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荣获
【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History Prize】
【德国历史学院奖Preis des Historischen Kollegs】
【洪堡大学H-Soz-Kult历史图书奖H-Soz-u-Kult "Das historische Buch"】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年度图书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Books of the Year】
邢来顺、徐健、陆大鹏诚意推介

普鲁士的体制曾与保守的容克地主联系在一起，头戴钉盔的刻板军人是它的代表；但普鲁士也曾是德意志诸国中现代、理性的力量，甘做公仆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是君主的典范，普鲁士是黑格尔心中的理想国家和德意志统一的希望。
普鲁士是“拥有国家的军队”，用“铁与血”统一了德意志，是强权与专制的代名词,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如雷贯耳；却出现过“普鲁士启蒙运动”，产生了康德、马克思、尼采、海涅、亨德尔、冯·洪堡等伟大的学者与艺术家。
普鲁士与德国发动世界大战、进行反犹屠杀脱不清干系，却曾数次打开怀抱接纳被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驱逐的新教徒和犹太人。
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普鲁士？它是开明、理性的近代国家典范，还是蕴含毁灭种子的军国主义载体？

普鲁士王国的前身只是一个贫瘠、偏僻，缺乏凝聚力的德意志邦国，在卷入争端时左支右绌，要反复横跳以求自保。通过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明宽容的风气，普鲁士成为中欧有活力的国家，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大王、冯·施泰因、俾斯麦等杰出政治家，在动荡的时代中抓住机遇，将这只小舟打造为强悍的战舰，进入了崛起的航道。然而，普鲁士在达到峰巅不久就走向了惨烈的毁灭，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它的历史彻底终结，也留下了累累恶名。是什么样的力量使边远小国崛起为世界强权，又在峰巅之后走向惨烈末日？

战后，普鲁士被视为罪恶渊薮而彻底废除，但它在现代政府、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宗教宽容等方面的卓越贡献不应被人遗忘，没有出现过普鲁士的世界会更加贫乏。它曾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模范，后进国家的标杆；民国时期英才辈出的湖南曾被称为“中国的普鲁士”，普鲁士的军事、教育和法律体系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文化、军事、社会全面讲述，重新认识充满争议的普鲁士。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普鲁士”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人们熟悉那个在19世纪威震天下，用“铁与血”统一德意志的欧洲强权，也知道一种叫作“普鲁士蓝”的颜色——来自普鲁士的深蓝色军服。然而翻开现代欧洲地图，却根本无法找到这个名字，不同于伦巴第、勃艮第、萨克森这类政权消失后地名依然延续的前国家，曾经叱咤风云的普鲁士仿佛从地球上蒸发了。
二战结束后，盟国认为，为了一劳永逸地在德国消除战争的危险，作为军国主义化身的普鲁士须被废除。于是，普鲁士——一个几百年来在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自1947年2月25日起彻底不复存在。
但是，正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钢铁王国》中所揭示的，普鲁士的遗产要比这复杂得多，人们对它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尽管现在普鲁士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已成为逐渐消失的记忆，但它的真实故事却能让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欧洲国家蓬勃崛起的历史。
在书中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在约400年前是由支离破碎的领土拼凑而成的，既没有丰富的资源，也没有连贯的文化，各组成部分缺乏认同感。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普鲁士奋发踔厉，通过有效的改革措施、开明的文化政策、灵活的外交手段、精锐的新式军队，从一个贫穷、被忽视的中世纪小国发展成为欧洲具活力和强大的国家之一。本书追溯了普鲁士参与欧洲大陆的宗教冲突和政治竞争的历史：从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到神圣罗马帝国的解体，从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启蒙运动到拿破仑的毁灭性征服，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这一切对动荡的20世纪的影响。
普鲁士曾被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两次大战的祸根，克拉克却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国家如何在西方文明的命运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人们常常忘记，普鲁士也曾是欧洲人文传统的典范，它拥有高效的政府、廉洁的公务员制度和宗教宽容传统，被认为肩负着引领德意志统一和富强的使命。《钢铁王国》是一部关于普鲁士在现代史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的威性著作，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用细腻的笔触、严谨的逻辑、深刻的思考及全面的审视，讲述了这个国家和霍亨索伦王朝300余年迷人而跌宕起伏的故事。
荐序
引 言
勃兰登堡 - 普鲁士的历史
第 一 章 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
第 二 章 毁灭
第 三 章 非同寻常的德意志之光
第 四 章 王权
第 五 章 新教
第 六 章 乡土势力
第 七 章 逐鹿欧洲
第 八 章 敢于求知！
第 九 章 傲慢与报应：1789—1806
第 十 章 官僚创造的世界
第十一章 钢铁时代
第十二章 上帝的历史征途
第十三章 事态升级
第十四章 普鲁士革命的辉煌与苦难
第十五章 四场战争
第十六章 并入德意志
第十七章 落幕
致 谢
注 释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剑桥大学现代欧洲史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他在2007年出版的《钢铁王国》获得英国沃尔夫森历史奖，他也因此书成为一位获得德国历史学院奖的外国人； 2015年，克拉克被授予英国爵士头衔；2022年，他因在欧洲历史领域做出的贡献获欧洲媒体查理曼奖和德国佩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克还著有《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革命之春：为新世界而战，1848—1849》《时间与权力》等多部备受推崇的欧洲史作品。
克拉克的叙述细致入微，为读者开辟了一条又一条清晰的道路，让他们去了解普鲁士三百余年的复杂历史……这部鸿篇巨制优雅而又不失幽默，堪称典范之作。
——《BBC历史杂志》

