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当下热门话题为切入点，以人类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为核心主线，巧妙串联起人类进化、家畜驯化、古代饮食与礼仪、生业经济形态及文明演进脉络等考古研究核心命题。作者立足动物考古学的专业视角，将严谨的考古实证与鲜活的生活细节相结合，对人与动物的历史关系进行深度观察与系统阐释。书中通过日常可见的细节引申思考、鉴往知来，清晰解答了“什么是动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如何解码过去”“动物考古怎样裨益当代” 三大核心问题。

董宁宁

剑桥大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系博士，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家养动物的驯化与区域动物经济的发展、稳定同位素与动物的季节性、古代动物的民俗分类、生业经济与社会变迁等。负责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兴化蒋庄遗址、奇台石城子遗址等多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动物骨骼研究工作。

妈妈的食谱：什么是动物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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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食谱：什么是动物考古学

“受非洲猪瘟等因素影响，2019 年我国生猪产能快速下降，生猪价格大幅攀升，同比涨幅……”

“别看电视了，快来帮忙。”厨房里传来了妈妈的呼叫。我快速从沙发上跳起，小跑进厨房。今天的晚餐是清炒豆苗、四喜烤麸、油爆虾和冬瓜骨头汤——三菜一汤，我们一家典型的晚饭菜单。摘了茎须的豆苗入口漫溢出清爽的豆香；吸收了金针菜和香菇鲜味的烤麸，在牙齿的咀嚼下牵扯出筋道的张力；油爆虾覆盖在蜂蜜晶莹的酱汁下，视觉上首先喂饱了眼球；冬瓜骨头汤醇而不腻，冬瓜的清冽和大骨的浓醇搭配……可这是什么骨头？！

“难怪价格便宜了很多呢！”妈妈在旁边嘀咕。的确，汤里的骨头是猪的脊椎骨部分，附着肌肉少，脊髓部分不易保存在骨头中，骨骼形状不规则造成啃食麻烦，可以说是现代猪肉供应中最没有经济价值的部分，难怪超市会冒以汤骨之名，便宜地贩售给顾客。正统的汤骨，默认是猪的股骨、胫骨或肱骨，也称“大骨”。以胫骨为例，相当于我们的小腿骨。猪的胫骨短厚敦实，厚厚的骨壁包裹着浓稠的骨髓，融入汤中，丰富了汤汁的层次。加之小腿是支撑猪运动的重要部位，运动使得胫骨两端附着的肌肉质感紧致，文火慢炖也不易完全煮烂，从而保留了肌肉的纹理质感，让汤和料相得益彰。作为一个专业的动物考古学者，关于家猪生理解剖的专业知识捍卫了我对美食的坚守，也终于让我妈妈看到了这个专业的“实用”价值。毕竟，多年来她即使没明白过我的专业在做什么，但也毫无保留地支持着我的热爱。那到底什么是动物考古呢？

说起动物考古，我职业生涯至今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你研究恐龙吗？”我承认，我小时候确实对各类恐龙模型痴迷过一阵子。但喜欢归喜欢，喜欢也成为了“喜欢过”，动物考古学和恐龙真的没什么关系。根据掉书袋的定义，动物考古学是“通过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经过鉴定、测量、分析、测试等手段，探讨过去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研究”。显然，恐龙在 6500万年前业已灭绝，我们的祖先无缘得见，因此，很遗憾，恐龙并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动物考古研究的话题大多和人类有关，人吃什么肉？人养什么家畜？人打猎什么野兽？人又崇拜什么神兽？说到底，尽管冠名以“动物”，但动物只是提供了一个棱镜，透过这面棱镜，我们观察的核心始终是人。出现在考古遗址中的动物总是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或许是人们大快朵颐后的厨余垃圾，或许是相伴一生的宠物伴侣，也有可能只是被人类的生活偶尔吸引来的野生邻居。总之，正是它们与人类的联系，让我们把视线转向了动物，企图通过这些与人类同行的伙伴道出有关人类的故事。

