量之大，明白他倾注了如许心力，包含多少深意。于是在家里有限的条件下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展示（不能称“展览”），主要请“三联”的朋友们来做一番评估，看是否可以选出一部分以印刷出版。我认为，如果要做这件事，非“三联”莫属。因为乐民不是专业书画家，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名气，如果不与其人、其情、其学、其“气”联系起来，就意义不大了。而“三联”的具备这种综合的文化传统和底蕴，而且与我们有多年交往的几位资深编辑能对此人、此事有足够的理解。果然，他们来看了之后，不用我多说，对于应该做、如何做，很快达成共识。事后，出版社的领导立即决定列入计划，立即按部就班地着手实施起来。这一切都令我感动——为乐民身后未尽之丝，也为出版界延续未断的文脉。于是有了《一脉文心——陈乐民的书画世界》。

后来知名画家王明明从《一脉文心》中见到乐民的书画，认为有特点，觉得现在很少有这样纯粹的文人画。于是他主动到我家来看乐民的作品，承蒙他的眼力，从北京画院紧张的展览档期中挤出一星期举办了陈乐民书画展。特别巧的是，1955年齐白石得“世界文化名人奖”的奖状上的中文字是陈乐民写的，这个奖状的原件就在北京画院，并得以在那次展览上展出。这些字当然是奉命之作。这说明当时他的字在本单位已经得到公认。奖状另一边就是著名的毕加索的和平鸽。

他遗留的书画有四百多幅，还有几本册页和一些扇面。我们从中选出一部分，在北京画院的帮助下，为他出了一本书画集。可惜这一切乐民本人都无从知晓，看不到了。

我们这一代人的沉浮、哀乐，包括闲情，都离不开政治大背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钢琴与政治》，是说我少习钢琴，到“革命”的年代放弃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开始宽松，又恢复弹琴。乐民的写字作画大体上也如此：始于少年，中断于那“革命”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再捡起。不过书法与弹钢琴不同，并未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大约与革命领袖喜好书法有关。“字写得好”总算是一长处，有时还有一定的用处，例如被叫去写一些宣传标语、丧事的挽联、花圈飘带之类。我曾以《祢衡骂曹》中的戏词揶揄他：“荀彧、荀攸，可使吊丧问奠”。他就接过来常以此自嘲。这种红白之事他直到80年代还为慎之先生做过。一次是一位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荣休，所在的大学为他举办一次隆重的会议，请老李参加。老李无以相赠，决定送一幅字，词是他自拟的，但他与我有同一遗憾，就是自认为毛笔字拿不出手，于是让乐民写，而且以他特有的坦率说，这回你得做无名英雄，我不会告诉美国人是你写的。另一回是1992年钱锺书先生报病危，老李准备好一副挽联，让乐民写。但是后来钱先生出现转机，拜现代医学之力，又延续了几年寿命。待钱先生去世，已时过境迁，老李没有再提起这副挽联。本集中“石蕴玉以山秀，水含珠而川媚”这副对联题的是“书李慎之词”，大约就是那幅挽联，但我不能肯定。乐民大概比较喜欢这两句词，写过不止一幅，并以词意作画。

20世纪50年代我们在维也纳时，大约因当时的领导氓公（李一氓）的喜好，竟备有文房四宝。乐民间或写写毛笔字，有时给领导写汇报也用毛笔。他还用毛笔写过他喜欢的鲍照的诗句——“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这使我隐约感到他有些怀才不遇之意，当然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是不能公开表达的。最近他的老同学、挚友蔡鸿滨君给我的信中提到他们中学毕业时，乐民赠他两句诗，正巧就是这两句，可见他自少年即对这两句情有独钟，也算得上是“少怀大志”。还记得在维也纳时他用墨笔画过一幅松树，自己很不满意，题字曰：“此树以画柳之笔画松，故败。”我对此印象较深，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还会画国画。有一次出游遇雨，雨景甚美，他回来写过一首诗，我只记得两句：“缥缈米癫意，苍茫大痴笔”，并给我讲他如何欣赏米氏父子。那是在领导暂时回国，我们单独留守国外的短暂期间。在兢兢业业恪守纪律的同时，相对说来工作比较轻松，心情也比较宽松，还容得下一些闲情逸致。我那时在政治上一直在“没有改造好”的紧箍咒中，而另一方面私心却还有一点自负，唯一有自知之明的弱点是写不好毛笔字，始终是我的遗憾，所以对他的一笔好字不由得有所心仪。这可能是后来被“争取”过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后来我们就奉调回国，接着又“运动”不断，他不可能再有那闲情逸致了。