《钢铁王国》展现了一幅更为复杂且令人信服的德意志国家的面貌，而这个国家往往被简化为一个头戴尖顶盔、脚蹬锃亮靴子的漫画形象。普鲁士与其军队密不可分，但普鲁士也因其高效、廉洁的公务员制度，创新的社会服务体系、宗教宽容以及无与伦比的教育体系而闻名于世。……克拉克的研究堪称典范，他有条不紊地组织了大量材料，清晰地确立了自己的主题，并在关键时刻停下来进行回顾和反思。
——《纽约时报》

从腓特烈大帝的军事和农业创新，到19世纪的高级学术政治，再到俾斯麦的社会保障体系，这部史诗般的普鲁士历史追溯到17世纪，反映了该地区令人惊讶的宽容和繁荣的学术文化。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克拉克认为，没有普鲁士的世界会更加贫乏。
——《大西洋月刊》

克拉克展示了普鲁士的复杂性，在其历史之中，宗教宽容与狭隘、启蒙运动与蒙昧主义、中央集权与地区特殊主义、法治与无情的专制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克拉克在书中对这些矛盾进行了敏锐的分析，这无疑是近来关于普鲁士历史上佳的著作……其中迷人的轶事、严肃的思想分析、政治和军事历史以及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描述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
——《新共和》

只有通过相反的例子，我们才会发现近“历史热潮”中一些仓促写成的产品是多么不堪。克拉克不是那种在无法反驳的死者面前虚张声势的人，这是一部资料翔实、论述公正的历史调查，作者显然对社会环境和决策环境的变化非常着迷。阅读本书的乐趣之一在于，克拉克在评估过去不可否认的另一面时，抵制了任何将其转化为古装剧的倾向。
——《卫报》

曾经有许多国家被征服、分割、占领，甚至毁灭。普鲁士的独特之处在于，在1947年2月它被英、美、法、苏四个战胜国下令正式废除之前，它就已经不存在了……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以这一著名的法令开始了他关于普鲁士的崛起和衰落的历史叙述。这本杰出的著作并不是另一种驱魔仪式，也不是不加批判的颂扬。《钢铁王国》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一个中等的德意志国家是如何跻身欧洲五大强国之列的。
——《独立报》

这是一部关于欧洲唯—消亡的强国的历史巨著，细致入微、冷静而又扣人心弦。
——《金融时报》
普鲁士从边陲小邦到欧洲大国的发迹史，它辉煌的思想和文化，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成就，让人着迷；普鲁士与现代德国的关系，它痴迷于“铁与血”以及由此给自己及整个德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则令人深思。《钢铁王国》为我们更详细地了解具有传奇色彩的普鲁士的历史提供了一条捷径。
——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是英语世界中普鲁士研究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本书不仅是关于普鲁士的百科全书，更是一部“活”的普鲁士历史。丰富的资料、生动的叙事，《钢铁王国》令人爱不释手！
——徐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会长