然而，今天的我们却对人和动物之间这种奇妙而深远的联系习以为常。很少有人会去思考早餐的一颗鸡蛋里藏着 4000年的禽类驯化史；骑手小哥送来的奶茶历史一度可跨越整个欧亚大陆；40多年前一位爸爸希望儿子也能像神户牛肉（Kobe Beef）一样在同类中出类拔萃，于是科比（Kobe）成了一代篮球巨星的名字；法拉利的跃马、兰博基尼的斗牛、捷豹的美洲豹，这些品牌的 logo 又何尝不是当代的图腾，只是不再以血缘为界定，而是用经济实力讲话。在这个人与动物渐行渐远的社会中，我们与动物的关系正在被逐渐割裂。而动物考古要做的就是抽丝剥茧，重新发掘这些蒙尘的记忆。

动物考古的第一步——骨骼鉴定，对非专业人士而言可能显得单调而枯燥。从按出土单位分装的袋子里取出骨头，记录好每一块骨头的出土的地层、遗迹单位、发掘时间等基本信息，并给它们编号。接着，观察骨骼的形态特征，按照动物种类（如猪、牛、马、羊等）先行分类，再判断它们所构成的身体部位（如头骨、脊椎、肱骨、股骨等）。除此以外，还有诸如骨骺（长骨两端软骨的骨化点）愈合情况、牙齿的萌出和磨损、骨骼表面的风化、人工痕迹等信息也需要一一记录。这项基础的鉴定工作看似简单，但往往耗时、耗力。且不论出土的骨骼有时候数量惊人，偶尔，破碎得奇形怪状的骨骼也着实令人头痛。这时，现生标本—由生活在现代的动物制作成的骨骼标本，便有了用武之处。这些完整的骨骼像一本本可供检索的工具书，将古代出土的碎骨与之对比、参照，大大提升了鉴定成功的概率。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有了蛋白质组学、DNA 检测等更精确的手段，帮助我们鉴定古代动物的种类。

或许说到这里，动物考古学者身着白大褂、在实验室摆弄着骨头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但更多时候，我们的身影还活跃在天南海北的各个考古现场。因为动物骨骼的鉴定虽然是动物考古学者独立完成的第一步工作，但一项理想的动物考古研究要在更早之前就做好准备，那就是考古发掘现场的动物遗存采集。

过去，当考古发掘者刚刚意识到遗址中出土动物骨骼的重要性时，采集的标本也仅限于肉眼分辨得清的、较大较完整的骨骼。而那些细碎的小骨头，比如说鱼骨，就名副其实地成了“漏网之鱼”，以至于鱼在古人食谱中的位置被严重低估。西安半坡遗址是一处距今 6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如果去浏览半坡博物馆的官网，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官网的装饰随处可见“对鱼”的纹饰。“对鱼”的图案来自于在半坡发现的一件陶盆上的纹饰。有时候半坡先民还将鱼和人进行了融合，创造出了“人面鱼纹”之类的既抽象又神秘的图案。可见，鱼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着某种象征意义。可惜的是，半个多世纪前发掘的半坡遗址并没有采取系统的筛选或浮选措施以采集更多细小的骨骼，我们无从对是否有鱼骨、有多少鱼骨进行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定量分析，对于还原新石器时代先民的生活方式这无疑是不可挽回的遗憾。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动物考古作为一门学科也在不断成长。我们在发掘一线有了更科学的研究意识，更精细、更系统的采集和记录方法在逐步推广。于是，我们看到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发掘因为对土壤做了筛选和浮选，“漏网之鱼”终被一网打尽。巧合的是，动物考古研究者发现，距今 5000 年前浙东沿海的先民们就在食用的鲷鱼、鲻鱼、鲶鱼等鱼类即使在今天“包邮区”的菜市场也随处可见，“鱼米之乡”的江南早在史前社会便有了雏形。

