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否确认你所说的都是事实，全部的事实，并且除了事实别无其他？”

　　我以前从未参加过带有陪审团的庭审，更不用说坐在证人席上了。保守的宗教信仰令我在这种场合保持慎重，特别是对于誓言的宣誓。1984年8月开庭的那天，法官应允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不但接受了我的宗教特质，而且答应所有证人都不必起誓，只要保证如实作答即可。被告曾经是一个神学院的学生，被控在穿越州界时携带了价值超过5000美元的被窃财产——确切地说，那是一本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拷贝。

　　窃书案在法庭中非常少见。大多数窃书案是通过达成辩诉交易而解决的，即便在审判开始之前没有解决的话，在起诉已经通过选定陪审团而昭示其严肃性之后，也就马上得以解决了。然而，在这个案例中，被告的工作需要有一份安全验证（securicy clearance），如果他接受了辩诉交易，那么他这个基本的社会标志就会立即被剥夺。

　　我一直关注着华盛顿地方法院对陪审团成员的选择，这个进程令我好奇而且越来越感到吃惊。到处都充满了可疑，一位仪表堂堂的退休黑人警官草草地就被拒绝了，他长期在大陪审团的经历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而一位小学图书管理员也不在考虑之列。总之任何有可能了解此书价值的人都被排除了。很明显，辩方希望陪审团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尽可能地低，这样他们就会拥有最多的同情心。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我几乎陷入恐慌。辩方律师提议：证人应被隔离。我只是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个词的意味：当陪审团被隔离时，只要他们离开法庭，就会被关在饭店的房间里。而我当然不希望审讯期间被困在华盛顿的饭店里。当我发现，在这个案子中隔离仅仅是意味着证人不能够听到彼此的证词，我虽然感到放心，但仍然气恼。然而，这种策略最终却弄巧成拙，因为我们独立的陈述印证了彼此的证词，并且连陪审团也知道，我们不可能事先串通。

　　首先是开庭陈述，这一环节禁止我旁听，但我后来仍然有所耳闻。然后，我作为第一个专家证人被带进了法庭。政府律师埃里克·马西（Eric Marcy）开始向我发问：“哥白尼是谁，为什么他很重要？”

　　我解释道：哥白尼是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有时他被认为是现代科学之父。他1473年出生于波兰，在哥伦布准备起航去发现新大陆的同时，也就是1492年，哥白尼在克拉科夫开始了他的学业，但他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天体运行论》是在16世纪的头十年成形的。在这部巨著中，他反对当时人们所持有的地球稳固地居于宇宙中心的观念。取而代之，他提出太阳才是不可动摇的中心，而地球与其他的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运转。也就是说，他提出的太阳系布局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几乎一样。这正是为什么这部在他去世之年才首次出版的著作成为了一座里程碑，并且令收藏家们如饥似渴地搜求。

　　我可以提供大量有关哥白尼的信息，让那些陪审团成员听一个上午。可是我还没来得及继续下去，马西突然强行将物证A——一本《天体运行论》的拷贝——塞在我手里，问我以前是否曾经见过这本拷贝。

　　我告诉陪审团，我从事哥白尼这本书的研究已经有十余年的光景，我曾经亲自审查过几百本拷贝，寻找那些早期拥有者们在页边留下的笔记。我接着指出，这些书页最初是以散页的形式卖出的，而每一个拥有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品位去装订它。现代的书长得差不多，而那时的书不同，每一本16世纪的书都会分别装订而各具特色。最流行的装订方式采用了与制作各种证书和文状的“羊皮纸”类似的柔软犊皮纸，这特别见于在法国和意大利。在德意志，则将猪皮蒙在橡木板上，通常还会施以较大的压力将个性化的图案轧制其上。英国流行用小牛皮蒙在厚纸板上装订，通常还带有某种图案的花边矩形框，这在欧洲大陆也很常见。我仔细地检查了那本拷贝，仿佛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尽管联邦调查局在几个小时之前就曾经把它展示给我，已经勾起了我对它的回忆），然后，我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叠纸，它们是用打字机打好的。