本书是了解德国史，尤其是普鲁士史的由之路，破除了许多常见的关于普鲁士的误解，将成为传世之作。
——陆大鹏，德国史研究者，世界史译者，著有《德意志贵族》

克拉克的伟大成就在于以精彩而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了普鲁士国家兴衰的故事。他坚持批判至今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是普鲁士偏离西方规范导致了20世纪的大战和独裁灾难。无论在英语世界还是德语世界，《钢铁王国》都是独步当世的普鲁士历史著作。
——詹姆斯·J.希恩（James J. Sheehan），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

普鲁士是一个欧洲中北部的弱势地区的君主和地主、将军和公务员共同创造的国家权力事业。它逐渐动员起公民的忠诚，并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民主兴起的时代重塑了自己。在这本史诗般的巨著中，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以学术典为基础，结合近年新的研究成果，书写了普鲁士500年的故事。
——查尔斯·S.迈尔（Charles S. Maier），哈佛大学历史学研究教授

迷人、敏锐、闪闪发光的叙述……克拉克的这本书博学、明断又有阅读趣味，为当代人提供了有关这个主题非常可靠的整体叙述……成就巨大。
——R.J.W.埃文斯（R.J.W. Evans），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教授

普鲁士的历史是一段被反复讲述的历史，但很少有著作能够像《钢铁王国》那样，以如此巧妙、优雅、有趣的方式把这段历史展现在读者的眼前……《钢铁王国》是一部不朽的历史巨著
——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埃克塞特大学历史学教授
德意志的召唤
1848年是属于民族主义者的一年。纵观欧洲，革命所引发的政治及社会动荡全都与民族主义诉求纠缠到了一起。民族主义就好像流行病一样大肆传播。1847年，瑞士的自由派击败了保守的独立联盟，不仅为一次瑞士联邦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同样也给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树立了榜样。在南德意志诸国，共和派的民族主义者甚至还成立了志愿旅，与信奉新教的瑞士诸邦并肩作战。意大利的革命民族主义反过来又激发了克罗地亚人的民族主义诉求，而由于克罗地亚人没有统一的文学语言，所以总部设在杜布罗夫尼克、使用意大利语刊文的期刊《奇遇》（L’Avventura）便成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舆论阵地。此外，德意志民族主义也促进了捷克人的爱国主义运动。民族主义理念表现出了强大的感召力，让欧洲各国的国民变得对其他欧洲民族的民族主义诉求感同身受。在德意志诸国、法国、英国，自由派成了波兰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的狂热支持者。民族主义之所以会成为一股潜在的激进力量，其原因有二。一，民族主义者与自由派、激进派一样，也宣称自己是在为“人民”发声，并不是君权的代言人。在自由派看来，“人民”是由受过教育、有能力纳税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人民”标志着由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所定义的民族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意识形态上的近亲。实际上，由于自由主义的涵盖范围十分有限，支持者不仅全都是受过教育的富人，还大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精英，所以与之相比，民族主义反倒在某些方面更具有包容性。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会把属于同一民族的有成员都包含在内——至少在理论上的确如此。就这一点而论，民族主义与19世纪中期时激进派的民主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许多德意志的激进派之所以会变成立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有其内在原因，并非出于偶然。第二，民族主义是一股颠覆性的力量，原因是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想要让民族主义的愿景变成现实，就意味着政治地图须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想要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民族联合体，独立建国；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爱国者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其不满；波兰人做着复国的美梦，想要让祖国恢复1772年时的版图——一些波兰民族主义者竟然提出了让普鲁士“归还”波美拉尼亚的要求。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则梦想着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枷锁。