今天，动物考古已成为一门完善的学科，而追根溯源，它其实还相当年轻。尽管人们对考古的兴趣早已有之，然而这些兴趣多集中在地下出土的“宝物”之上。相比庄严肃穆的青铜器、温润有方的玉器、风雅精巧的瓷器，一起发掘出土的动物骨骼大多破碎不堪、堆积凌乱，因此常常被弃之一旁，并未获得任何关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考古学仍是政治的考古学、朝代的考古学，真正进行过科学发掘的考古遗址屈指可数。而当时，在河南安阳发现的殷墟遗址被推定很可能是商王朝的都城，距今3000 年的王朝历史随着黄土之下的古物重现人间。一时间，考古界最顶尖的阵容集结于此，殷墟的发掘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基础。在青铜器、甲骨等层出不穷的发现之余，有着先见之明的考古学家仔细搜集了发掘过程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请来专业的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进行鉴定，于是中国第一篇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报告《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诞生了。进行研究的两位学者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和杨钟健，一位是在华工作的法国古生物学家，一位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虽然联手在考古工作中一展了身手，但谁能想到，这两位的本行却实实在在是研究恐龙的呢。

殷墟的动物考古虽一鸣惊人，但在战火硝烟面前也终只留下余音空响。随着河南被卷入战争，殷墟的发掘不得不告一段落。战火之后又是离散，殷墟的许多出土遗物、发掘资料也自此海峡相隔。政治时局的影响让殷墟的动物考古即使没有按下全停键，但也可谓是举步维艰。待到殷墟动物考古的再启动，已是半个世纪后的故事了。

在战争的夹缝中，和其他考古一样，动物考古也在踽踽前行。或许人们对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的期冀庇佑了中国古老文明的延续，当河南成为了中原大战的战场，考古人的主场向东移到了山东。山东章丘城子崖的发掘接续了考古人在殷墟的努力。当我们翻阅《城子崖》的发掘报告中便会发现，其编撰者无不是中国考古史上响当当的名字。而这样一本名留青史的报告，其中的第七章就是关于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动物考古是管窥古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说 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动物考古的形成期，那从现今倒数的30年，正是动物考古的发展期。20世纪后半叶起，诸多社会人文领域都发生了重要的学科转向。对考古学而言，历史的研究视角从“君史”转向“民史”，社会生活史逐渐聚焦起生活的细节方面，同期，北美的人类学运动也为考古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要素：器物尽管仍是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但器物背后人的故事成为考古研究的主要目的；与文献相互印证固然重要，但除了历史学的研究手段外，科学的分析方法也被开发运用。尤其对动物考古而言，古代社会中的动物往往与人的衣、食、住、行密不可分，构成了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是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恰恰最能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而在研究方式上，动物考古借助了更科学和多样的手段。从生物学，动物考古借鉴了解剖学的术语和知识，从而可以依据出土骨骼的形态判断不同的骨骼部位以及所属的动物种类，还可以通过牙齿、骨骼的生长，提取动物个体年龄的信息。向生态学借鉴，则将研究对象从动物个体统合到群体，这样可以了解动物的生活环境、地理分布、种群构成，有助于了解古代的气候环境、动物和人类在同一生态系统中的相互关系。支撑动物考古的第三个学科支柱自然是出现在名字中的考古学。考古学最大的作用是赋予了出土动物骨骼考古学背景，这一考古学背景指的是人类的干预。考古中的动物骨骼和古生物学的动物骨骼最大的区别即在于前者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我们想象，古人在村落附近捕获了一头野兽，将它搬运回村落进行屠宰，宰割下的不同部位或是与其族人分享，或是适当处理后留待之后食用。尽管野兽的种类、体型等可以归为它的自然属性，但它的死亡方式、肢解方式、被食用以后的弃置方式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赋予了这些骨头又一层文化属性。这些文化属性正是动物和人类互动的信号，也是动物考古的志趣不同于古生物学之处。