　　我指出：“这本拷贝两侧装订的纸纹样式很不寻常，似乎是费城富兰克林学会目前丢失的那一本。根据我的记录，这本书是从一家专营珍本书籍的瑞士‘古艺术（Ars Ancienne）’公司那里购买的，并且这里用铅笔标注的‘AA’标志，正好与此相符。我的记录还提到，在扉页上曾有一枚早期的印章被抹掉了，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痕迹。另外，似乎封面内有两枚藏书票被人取走了。其中一枚是水平的，这很罕见。我正好带来了富兰克林学会藏书票的样张。”

　　我夸张地把手一扬，向大家展示我带来的藏书票，一枚是垂直的，一枚是水平的，它们就像钥匙嵌在锁眼中一样与书上的两个长方形胶水痕迹相吻合。随后，书被传递给陪审团。

　　我还未继续陈述，马西又转而呈示出物证B，一小本黄色的书商目录，是华盛顿古旧出版物书店（Old Printed Word）发行的。我曾经见过这本目录吗？

　　“很多人都知道我正在搜寻每一本可能找到的哥白尼著作，所以，事实上，早在三年前，也就是1981年的夏天，一位朋友就曾经送给我一本这个目录。我立刻就发现了其中列有一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它之所以那么快地就被我的眼睛捕捉到，是因为目录上的大部分书标价只是50或100美元，而哥白尼那本却是8750美元。”

　　“然后你做了什么？”马西问道。

　　我回答，1971年我曾对费城富兰克林学会的第一版和第二版拷贝做过记录，但是当我四年后回去再次核查一些细节时，那本第二版就找不到了。黄色目录上那本拷贝的描述看起来正是我所了解的费城所丢失的那一本，于是我打电话给富兰克林学会的图书管理员，建议他与联邦调查局取得联系。

　　我还向陪审团提供了此后发生的一些细节。那个图书管理员埃默森‘希尔克（Emerson Hilker）给费城的联邦调查局打了电话，但在获悉书已经失踪了超过七年之后，调查局立刻对此失去了兴趣。法律诉讼的时限已经超过了，也就不能以窃书罪起诉罪犯。希尔克给我回电话告知了这个坏消息，他也不知道然后该怎么做。他问道：“你能百分之百确定那本书就是我们丢的那本吗？”

　　我告诉他我可以打电话给那个书店，请求他们把书寄来验货。一些额外的细节可能更具有决定性。于是我打电话给古旧出版物书店询问如何能得到那本书。

　　然而书店的主人德昂·德罗什（Dean Des Roches）给我的答复却是“抱歉”。他解释说，书店并非真正拥有那本书，而是别人在那里寄售的，所以他不能把书寄来验货。

　　但我又了解到，那本书虽非书店拥有，但当时确实就在书店中，于是我又请求他更准确地描述一下该书扉页的情况。他找到那本书，告诉我书的扉页上有一个虫蛀的小洞，然后他又补充说，似乎扉页上有一个椭圆形的图书馆印章被清除掉了。

　　这与我的记录——一个虫蛀小孔和一枚椭圆形的图书馆印章完全吻合。于是我给希尔克回电话，说我有绝对的把握认定那本书就是富兰克林学会丢失的那一本。

　　那个电话之后不久，我就从华盛顿联邦调查局那里得知，有些事情走漏了消息。希尔克先生头脑简单地给古旧出版物书店去了个电话，宣称那本书为他们所有，并且要求原物奉还。这令德罗什感到非常害怕，因为他其实已经对委托者产生了怀疑，他也不知道这本书最初究竟是如何得到的。而另一方面，如果这本书的委托人确实合法地拥有它，那么德罗什要是把它寄回费城，他就将面临数千美元的赔偿。于是他打电话到当地的联邦调查局，说明了事情原委，并且提到了委托人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说他位于马里兰州的家中显然还有大量其他的书籍。