他重拾笔墨，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初只是写字，以后才想起作画。那时分配到了一套共二十四平米的房子，是我们第一次有了独门独户的居室。除必要床具等之外，只摆得下一张三屉桌，两人共用（女儿已经上大学，周末和假期回来住），颇受限制。偶然写写，也没有想到保留。

1983年1月自撰的那首诗有一点来历：我们搬进那套新居后不久，总是闻到一股臭味，盖因居室壁橱的墙毗连楼梯口的垃圾室，墙有缝，所以飘臭。时间长了，如入鲍鱼之肆，我以阿Q精神戏曰：“斯是臭室，惟吾德馨。”乐民就写了“唯吾德馨”四个大字钉在墙上，不久就脱落，不知去向，那首诗总算保留下来。

1987年搬入东总布胡同新居，条件有所改善，各自有了专用的书桌。他的字画也多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本集中那幅写滇池大观园长对联的字，自题称“自陋室迁至漏室第一砚”，日期“1989年”当是1987年之误。“漏室”云云，是因为喜迁新居后，发现因建筑质量问题常常漏水，不仅下雨漏，晴天亦然。“漏”“陋”谐音，从此就以“陋室”名我们的住处，直到迁至芳古园仍沿用此名。

他于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创作最多，显然那个时期创作灵感特别旺盛，腕力也还可以。辍笔多年，他在重练基本功上下了不少功夫，废稿三千可能夸大，但确实丢弃了不少。留下来的中间大量纯粹是潜心研习之作，所以各种字体、画法都有。有一幅临王石谷长卷，也可算是重拾画笔之初的练笔。因为他不是“家”，所以编辑和我们都同意，选择的标准不一定着重技艺，而主要看内容是否能表现其人的气质、精神和情怀。所以有几张显然腕力不济，歪歪斜斜的字也选入，以见其最后的心境。他多数是借古人词抒己怀，少数几首自己写的诗。有时题款、日期，都有深意。从这些书画可见其复杂的心境于一斑。他自己写过一条幅——“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这是一种表达，但不足以概括全貌。我觉得还有内省与外向、知命与抗争、失望与希望，悲情与乐观之起伏。重拾笔墨这二十多年与他伴随的是“不可逆转”的病与老。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乐天知命，却并不甘心，写了许多自勉的话，直到最后一次进医院的前夕，已经处于浑身无一处不痛，只能在轮椅上生活的境地，惟有大脑是健全、清楚的，自知离“蜡炬成灰”不远了，仍留下“忍耐、坚持、抗争”字样，为自己鼓气，始终不放弃。

他重复写与画得最多是的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用得比较多的是“云无心以出岫”那枚闲章，这是他对“误落尘网中”一生的自叹。但是并非真正的退隐山林，脱离尘世。只是极端厌恶官场政治，不愿意“以心为形役”，要回归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心灵，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进入“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境界。这对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本是寻常事，而对于中国的“士”说起来，如果不走“仕途”，就只有归隐。即使现代，仍须作为“毛”依附于某张“皮”，“帝力”无时不在。求独立、自由，谈何容易！需要相当的定力与对威胁利诱的抗拒力，古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借用。这是外人以及习惯于在“帝力”笼罩中而不自觉的当代学人所难以理解的。乐民何尝对人间事有须臾释怀？否则何必“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孜孜以求“启蒙”之道？最明显的是80年代末那副扇面，写《阿房宫赋》尾与贾谊《治安策》头。1994年追画1989年旅欧时的景色，还要记上某月某日某某去世。这些都是伤心人别有怀抱。1991年应赵宝喣教授索字写的那几首诗是80年代初作的，当时心情特别舒畅，到1991年就不会写出那样的诗了。他喜欢倪林云，有时效仿其风格，但也不都是清瘦淡雅。例如1993年册页上的“风疾、云快、松狂”，那在狂风中的松树就令人感到心潮澎湃，有一股必欲一吐之气。他有悲愤、有深刻的失望，却从无颓唐之气，所以他对叶圣陶那首诗“居然臻老境，差幸未颓唐……”有所会心，抄录过好几遍，连字体都模仿叶老的。大约1987年，我们同赴江西参加一个会，得游庐山和朱熹的白鹿书院，他从中得到不少书画的灵感，特别是白鹿书院的那一方水池和朱熹的那首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成为他重复写和画的内容。这与那枯树干上几朵红花的寓意有相通之处，象征着一派生机。1998年他开始血透，初不适应，曾晕过去不省人事，过两天恢复后，作诗画，仍满怀信心云“桑榆何云晚，芳草正满园”，那画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