伴随着 50 年代以后考古发掘的大规模开展，动物考古有了广阔的练兵场。30万年前，北京房山山顶洞里留下的烧骨揭示了远古人类充满危险的狩猎；1 万年前，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的家犬开启了古人对动物驯化的尝试；5000年前，浙江良渚古城中堆积的数万家猪无疑暗示了构成这一辉煌文明的农业基石。一个个考古发现一次次证明了人与动物的互动有着深远的历史和多样的形式，所有和人类发生交集的动物几乎都可以为动物考古提供探索的主题。于是 90 年代以后，动物考古逐步融入考古学主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动物考古的研究有助于解答一系列人与动物的全球性课题：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生计方式，狩猎能力与人类进化，猪、牛、羊等几种常见家畜的驯化与传播，动物次级产品的开发和利用，动物的饲养与社会复杂化进程，动物的社会象征等。在研究手段上，动物考古也博采众长，和物理学结合，通过扫描电镜观察骨骼表面的人工痕迹，判断古人使用工具切割肉类时留下的痕迹；利用化学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分析骨骼中的化学成分，猜测古代饲养动物的方式；还有生命科学的最前沿基因技术，从骨骼中提取古 DNA 来分析动物族群的亲缘关系、繁殖育种等。

如今动物考古依然在茁壮成长。每年一次的全国动物考古大会迎来了越来越多年轻的新面孔，动物考古的内容也一度走入央视的“考古公开课”、走向普罗大众，天南海北的考古遗址都陆续重视起动物考古的研究，让我也有机会去往大江南北，行走在山川间，也穿梭于历史中。在长江下游，水网边演绎着鸡犬相闻、阡陌交错的江南雏形。在黄河上游，黄土里掩埋着牛羊成群、谷浪铺金的千年过往。向东，我们在海岛上寻找古人大快朵颐剩下的细碎鱼骨。往西，我们在新疆的戈壁滩上发掘为骁勇骑兵殉葬的马匹。

说起新疆，作为欧亚通衢、东西要道，它是研究文明交流绕不开的关键。近年来，新疆的动物考古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从 2019 年起，我每年都带着学生在新疆开展动物考古的发掘、整理和实验。2020 年的夏天，我们来到奇台县整理收藏在奇台博物馆的石城子遗址动物骨骼。位于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是一处两汉时期的军事要塞，城内发现了官署、城墙、角楼等遗迹，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可以为研究两汉时期的戍边军旅如何生活提供直接的证据。尽管任务繁重，但我们个个都意气风发，接受挑战。可未曾想却是肠胃最先发起了抗议：江南人的脾胃到底是鱼肥稻香滋润出的娇嫩，哪里抵得住烤肉干馍的粗粝与豪放！吃上了几周，再肥美的烤肉撸串也抵不过临行前妈妈做的一盘糖醋小排。此刻，堆积着的骨骼遗存所散发出的淡淡霉味竟无端漫溢出带着肉香的鲜美，那是出发前妈妈做的糖醋排骨的味道，也是 2000 年前戍守边地的石城子士兵大快朵颐的烤肉香气。至于那时的士兵到底烤的是猪肉、羊肉还是牛肉，那可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暂时按下不表。这脑补出的有些怪诞、又有些温馨的“不科学主义”场景，忽然把动物考古变得生动起来，也莫名唤起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某种隐秘的联系。考古学中的“透物见人”，不就是这样吗？

动物考古，虽然研究的对象是动物，但我们要追问的主体仍然是“人”，是人的过去、人的历史。动物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透过人和动物的互动，得以探索人的行为。可惜的是，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动物日渐陌生的社会中，我们离自然越来越远，有时我甚至觉得我们离真实世界也越来越远，人类正在进入一个让未来考古学家无“古”可考的虚拟空间。未来的动物考古学家难道必须步入“动森” 才能看到人与动物的互动吗？