　　尽管最初的偷窃已经安全度过了法律追诉期，但跨越州界运送赃物是联邦重罪，而且这件事很可能就发生在最近。如果是这样，那么法律的时钟将重新运转。

　　感到一项重罪正在进行，联邦探员们化装成购书者对布莱尔先生进行了造访。他们在其家中查抄出数百本美国工业化早期以来的小型商业目录，这些一度被认为几乎是用后即扔的短命蜉蝣，现在却极富价值。其中许多目录仍然标有富兰克林学会图书馆的印章。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还查抄了一份由英殖民地时期费城著名医生兼《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本杰明·拉什（Beniamin Rush）留下的医学手稿。

　　此外，约翰·布莱尔被证实曾经是富兰克林学会的一名雇员。图书馆圈子里的人们都知道，富兰克林学会有一段时间陷入低潮，据传，那时的图书馆处于一种相当混乱的状态，且疏于防范。比如，那些商业目录曾被扎成捆后堆放在书库的走廊上，所以读者取书时还得迈过它们才行。很多成捆的目录都破散开了，数以百计的目录散落一地。布莱尔声称那些商业小册子完全是被学会扔掉的，这个辩解可能令图书馆感到极为困窘。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书册名现在仍然列于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之上，并没有证据表示它们曾经被丢弃，同时很显然，像本杰明·拉什的手稿这样的东西是绝对不会被丢弃的。

　　在联邦调查局看来，除了一个小的细节外，案子已经很清楚了，而这个细节就是：他们还不能确定哥白尼的著作是何时从马里兰州进入哥伦比亚特区的。但是辩方律师在开庭陈述时，曾承认过这只是最近的事，这令走廊里的联邦探员非常高兴。很明显，辩方将不得不采用另外的策略。

　　辩方列出了另一位书商作为证人，因此控方估计辩方律师安德鲁·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将打算证明这本哥白尼著作的价值不会超过5000美元，这样，被告将被判为轻罪而不是重罪。如果书是第一版的，那就没必要辩护了，因为价值将在4万美元左右。而如果像本案中的一样是第二版，情况就复杂多了。由于此前我就留心到书价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所以在审判开始之前，我就打电话给伦敦的一位正在出售第二版《天体运行论》的书商，向他打听此书的现价。

　　埃里克·马西突然打断了我，他向我询问物证A，也就是那本被盗的《天体运行论》价值如何。

　　格雷厄姆立刻跳了起来。“反对！这位教授在书的价格方面并不是一位专家！”

　　“反对无效。”法官宣布，他无疑和陪审团一样好奇地关注着那本旧书的价格。

　　为了让人们对书的价格有一个概念，我引证了几条近期的拍卖记录。1978年在鹿特丹，一本第二版拷贝拍到了6500美元，三年后在慕尼黑，一本拷贝卖到了9000美元。而几个月前，我自己刚以6800美元的价格将一本拷贝卖给了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图书馆。格雷厄姆再次反对，认为现在的价格与几年前（假定的盗窃发生时间）的价格并无关系，但他的反对再次被驳回。随后，我又提到现在正在伦敦出售的一本拷贝，标价为12500美元。但我承认，被盗的这本拷贝品相上不如伦敦的那本。最后，辩方还特意向陪审团展示了这本拷贝上的蛀洞，格雷厄姆再次当场提出反对，理由是我没有资格为书定价，这一次法官告诉他不要打断我的叙述。我说，也许古旧出版物书店的目录索价8750美元有些高，但可以说基本上是正常的。

　　现在该进行交叉询问了，辩方律师问我是否曾经被告知，这本书至少价值5000美元以上才能以重罪进行审判。是的，我是知道的，我回答，因为在审判之初我听到了指控的宣读。

　　我感到他大概就要使出撒手锏了，果然，格雷厄姆问道：“在你论述不同的拍卖时，你并没有谈到所有的拍卖，对吧？比如，三年前，索斯比拍卖行拍卖的那一本只叫到了2200美元，是吧？而1979年4月30日他们所拍的那一本拷贝也只卖到了3500美元，这又如何解释？”他看起来有点得意，好像他的反戈一击刺到了我的痛处。