有一首词，他写过不止一遍，也以之入画，就是宋朝无名氏的“水调歌头”。这首词有一段来历：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复三先生1989年赴欧参加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后选择了留在国外。据说此间有人曾设法动员其回来，详情如何非我所知。有一次有人出国，已从高位退下的胡乔木与赵有旧交，写了一幅字托人转给他，写的就是这首词。这幅字送出去之前我碰巧见过，回来与乐民提及。我们猜不透送字人是正巧想起这首词，随便写的，还是借古人之词寄托深意。乐民原来对这首词颇欣赏，由此契机重新翻出来，就此成为其书画的题材之一，那倒真没有什么题外之意。

一般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这话不一定对，可以举出许多反证来。但是乐民这些书画确实是与人的气质是一致的。不论从专业角度如何评价，凡见过他的字的朋友第一个反应不约而同都说是“文人字”，他自己也认同这一提法。他从来对自己的著作、文字、书画都不大满意，而从审美的角度，对别人也相当苛刻。有几位当代炙手可热的中年名人的字画，他就是看不上，评价不是“俗”，就是“缺根底”。他始终认为，写字首先是读书人的本分，不是“表演艺术”。不读书而单练“书法”，那只能是工匠。解放以前，学校作文、机关文书都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机关用人的考核内容之一就是写字，所以毛笔字整齐熟练的人不在少数。而其中雅俗的区别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有些被认为写得不错的，他评为“账房先生字”，另一种是“师爷字”，规矩而没有个性。每当我为自己字写不好遗憾时，他安慰我说，至少你写的不是儿童体，也不是账房先生字。这是最低要求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逛书店，惊喜地发现中华书局出的一本《现代名人书信手迹》，连忙买回，这是为纪念中华书局成立八十周年（1912—1992）而出，其中收集了一百三十位近现代文化名人在1949年之前与中华书局的通信，最早的信是茅盾写于1913年，最早的人是梁启超，其中少数人在此集出版时还健在，而今健在的好像只有黄裳先生（于2012年9月5日去世）了。这是极为珍贵的墨迹，所有的信都是毛笔竖写，因为是普通事务性来往（谈版权、稿酬之类），都很随便，有的整齐些，有的字迹潦草，涂涂抹抹，字体也各有千秋，不过多为读书人的字，很少“账房先生字”，其中相当一部分如放在现在，可以作为“书法”来欣赏。令人惊奇的是刊于篇头的一封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致新城先生（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的亲笔信，内容是感谢赠稿费三十元，请捐给东北义勇军。虽是武人，那笔字却也相当拿得出手。这更说明在那一代人，写毛笔字是日常之事，而真要成为“书法家”，那是十分困难的。古来大书法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乐民最喜欢讲的典故是，沈尹默开始小有名气后将自己的字送给陈独秀看，陈独秀批曰“其俗在骨”。沈尹默受此刺激，发愤换笔，从头苦练，尽脱俗气，终成大家。