正是如此，我才越发意识到，我所从事的动物考古原来这么有意义，它架起了人和动物之间的桥梁，这座桥梁更有跨越时空的力量，把今人和古人连接了起来。人和动物的关系远不是捕食与被捕食这么简单，动物考古探索的议题往往超越纯粹的对能量摄入、经济回报的讨论。它们是果腹的食物—既是活人必须的，也是敬给先人的。它们还是思维的能量，承载着文化的象征。而顺着这条时间轴，人与动物的故事还在不断向未来延伸，以古鉴今，动物考古也为我们如今面临的窘境—无论是生态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提供了诸多洞见。这大概就是动物考古的魅力所在，小到可以帮妈妈解决一下猪蹄的挑选问题，简直鲜活到了日常中的每一个犄角旮旯；大到可以回答一个王朝的祭祀动物选择，关乎鼎祚国运，勾勒出文明兴衰的轨迹。动物考古把我带向诗与远方，也把我拉回每天的日常。都说考古这门学科遥远而浪漫，但只消看一眼碗里这一块小排，那便是野猪驯化为家猪的万年故事，这样想，动物考古不也和每个老百姓的饭碗息息相关吗？

序

袁靖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特聘教授、科技考古研究院原院长）

现在回想起来，我跟董宁宁的初次认识始于2010年。那时她还是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本科生。她给我写了一封自我介绍的邮件。她在邮件里告诉我，自己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开展研究特别感兴趣，恳切希望得到我的学术指导。我在回信中对她表示热烈欢迎，并郑重承诺会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她的学术成长。她自从跟我建立联系后，在本科期间通过阅读《马桥》这本考古报告里关于动物遗存的研究内容，在遗址的平面图上标出动物遗存的出土位置，尝试着对当时人与各种动物的关系进行探讨。这篇饱含初心的研究文章后来刊发在2019年松江博物馆的《云间文博》第11卷上，为她大学本科期间就专注于动物考古研究那段经历留下了永久美好的回忆。2012 年，董宁宁从南京大学本科毕业，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先后攻读动物考古学硕士与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最令我振奋的一件事，是她的硕士论文被剑桥大学推选为唯一代表，参与 2013 年英国皇家考古协会论文奖的角逐。要知道，她需要与以英语为母语的英国本土学子同台竞技，且在学术深度与表达精度上更胜一筹，方能获此殊荣。在我看来，这正是董宁宁踏入动物考古学领域后，出手不凡的精彩开篇，也预示了她未来的学术潜力。

2017年我受聘到复旦大学，组建科技考古研究院。而董宁宁经过5年的刻苦学习，也于2017年取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回到上海。董宁宁是我们作为优秀人才引进到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的第一位人选。我在参加学校的引进人才评审会上介绍董宁宁的情况时，专门强调我们这一代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主要是从动物的形态学入手，鉴定动物遗存的种属和部位，在此基础上开展后续的研究。几代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学者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而董宁宁作为青年动物考古学者的代表，不仅掌握基于形态学的动物种属与骨骼部位鉴定技能，还能够独立开展动物遗存的同位素分析，认识动物的食物结构，可以主动开展更加全面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这种既掌握形态学的鉴定、分析，又能够开展科技考古某个领域的测试、分析，两手都过硬的研究方式代表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董宁宁的申报材料得到了全体评委的一致好评。