　　我说，确实是这样，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在某个拍卖会上，只有一个有意出手的买家，那么他就很容易以低于真正市价的价格得到物品，做一笔合算的交易。我指出，我最近曾经见到过格雷厄姆刚才所提到的第一本拷贝，那是意大利的一本私人藏品，上面的手写评注非常有趣。如果是由商家出售，那么它的价格将比拍卖价高出几倍。至于他提到的第二本拷贝，它已经非常破旧，纸页呈棕褐色，而且被水泡过，这都会使它极大地贬值。

　　作为一个称职的辩方律师，格雷厄姆仍在困境中寻求突破。他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继续着：“你曾经学过书籍鉴定方面的课程吗？”

　　“不，我从没有上过这类课程。而我同样也没有上过科学史课，但我现在仍然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史教授。”

　　“我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他大声呵斥着，但已经太晚了。庭上现出法官低沉的声音：“他正在努力回答。”

　　我即将走下证人席时，控方站起身，做最后的质询。马西问道：“你曾经和辩方人员沟通过吗？你是否曾拒绝帮助他们？”

　　我回答，我确实曾和格雷厄姆先生谈过，并且回答了他的一些问题。他问我，我是怎么确定那本书就是富兰克林学会丢失的那本，我为他做了详细的解释。说完我就离开了证人席。对于马西灵活应变，所杀的这招回马枪，着实让我刮目相看。

　　无疑，我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充满了好奇，但按照隔离要求，我必须离开法庭。不久之后，我就从其他证人和我的妹妹贝齐（Betsy）那里知道了详情。贝齐是个华盛顿人，她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全天的开庭过程。下一个走上证人席的是古旧出版物书店的所有者，绰号为“博士”的德罗什。他也被问及了一些与我相同的问题，包括那个是否学过书籍鉴定课程的问题，而他告诉陪审团，根本就没有这类课程。他对这本书价值的评估与我的观点基本吻合，当然，他讲了大量有关这本书是如何委托他出售的细节，此外还有约翰·布莱尔如何委托他出售数百本19世纪的商业目录的情况。布莱尔曾告诉德罗什，这些目录是他和父亲花了很长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各地的跳蚤市场中淘来的，当时德罗什曾经询问，为什么这么多的目录好像都有着统一规制的图书馆标记呢？于是第二批被送来的书，标记都被擦掉了，而很多则带有“周六午后俱乐部图书馆”的标签，布莱尔说，这是个短暂的私人组织，已经不存在了。但联邦调查局的说法是，这个组织存在的时间确实太短暂了，短到除了在布莱尔的想象中，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布莱尔为自己辩护，声称他是在兰开斯特附近的伦宁格跳蚤市场买到的这本《天体运行论》的，卖家的名字他已经记不清了，而那些商业目录则完全是被富兰克林学会丢弃的。他的故事并不是很有说服力。有一大盒子的商业目录被作为物证C呈现出来，这是联邦调查局查抄物品的一部分。富兰克林学会的图书管理员埃默森·希尔克解释说，这些小册子上的编号与学会的分类体系正好匹配，事实上，它们仍然列于学会的目录卡片上。看起来约翰·布莱尔对富兰克林学会的一捆捆商业目录所做的工作还是很有系统的，他只选择了那些最有价值的小册子。

　　我在星期二晚上离开了华盛顿，那时审判还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的好奇和担心与日俱增，因为我还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审判结果的消息。终于忍不住，我在星期五中午左右打电话到控方办公室，发现马西还在法庭上。大约三点半，他给我回了电话。他告诉我，这个星期四下午，陪审团的讨论几乎陷入了僵局，他甚至担心必然要重审了。然而，星期五早上，陪审团又向法官问了很多问题，然后重新听取了布莱尔的证词录音。几个小时后，他们做出了裁定：被告有罪。