乐民书画称不上“家”，但也不是随便涂鸦，是经过正规训练，有些幼功的，而且少时曾入迷此道，做过书画家的梦。虽然此梦未成，还是读了不少名家碑帖，用心揣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可惜以前的作品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总的说来，他的风格属于清雅一类，画以写意为主（他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写意，在朦胧，这是西洋画无论如何达不到的）。字则瘦骨嶙峋一如其人。他说幼时奉母命，先从临赵字开始，但是他认为赵字弄得不好就会失之柔媚，所以后来很注意多临欧、柳。他认为初学最佳入门应该是欧阳询的“九成宫”。有了这个垫底，以后再从其他名家得灵感，就不会流于浮滑。当然更应该临魏碑，可惜他自己在魏碑上没有下功夫。在常见的领导人的字中，他对周恩来的评价最高，周显然是有魏碑的底子的。

他的审美重含蓄，在各种艺术部类中他之所好不约而同地都属于古典派，标准也比较苛刻。例如他对京剧老生各派中独推崇余叔岩及其弟子孟小冬，而不喜欢人气旺得多的马连良。特别是认为号称“马派传人”者，没有发扬马的长处而多强化了他俗媚、夸张的一面，结果把群英会中的诸葛亮演成了“妖道”。（这是转述他的话，艺术欣赏各有所好，我无意对京剧流派进行褒贬。）冯绍雷君有同好，专门给他录下了全套余叔岩过去灌的唱片（所谓“十八张半”），还有孟小冬仅有的录音，共三盒录音带，他十分高兴，暇时常放一放。昆曲则喜俞振飞的书卷气。他于画，后来日益喜欢倪云林，而把余叔岩与倪云林相比，认为二者有相通之处。此外，他屡屡称道程砚秋的《锁麟囊》《荒山泪》和《春闺梦》，认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远高出其他京戏剧本一头，一般京剧没有那种悲剧意识。《春闺梦》在1949年前后曾犯忌被禁演，以其不合时宜地宣扬和平反战。《锁麟囊》则在1949年以后曾几度被禁又开禁，程砚秋的一个心愿是将此剧录制成电影，最终以剧本“鼓吹阶级调和”而未果。乐民每言及此都叹息不已。他也不是一味维护“传统”。例如他对“大登殿”十分反感，认为其内容腐朽、艺术上也无足取，应属淘汰之糟粕。不过近年来在“弘扬京剧”的名义下，出现了许多所谓“创新”，以影视手法改造传统剧目，满台光怪陆离，把京剧“糟蹋”成这样子，令他愤慨不已、痛苦不堪。

对西洋音乐，他是外行，但他喜欢听听古典音乐。重听之后，他更喜欢在读书写作时放交响乐以为背景音乐，用一种愉悦的乐音填充那寂静。一般说来，非专业人士，特别是非欧洲人，都容易欣赏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而不容易接受巴赫，以其旋律单调故。但是乐民独喜巴赫，这可能与他审美的古典和含蓄的品味是一致的，与爱好余叔岩同出一辙。

他晚年越来越痴迷弘一法师的书法，可能与心境有关。我家有一本《弘一大师遗墨》，他在扉页钤上了“云无心以出岫”和“万物皆一”两枚闲章，时常披阅。这点与慎之先生有相通之处。记得慎之说过他看弘一法师的字有时感动落泪。我向乐民提起此事，说我能看书、听音乐感动落泪，但是不大能想象如何看书法能落泪。他说他能体会，弘一法师的字的确有此感染力。我慧根浅，单是盯着那字看，不会动情，但是想到李叔同其人的一生，想到当年白马湖畔那些人：丰子恺、夏丏尊……那种风骨、情操和才华，永远消逝，难以再现，不禁为之怅然、凄然，而今乐民也随他们而去，永远唤不回了。