董宁宁入职后，马上和我一起承担起建设动物考古实验室，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动物考古学的教学重任，付出了十分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她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每一年的进步，都能给人带来欣喜，让人拍手叫好。比如前些天我收到董宁宁发来的她在2025年完成的主要工作总结，可以归纳为四点。其一是她参与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兴化蒋庄遗址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顺利结项。她通过动物考古研究发现，以蒋庄遗址为代表的良渚文化边缘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以狩猎野生鹿类为主，小规模的家猪饲养为辅。这种主要依赖本地野生资源的狩猎型方式与良渚文化中心区主要依靠饲养家猪获取肉食资源的生产型方式形成鲜明对照。这种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区域差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延续。其二，她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罗运兵研究员合作，梳理了中国南方地区距今2万至8千年间的动物考古材料，指出那个时期的先民广谱利用鸟类、水生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并针对性地狩猎大型鹿类，东南、华南、西南这几个地区呈现了动物资源利用上的区域差异，体现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生业状况的复杂性。其三，她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新疆边防城址动物考古研究”顺利结项。这个研究以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为例，揭示了汉代新疆戍边城址的动物经济以畜牧为主、兼顾军事需求。该项目首次在新疆运用了牙釉质碳、氧稳定同位素序列采样方法，探讨了羊群的育种繁殖、转场放牧与季节性补充饲料等饲养策略，生动地揭示了汉代边疆生业、环境与政治的互动。其四，她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的吕鹏副研究员合作，进行汉代河湟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借助多稳定同位素分析喇家遗址汉代羊群的饲养策略，解析屯田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情况，深化对汉代边疆治理多样性的理解，为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动物考古的新证。用一年的时间，除了给本科生讲授“动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荣誉课程”，给研究生讲授“动物考古的方法与实践”“专业外语”这四门课程之外，还要做好这四件事，是很不容易的。

董宁宁除了做好动物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外，还兼任科技考古研究院的科研秘书。她在科研秘书任上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圆满完成了历年都要做的各种汇总、填表、申报等琐事。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我们从2018年开始，每年年末，都会在《中国文物报》上刊登一个专版，介绍科技考古研究院一年工作的总结。2020年，我们建成了生物考古平台。我在总结那年的科技考古研究院的工作时，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生物考古平台。我把初稿发给董宁宁，请她补充完善，她专门加了一段话，“生物考古平台将作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科研高地、优秀人才的孵化基地、国际交流的前沿阵地、合作共享理念的实践场地。”用全面的概括、精辟的阐述、独到的语言、对仗的格式展示了我们希望在国内生物考古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国际学术界努力打造生物考古研究的复旦大学品牌的美好愿景，妙笔生花。

自进入复旦大学8年以来，董宁宁主持过4个省部级以上项目，出版了一本英文专著，在杂志和报刊上发表了26篇文章。她主讲的动物考古学课程还获得了“第四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的二等奖。我对她的总体评价是学术视野开阔，基础知识扎实，研究成果斐然，创新能力突出，是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的动物考古领域里不可或缺的重要人才。

这些年来，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在国内突飞猛进，取得了一系列为国内考古界广泛认可的重要成果。作为一门融合了考古学与动物学的交叉学科，其均变论、埋藏学和文化生态学等基本理论，野外遗存采集与室内系统整理、基础信息的多维度分析和判断家养动物的标准等研究方法均与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体系基本相通。从世界范围看，特别是进入全新世以来，各个地区的古人都经历了由采集渔猎向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转变的过程。各个地区家养动物的种类相同之处甚多。各类动物的解剖学、生理学、生态学特征具有全球范围内的普遍性，针对考古遗址出土的相同的动物遗存，如何开展科学研究，是世界上的动物考古学家都在思考的共同问题。由于研究思路、方法和材料上的相同之处，中国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在与世界上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接轨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优势。如今，中国动物考古学正以精彩的研究成果，稳步迈向世界学术舞台，为全球动物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向国内大众有效传播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人类与动物之间天然存在着情感联结，不同的动物形象往往能触发人们特定的情感共鸣：猫与兔子以其憨态可掬的外形与温顺亲和的习性，唤起人们的愉悦感与呵护欲；老虎与雄鹰凭借磅礴的力量与昂扬的霸气，让人在心生钦佩之余，亦带有一丝敬畏；狗与马通过与人类的亲密互动及忠诚不渝的特质，传递出跨越物种的羁绊与温暖；而龙与凤凰等被赋予吉祥寓意的文化符号，更承载着人们对好运、幸福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深植于人性的人兽情感联结，是顺利开展中国动物考古学公众考古实践的重要前提。我们应当以生动鲜活的叙事为桥梁，让人民群众真切领略古人与动物相伴相生的各类实例中所蕴含的象征性、教化性、社会性与艺术性，进而充分发挥动物考古学研究在弘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传承灿烂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中的独特价值与重要作用。