　　尽管法官给了布莱尔缓刑，但判决仍然是毁灭性的。被告随即丢了工作。后来，联邦调查局告诉我，他的妻子也弃他而去了。布莱尔贪婪的计划完全被挫败了，因为他偷错了书。

译者序

1618 年 4 月，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从里斯本出发，第二次前往中国，次年7 月抵达澳门。同行的有新招募的二十余名传教士，其中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汎际等人都是饱学之士，日后成为传播西学的栋梁。艰苦的旅行使七名传教士染病去世，但幸运的是，船上的图书完好无损。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书中就有两本《天体运行论》：罗雅谷私人携带的第二版（巴塞尔，1566）和金尼阁所募集的大批图书中的第三版（阿姆斯特丹，1617）。

秉承学术传教精神的金尼阁此行为中国带来了整整一个图书馆，“图书七千余部，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即使在当时的欧洲，这样的规模也可以算是大型图书馆。当金尼阁把利玛窦的意大利文回忆录《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译本取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译成拉丁文后，该书在欧洲引起巨大轰动，掀起了到中国传教的热潮。教皇保罗五世向中国耶稣会赠送了五百多部图书，其余部分，则由金尼阁和同伴邓玉函精心挑拣，从各国收集而来，堪称各个领域的经典之作。

这些图书首先落脚澳门，然后有一部分被带到北京耶稣会图书馆，1773 年耶稣会遭罗马教皇解散，1785 年法国政府委派“遣使会”来京取代其工作，同时将图书划归北堂（1703 年建成于中海西畔，1887 年改迁，即今日的西什库堂）图书馆收藏。1938 年，北堂在整理藏书楼时发现了“七千部”中残余的数百部。解放后，北堂藏书并入中国国家图书馆。

如今这两部《天体运行论》静静地躺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特藏部里，蓝布函套，柔软的犊皮封面。第二版的扉页上有罗雅谷的拉丁名字“Jacobus Rhaudensis”，还有耶稣会图书馆的圆形红色图章：“Bibliotheca Domus S.S. Salvatoris Peking”，后面有作为附录重印的雷蒂库斯的《首次报告》，雷蒂库斯作为路德宗的教徒其名字被画掉了，但书还在。第三版的扉页上写着：“MissonisSinensis”（中国传教团），和它装订在一起的还有尼古拉·穆莱里乌斯（Nicolaus Mulerius，1564—1630）的《弗里西星表》（TabulaeFrisicae，阿姆斯特丹，1611），里面题写着罗雅谷父亲的名字“Alex[and]ri Rhaud[ensi]s”。罗马教廷 1616 年宣布审查哥白尼的著作，但 1620 年审查方案才出台，而此时两本书已经上路了。所以第二版中没有评注也未经过审查，第三版中只是在第一卷第八章《驳地心说》前面写着“non legatur hoc cap（不要阅读这一章）”，这很可能是金尼阁凭直觉加上去的。

这两本《天体运行论》是幸运的，经过长途颠沛和数百年的时局动荡依然保存完好。但也是不幸的，它们静静地沉睡在函中，真的成为一本没人读的书。这不禁令人想起金尼阁的初衷，来华之初，他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如果这七千部书全被翻译过来，中国文化会呈现出什么面貌，将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由于金尼阁在杭州的早逝，以及康熙年间朝廷对天主教的禁制，最终除了一小部分被李之藻和王徵等人翻译成中文外，大部分书籍蒙上尘埃，下落不明。

那么，其他的《天体运行论》会遭受怎样的命运呢，会成为没人读过的书吗？著名作家阿瑟·克斯特勒在其《梦游者们》一书中想当然地将《天体运行论》称为“无人读过的书”。别人也许一笑了之，但金格里奇教授却较起了真儿。

欧文·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 1930—　）是哈佛—史密森天文台退休高级天文学家，哈佛大学天文学及科学史双料教授。他曾任哈佛科学史系的主任、美国哲学协会的副主席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美国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恒星光谱的分析、哥白尼著作的研究和 16 世纪宇宙学家的研究。除了近六百篇专业论文和评论外，他的主要著作有《哥白尼大追寻与其他天文学史探索》（The Great Copernicus Cha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Astronomical History）、《天眼：托勒密、哥白尼和开普勒》（The Eye of Heaven: Ptolemy，Copernicus，Kepler）和《上帝的宇宙》（God’s Universe）。