他作书、作画纯粹是自娱、寄情，没有任何自命风雅之意。对文房四宝极不讲究，这大概也是限于条件，如果有条件考究，他还是很懂行的。他常为买不着好笔而苦恼，即便专门到琉璃厂荣宝斋去挑，用起来也不如人意。他很怀念儿时几毛钱一支的“七紫三羊毫”，如今很难觅得了。他常用的一张砚台是一九五七年我们结婚时我母亲送给他的礼物，我还记得当时在琉璃厂以十五元购得。他说虽非古董，但还是上品。他用纸也随便，买到什么是什么，也不必上好宣纸。早年夏天飞机上发扇子，他就拿来画或写扇面，所以不少扇面上有“中国民航”字样。有一幅“残墨、废纸、秃笔”的字就是在一张很不规整的破纸上，塞在角落里，我和女儿发现以后给裁齐铺平，感到字与词都有代表性，值得保留，就收在这里了。用女儿的话来说，“他特别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凡人找他要字，他几乎有求必应。亲朋好友自不必言，有时是主动相送。1997年的一幅山水画上的题跋称有两位同窗一下子就选取了十几幅，“不知彼等如何处置”。现在其中一位已经过世，另一位也久未联系，既是他们自己选的，当是比较可入眼的，这次也没有收回。有素不相识者自称好此道，写信来求字，他也基本满足。有一次装修房子，那包工头看他在写字，说自己也喜欢写写毛笔字，求老先生给写一张，他也随手给了他一张写好的篆字，还应他的要求，题了名款。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应该效仿某作家，他的字可不如你，但在门上贴出不菲的润格价钱。他笑笑说，我没那么大名气，字不值钱的。

有次我到上海，见到《文汇报》“笔会”版主编刘绪源君，提到出书画集事，他说他有一幅乐民应他之请送给他的字。他曾问他有没有见到用古体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佳作。乐民就抄录了胡适用楚辞体翻译的拜伦《哀希腊》送给他。刘君将已经裱好的送到旅社给我过目，竟是一幅两米多长的长卷，中楷行书共十六段，我大为惊喜，请他拍摄下来。与此同时，乐民还为此译文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先贤可畏”，发表在“笔会”上。这是意外的收获。其余我不知道的、散落各处的尚不知有多少。

一般说来，享年七十八岁，算是“年逾古稀”。但是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黄金年龄大多被浪费掉，端赖寿长，或可做些自己想做的事。乐民的重要著作、大量的书画是最后二十年带病运作中完成的，却略无病态。自从1992年确诊为“不可逆转”之后，他开始了漫长的与医药为伴的日子。前十年保守疗法，需要对饮食起居严加控制，遂经常营养不良、日见虚弱；后十年血液透析，饮食可以放开一些，却从此拴在机器上，行动受限制。每周三次，疲惫不堪。他说自己的“有效生命”去掉了一半。不过第二天又精神如常，那一半生命发挥最大限度的效力。事实上，另外一半也非完全失效，在初步适应了透析之后，他每次都带一本书去医院，大量的经典就是在这四小时中读的。这样读的书必须小而轻，单手可以举得动。因此他特别痛恨当下出书开本越做越大、无关的装饰日益花哨，说那是为了装点书架，而不是给人读的。好在他要读的旧书多，新书少（指出版时间不是内容）。另外他还有一个本事，是我从青年时期就发现的，就是能打腹稿，先想好了，提笔一挥而就。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闭目养神时还可以酝酿文稿。这是他效率高的秘诀之一。

生老病死，多非人力所能左右。他的病确诊后我只有长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医生连病因都无法查出，我们也就不作 “当初原该如何如何”的无谓“总结”。只是他有一项不幸中之大不幸，就是做血透的“瘘管”原该做在左臂上，却因医生手术失误，左臂一根血管报废，只好再换做右臂。否则，他的右手一直运用自如，生活质量将大不相同，至少后十年能从心所欲地写字画画，可能更有所精进，会留下更多精品。但是再追究医生的责任已无济于事，只得算了。朋友们都知道他一直坚持用毛笔写文稿，不用电脑。殊不知到最后，右手肿胀日甚一日，他自觉可能坚持不了多久，曾试着练习左手写字，而且要我教他电脑。他竟不得不想学电脑，这令我心酸。我也的确教会了他简单录入。

不过这离他最后辍笔已经不远了，终于没有用上。最后几篇文章是口述，请一位助手听写打印的。他平生梦想有一张如儿时家中那样的中式大书桌，而且可以不必贴墙放，以便作书画时大幅的纸张可以两边垂下。我们始终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赖女儿的努力，终于换得现在比较宽敞的住房，可以放下大书桌了。