我在2023年4月出版的中国第一本动物考古学的科普读物《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的前言里提到，“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揭示出古人利用动物的具体细节时，常常会感叹古人创造历史之伟大，也萌生了讲故事的想法。有一位学者说过，历史研究就是讲一个好故事，并赋予他意义。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可以讲出很多精彩的故事的。”那本书拉开了给公众讲述精彩的动物考古学故事的大幕。不过我那本书聚焦于十二种生肖动物，核心是揭示生肖动物与中华文明的关联。

2025 年6月，我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吕鹏副研究员，出版了《与动物为伴》。这是一本专为青少年打造的考古科普书，也是国内第二本系统的动物考古学科普读物。我在为这本书撰写的推荐语中指出：“本书用科学的考古研究、灵动的语言，讲述了人类与动物相伴相行的故事。动物考古学者知古鉴今，他们的研究也启迪着人类的当今与未来。我们该如何与动物和谐相处，青少年朋友会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该书以青少年视角切入，兼顾趣味性与知识性，填补了这个年龄段动物考古科普的空白。

如今，董宁宁所著《“骨” 往今来：一位动物考古学者的观察》正式出版，这是我们动物考古研究团队奉献给大众的第三本科普力作。全书以当下热门话题为切入点，以人类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为核心主线，巧妙串联起人类进化、家畜驯化、古代饮食与礼仪、生业经济形态及文明演进脉络等考古研究核心命题。作者立足动物考古学的专业视角，将严谨的考古实证与鲜活的生活细节相结合，对人与动物的历史关系进行深度观察与系统阐释。书中通过日常可见的细节引申思考、鉴往知来，清晰解答了“什么是动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如何解码过去”“动物考古怎样裨益当代” 三大核心问题——既丰富了大众对考古和动物考古的认知，回应了大众对古代社会的好奇心，更为当代社会的生态保护、人与动物关系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源自历史的智慧与启示。

衷心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够喜爱这本书，用书中的知识丰富认知，以古人与动物的故事启迪人生。最后我想说：动物离开人类，仍能在自然中存续；而人类的生存与文明，却始终离不开动物的陪伴与馈赠。愿我们以敬畏之心善待每一个生灵，珍视这份跨越时空的生命联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许 宏

从驯化到餐桌，从畜栏到祭坛，作者讲出了一部动物遗存里藏着的鲜活人类简史。这本书把严谨学术聊成身边趣事，在生活体悟中串联起人与动物同行的万年故事。从中可读出陈晓卿风格的香，猫奴对小动物的暖，还有女性学者特有的细腻……由古之骨到今之人，这本书会带你穿越“动物世界”，一窥文明本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仁湘

从农业生产到祭祀礼仪，动物在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和动物的关系是文明变迁的缩影，而动物考古正是折射文明变迁的这面镜子。本书用生动、有趣的叙述，让学术与生活相遇，让古代与今日相连。它不仅告诉读者动物考古是什么、怎么研究、为什么研究，更重要的是提示了我们，文明生生不息，正因为我们与万物共呼吸。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 郑建明

小小的动物骨骼，大大的文明密码。动物考古借助科技手段研究动物遗存，探索古代社会中人与动物的互动，并构建宏大的文明场景。《“骨”往今来》用生动的语言带我们透过考古遗存，触摸古人饮食、祭祀的日常，更新了人们对传统考古学科认知的偏差，也通过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全球文明的交流写下了独特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