民族主义一方面意味着哈布斯堡君主国会在政治上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又能起到推动德意志诸国一体化进程的作用，原因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提出了认为德意志诸国原本是一个统一的祖国的假说，其目标是让四分五裂的祖国天下一统。至于新成立的统一的德意志到底会采取何种具体的国家形式，就不得而知了。既然全新的德意志将会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到底应当如何协调国家与诸多传统君主国各自拥有的权利及权力之间的关系呢？到底应当把多大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中？在这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中，领导者的角色到底是应当由奥地利人扮演，还是应当由普鲁士人承担？这个新国家的国境线应当如何划定？1848年的革命爆发后，上述问题一直都得不到解决，引发了不知多少争议与辩论。德意志诸国的首相官署、立法机构全都讨论了上述民族问题，但这场辩论的主会场是1848年4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开幕的国民议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由德意志诸国以全国选举的方式产生的代表组成，其任务是为新成立的统一的德意志起草宪法。议会大厅是一座椭圆形的圆顶建筑，其内部装饰精美，墙面上不仅挂有代表德意志的黑、红、金三色旗，还在显眼的位置悬挂着由画家菲利普·法伊特创作的巨幅画作《日耳曼尼亚》（Germania）。《日耳曼尼亚》悬挂在议会主厅管风琴楼厢的正前方，是一幅意义深远的寓言油画。画作的主角是一位头戴橡树叶头冠的女性，她肃然伫立，脚边是一副砸碎了的枷锁，而她身后则是一轮光芒万丈的旭日，照亮了代表德意志的三色旗。
在面对民族主义者建立统一国家的计划时，普政府的态度然是自相矛盾的。民族主义者在原则上挑战了德意志诸国割据一方的君主手中的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普政府肯定会把他们视为一股具有颠覆性的危险力量。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普政府之所以会发起打击“煽动者”的行动，其背后的原因正是这种把民族主义者等同于颠覆势力的逻辑思维。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只要有利于柏林当局的权力政治利益，普政府在原则上就不会反对那些有可能令德意志诸国的政治机构变得更紧密、更具凝聚性的措施。普政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做出了支持德意志关税同盟、支持德意志邦联建立更为强大的国防机构的决定。与拿破仑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相比，到了1840年代的时候，普政府如果想要一以贯之，继续实施这种以加强德意志诸国间凝聚力为手段来为本国获得更多利益的政策，就须在应对民族主义的时候更加注重对细节的处理：如果能够诱导民族主义情绪，促使民族主义势力与普鲁士的国家机构建立起某种合作关系，那么民族主义热情就有可能转变成一股值得培养和利用的力量。当然，想要让这一套政策取得成果，就须首先说服相关的民族主义者，让他们认为普鲁士的利益与全体德意志人的利益完全一致。
在1840年代的十年间，认为应当在普鲁士的政府当局与自由派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建立起盟友关系的观点变得越来越具有可行性。无论是在1840—1841年的战争危机留下的余波中，还是在1846年，石勒苏益格公国、荷尔斯泰因公国这两块民族成分复杂且与丹麦接壤的土地的归属问题引发危机的时候，德意志诸国的温和自由派全都越来越依靠普鲁士，认为德意志邦联的国防机构很不成熟，须由普鲁士作为代理人来维护邦联的利益。1843年，海德堡大学的教授格奥尔格·戈特弗里德·格维努斯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普鲁士须成为德意志的领头羊”，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即柏林当局应当首先完成宪政改革。《德意志报》（DeutscheZeitung）于1847年5月创刊，是一份自由派的报纸。该报毫不隐讳地提出，应当利用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而这样一套政策成形的前提条件则是，普鲁士的国家当局须与民族主义运动建立起盟友关系。
在1848年3月，即革命刚刚爆发的那段时间，普鲁士国王在应对革命造成的乱局时所采用策略的一大特点是，请求民众考虑民族大义。3月21日上午，也就是起义爆发、军队被迫撤出首都的两天后，弗里德里希·威廉授权政府印发海报，向民众发布了一段好似神谕一般的宣言：
今天，一段全新的、光荣的历史在你们的面前展开了画卷！从此往后，你们又成了一个统一的伟大民族，一个屹立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强大而自由的民族！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相信你们肯定会像英雄一样支持民族统一的事业，相信你们的精神已经重获新生——他决定领导这场救赎德意志民族的运动。今天，你们将会看到他骑着骏马、高举着代表德意志的伟大旗帜来到你们中间。