他十分高兴，勉力扶杖与我一同去家具店，亲自看中了几张，自己量好尺寸，准备搬家后就去选购。孰意搬进新居后不久，他就体力衰竭，只能坐轮椅了。他自知从此不可能再坐到书桌旁，就嘱我不要再买书桌，而是设法定制一张像医院病床用的那种活动折叠小案板，以便他在轮椅上读书写字——直到那时他还在做写作的“长远打算”！不过轮椅也只坐了几天，就紧急住院，从此不起。大书桌、小案板，都成空！他也一直渴望有一张过去家中堂屋摆放的那种条案。承蒙阎连科君在我们乔迁时专门定制一张，但是送来时他

已入院，也终于没有看见。

他生活俭朴，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例如对美食颇有所好。少时家道中落之前也曾有过家厨，他讲起那位大师傅的拿手菜，总是不厌其详，津津有味。只是我们自己都不善烹调，所以家中伙食从简。20世纪80代结识“三联”的沈公，每招饮辄欣然前往，倒不是全为口腹，而是那种文人雅集，饭桌上的品味不低的天南地北的闲扯，也是一乐。可惜这一乐也由于他后来耳聋日益加剧而被剥夺。耳聋对他真是雪上加霜，失去了许多与人交流的乐趣，加深了心境的沉寂。不过也许另一方面能使他不受干扰，潜心学问，提高了效率。他对美景、名胜都兴趣盎然。近十多年来，我们每年都有江南之游。先是莺飞草长的春天，后来改为秋天。因透析条件的限制，只能游走于沪、杭、宁三地。那里有不少熟悉的朋友，他对这一年一度的旅行都很期待，不惮旅途劳顿，“秋尽江南草未凋”，良辰、美景、良朋、美食，是老病中之一乐。

21世纪元年，我们有了一个外孙女，小名丫丫，从半岁开始，每年都回来 我们至少同住一两个月，成为我们晚年生活的亮点，更是乐民的“提神剂”，每当丫丫来时，他精神为之一振，似乎病也减轻些。“丫丫一点一点长大”（这是她在四岁时自己发现的），兴趣越来越广，其中一项就是画画，随心所欲地涂抹，不讲比例，却讲故事，丰富多彩。于是祖孙二人可以共同作画为游戏。得知爷爷去世后，她始而表现得很理智，甚至说些有哲理的话，但到晚上伤心痛哭，无法接受再也见不到爷爷的事实。今夏再来，只见到遗像和骨灰盒。她以各种形式表达对爷爷的思念，包括画他的头像，捏许多小动物放在他的遗像前，等等。丫丫天真的追问引起我回顾半个世纪的相携相处，可以用“精神的”和“默契”二个词来概括。多少事，尽在不言中。我们的确从来不过生日，没有互送过礼物，包括结婚也无所谓定情的“信物”，唯一的就是上面提到的我母亲知道他喜欢写毛笔字，送过一块砚台。那个年代，一切风花雪月、诗情画意都为“革命”所扫荡。送花之类更谈不上。我1992年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期间写的，他抄录了欧阳修的《夜夜曲》，以此寄托思念之情。这就是他的表达方式。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知道我在关注什么问题时，常常会忽然拿一本书走到我书桌旁，指给我看某一段话可能对我有用。我在电脑上看到他可能感兴趣的材料也常打印出来给他。实际上我的打印机基本上是为他而设，而今几乎闲置了。短短的午晚餐和喝下午茶的时间是我们交换心得的时候。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有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那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放下手头的工作，一杯红茶、几块小饼，融精神与物质享受于一体，似乎人生到此别无他求。当然有时免不了争论，以后各自再找论据。他有很深的幽默感，总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趣事，或者于一些普通的人事、话语中看到荒诞可笑之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充实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不需要鲜花，不需要礼物。几十年来从“误入尘网中”到祛魅到解惑到有所悟，我们几乎是同步走过来，很难说谁受谁的影响。在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历程中，这“同步”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最大的幸福。2007年7月碰巧有电视台到家中采访，记者得知那一年那一月适逢我们金婚纪念，要他当场给我写几个字。他写下了“志同道合，相互提携”几个字，并题为“金婚纪念”，落款“陈乐民”。这是他送我的最后的礼物。这八个字包含了我们相伴一生的丰富内容，现在连同那幅欧阳的“夜夜曲”永远挂在我的卧室。夫复何求？

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