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只解释了基本收入原理，讨论三个被用来证明基本收入有实施必要的主要观点——正义、自由与安全感，也解释了相关的经济理论，并比较与其他社会福利制度的异同，阐述为何基本收入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此外，他也针对一般常见的基本收入反对意见进行解释，并进一步探讨落实基本收入制度的实务挑战和政治挑战。作者 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

经济学家，剑桥大学博士。国际基本收入研究组织“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的联合创始人，二十二年来担任联合主席，现任名誉联合主席。他目前是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的研究员。曾任SOAS发展研究教授（2011-2015）、巴斯大学经济安全教授（2005-2011）和蒙纳士大学劳动经济学教授（2005-2010），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在联合国的社会经济安全计划主任。

盖伊·斯坦丁在2010年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同时也是许多国际机构的顾问，包括世界银行、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和欧洲委员会，并担任许多政府顾问，特别是曼德拉总统劳动力市场政策委员会研究主任；个人著作超过二十本，其中《危产阶级：新的危险阶级》（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已翻译成十六种语言出版。

译者 陈仪

投资公司投资部主管，投入金融投资领域长达二十年以上，曾任基金经理人及专业投资顾问研究主管；已翻译多部经济学类著作。引言

第一章 基本收入的意义与历史起源

第二章 以基本收入实现社会正义

第三章 基本收入与自由

第四章 改善贫困、不平等与不安全

第五章 支持基本收入的经济理由

第六章 反对基本收入的标准意见

第七章 基本收入的财政负担能力问题

第八章 基本收入对工作与劳动的意义

第九章 基本收入的替代方案

第十章 基本收入与经济发展

第十一章 基本收入创议与试点计划

第十二章 政治挑战——如何从这里到那里

附录 如何实施基本收入试点计划

BIEN相关机构清单

致谢

附注几乎每一个倡议基本收入的人都主张基本收入将会强化自由，并促使自由得以存在。这是主张发放基本收入的第二大正当理由。不过，到底什么是自由？作为本章的开场白，我们可以说，20世纪的政治左派分子太不关注如何强化个人自由的问题，而政治右派分子眼中的自由又过度朝自由至上主义倾斜，这严重违反某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传统——即“共和主义式”自由。

标准的自由主义与自由至上主义观点是，自由权牵涉到免于约束的自由（消极自由权），以及采取行动的自由（积极自由权）。这个观点常被联系到功利主义的政治哲学——也就是支配近年来中间偏右与偏左派政治策略的主要看法。功利主义的目的是要促进绝大多数人的幸福（通常被统称为“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这个目的明显可能导致政治人物过度忽略“导致少数人陷入悲惨”的事。

长期以来，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格林是新自由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各式各样的温和专制主义，尤其反对所谓国家温和专制主义（state paternalism），但与孩童或精神脆弱者有关的事务除外。不过，现代政治人物向来缺乏思想连贯性（intellectual consistency）的美德，左派或右派皆然；很多人毫不避讳或暗地拥抱某种称为“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危险混合体，这个立场主张“领导”或“助推”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如今，它对自由的威胁可能已经比露骨的独裁主义更加严重，因为家长式自由至上主义实在太令人反感且操纵欲太强。我们将在这一章的稍后篇幅探讨相关的寓意。

基本收入可视为某种基本经济权利，是自由主义所秉持之自由观的一个必要条件。基本收入是所谓基本自由权之一，是其他基本自由权——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与结社自由的基础。不过，基本收入在自由至上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的自由概念中，则是两回事。

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观点

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小政府”，他们的理由是：政府会破坏个人的自由权。就希望政府“消亡”这件事来说，纯粹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是一致的。在他们眼中，政府必然是具侵入性的，而且一定会征税，而侵入与征税都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因此，很多自由至上主义者拥护政府发放基本收入的现象看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不过，他们针对这种立场所提出的辩解是，这是促使政府全面从社会政策领域撤退的次优选择，而且他们也经常沮丧地承认，自由至上主义者心目中的“乌托邦”，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那类自由至上主义者包括政治右派的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与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以及自称拥护“真正的自由至上主义”（real libertarianism）的范·帕雷斯，还有左派的卡尔·维德奎斯特（Karl Widerquist）等。

范·帕雷斯主张，基本收入能让人民选择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过这个观点遭到批判，原因是，它没有将几种最主要的自由列为优先考量，未能体察到某些人比别人更难以将收入转化为自由，而且鼓吹不负责任的自由。维德奎斯特的论点则是，基本收入提供“有效控制自我拥有权的自由”——也就是接纳或拒绝与其他有意愿者合作的有效力量。

右派自由至上主义传统阵营中，近来发言支持发放基本收入的人包括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迈克尔·坦纳（Michael Tanner），以及利用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的著作进一步发挥的马特·佐林斯基（Matt Zwolinski）。不过，这个阵营中最杰出的倡议者向来是默里，他在2014年将他名义上的自由至上主义的论点归纳如下：

这个社会太过富裕，所以我们不能事不关己地摆出一副“我们将不会为贫困人民做任何事”的姿态。我了解那个事实、认同那个事实，也抱持那样的同理心。但我希望左派和右派人士能协调出一个宏观折中方案。我们这些右派人士主张，以政府支出金额来衡量，我们会给你们一个巨大的政府，而就“不让政府有能力把人民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的层面来说，就采用你们主张的小政府。所以，综合双方的主张，就是采用以下制度：每个月存一张支票到每一个年满21岁以上的人的电子银行账户，他们可以把这笔钱花到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用途。每个人也都可以选择要不要和其他人联合起来，集合大家的资源。不过，人们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让人们得以自行决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关于这一切，我的真正目标是复兴文明社会。我的意思是，根据这个制度，某个人每一个月都能领到一张支票。不过，若这个人自甘堕落地把这笔钱挥霍在饮酒作乐上，结果，离下一张支票入账的时间还有十天，他就把钱全部花光，这时，他变成穷光蛋，连活下去都有问题。于是，他必须去找朋友、亲戚、邻居或救世军之类的人帮忙，向他们坦诚“我真的需要活下去”。他一定会得到帮助。而由于这是一个保证基本收入制度，所以他不能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管多么努力都无济于事的无助受害者。所以说，这个制度能形成以下的回馈循环：别人（在帮他以前）会说：“好，我们不会让你饿死在街上，但你自己也应该一起努力才行。不要说你做不到，因为我们知道你几天后即将收到另一张支票。”

不过，默里另外还主张“福利国家会自我毁灭”。他向来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而且很多政治左派分子因他对种族与文化等方面缺乏道德的观点而嫌恶他。不过，他的上述论述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他错在不该利用不负责任的酒鬼或赌鬼给人的刻板印象来主张废除所有福利计划，再以基本收入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