弗里德里希·威廉说到做到，在当天中午的时候出现在了民众的面前。他戴着三色袖章（某些记录宣称他腰间系着一条黑、红、金的三色腰带），身后跟着一个高举德意志三色旗的柏林射击俱乐部成员。国王率领游行队伍，漫步于首都的大街小巷，德意志民族成了街头巷尾的议题，场面好不奇怪。沿途的学生高呼弗里德里希·威廉是德意志帝国的新皇帝，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则时不时地停下游行队伍的脚步，向围观群众发表演讲，告诉他们局势目前的发展对德意志民族的未来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为了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弗里德里希·威廉当天晚上命人在王宫的圆顶上升起了一面红、黑、金的三色旗。他向陆军大臣签发了内阁令，这道命令表示，考虑到今后国王将会全身心地致力于解决“德意志问题”，而普鲁士则将会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国王希望普军士兵的军帽上“除了要有普鲁士的徽记，也要有德意志的徽记”。
令人吃惊的是，3月21日晚，弗里德里希·威廉发表了一份题为《致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的宣言。宣言首先回顾了1813年的那段危机四伏的日子，指出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把普鲁士和德意志从耻辱中拯救了出来”，之后又提出，在现在的这场危机中，德意志诸国的君主须在统一的领导下共同行动，这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我挑起了领导者的重担……我的人民不惧危险，一定不会弃我于不顾，德意志诸国一定会本着信任的精神加入我领导的行列。今天，我举起了代表古德意志的三色旗，将会与我的人民一起，在德意志帝国伟大的旗帜下并肩前行。普鲁士从今天起并入了德意志。
如果仅仅把这一连串夸张的举动等同于一位四面楚歌的君主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做出的投机行为，可就错了。早在1848年的革命爆发之前，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德意志狂热”就已经真实存在。他是霍亨索伦王朝的历史上一位真正从德意志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君主——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科隆大教堂是一座宏伟的哥特式建筑，其修建工作于1248年启动，一直持续到了1560年，之后便因故停工，始终都没有彻底完工。弗里德里希·威廉深度参与了大教堂修建工作的重启计划。早在世纪之交时，认为应当完成大教堂修建工作的设想就已经引起了讨论，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则一直都为这一设想发声，是其狂热的支持者。1842年，刚刚即位两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前往莱茵兰，参加了庆祝修建工作重启的仪式。他不仅分别参加了按照新教和天主教的礼仪举行的宗教仪式，还主持了修建工作的奠基仪式，在仪式上发表精彩伦的即兴发言，夸赞大教堂的修建工作体现了“德意志的团结精神和力量”，令围观仪式的群众又惊又喜。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他致信梅特涅，表示自己决定投身于“确保德意志的伟大、强大、荣耀”的工作。
弗里德里希·威廉所说的德意志“统一”，所指的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在文化和宗教领域包罗万象的统一性。因此，他虽然围绕着德意志的统一问题发表了言论，但这并不一定等同于他向奥地利对德意志诸国的传统领导地位发起了挑战。在1840—1841年的战争危机期间，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支持在南德意志诸国的国防问题上增加普鲁士影响力的做法，但他却仍然不愿把与维也纳当局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纳入考虑范围。在1848年春季的那几个月，从本质上讲，普鲁士国王对德意志诸国未来的认知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4月24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汉诺威的自由派人士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尔曼指出，他认为德意志的未来应该是一个重获新生的神圣罗马帝国，其领导者应当是由重新成立的选帝侯团体选出的“德意志人的国王”（也许可以由普鲁士人担任），而国王的职责则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罗马皇帝”的名誉领导下行使行政权。弗里德里希·威廉既是浪漫主义者，又是支持君主制度的正统主义者，认为单方面的夺权行为会危害到其他德意志国家的君主按照历史传统所应享有的权利，对这样的做法嗤之以鼻。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得知刚刚上任的自由派外交大臣（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冯·阿尼姆-苏科，于3月21日就职）提出，普鲁士的国王应当接受皇冠，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之后宣称自己惊恐不已。他对一位深受信任的保守派近臣大倒苦水，宣称：“［阿尼姆-苏科］不顾我表达得已经很清楚的良好意愿，竟然想要让我接受皇帝的头衔！！！……我决不会戴上这顶皇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