提起自己学术兴趣的转移，金格里奇总是会告诉你：“这都是周年纪念惹的祸！”1973 年的哥白尼诞辰五百周年庆典是世界性的盛事（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天文学会也于 1973 年 6 月 22 日举行了“纪念哥白尼诞辰五百周年座谈会”）。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天文学界和科学史界就开始酝酿这次庆典（同时还有 1971 年的开普勒诞辰四百周年纪念），考虑到自己届时将无法避免地要做一场演讲，这种困扰和期待成为金格里奇寻找突破口的动力。但是他没有想到，权宜之计竟使他成为哥白尼研究的权威，他在天文学史上的发展由此便一发而不可收。

从 1970 年在爱丁堡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本《天体运行论》的详尽批注本开始，金格里奇对克斯特勒的质疑之火被点燃了。在前后三十余年间，金格里奇行程数十万英里，亲自阅读了《天体运行论》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几乎所有现存本，为六百余本《天体运行论》拷贝记录了图书的物理描述、传承渊源和评注考察，最终他汇编而成了《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评注普查》（An Annotated Census of Copernicus’De revolutionibus Nurumberg，1543 and Basel，1566］）一书，有趣的是，这本《普查》在尺寸、页数和印数上都与《天体运行论》原书相仿，作者原本估计它也像原书一样要花二十年才能卖完，但意想不到的是，书一出来就几乎脱销了。

于是，精明的纽约沃克出版公司随即意识到这数十年的追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于是，金格里奇教授用扣人心弦的侦探小说式的语言，凭借他作为杰出历史学家的无比热忱，以完美流畅的文笔讲述了一个个长达四百五十年之久的谜团。这本《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追寻记》一经问世，就广受好评，成为当年亚马逊网络书店的科学类图书十大畅销书之一，两年间几经再版并译成多种语言行销于世。

乍看起来，金格里奇的工作似乎都是些琐碎的细节问题。其实不然，正是经过系统的追踪才能取得用其他方法所无法取得的重要成果，正是经过对细枝末节的刨根问底才会揭示大量以其他方法根本无从发现的重要事实。书中揭示了《天体运行论》出版前后的一些重要内幕；揭示了几个重要的被称为“无形学院”的研读群组；揭示了“本轮上叠加本轮”的说法只不过是谬种流传；揭示了哥白尼的小本轮思想很可能源自阿拉伯天文学家之手；揭示了布鲁诺并未真正读过哥白尼的著作，只是对他的思想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宣扬。此外，他还从四本批注本中发现了一位不留著述、不见经传的天文学家保罗 · 维蒂希，此人极有可能是所谓第谷体系的原创者，因为第谷长期将维蒂希挽留在文岛，并在他死后四处打听其三本《天体运行论》批注本的下落，而那些批注在第谷发表其体系的十多年前，就写有一种极为类似的假说并为第谷所知。而对数思想最早也是由这位天才的维蒂希提出的，并通过他的批注本辗转传入苏格兰，为数学家约翰 · 内皮尔所知，并加以系统地发展。

当然，这种种发现说来容易，但在当时往往并不是仅仅靠勤奋就能够成就的，除了作为一名高水准学者所具备的理论水平、专业素养以及敏锐的眼光与洞察力外，最需要的就是机遇。有时候事情就是那样无止境地搁置下来，然后忽然某本书或某件事就浮出水面，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是“妙手”加“偶得”了。但是没有智慧、胆量和热忱，有机会也未必能把握住，毕竟这机会在同行面前是大致平等的。金格里奇数次提心吊胆地穿越冷战的边界线去创造机会，又数次卷入珍本书失窃的调查案成为“侦探”。他所与之打交道的人既有历史学家、藏书家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又有古书商、造假者、窃书贼，甚至联邦调查局和国际刑警组织的官员。

三十多年来四处“追踪哥白尼”的斩获不仅使金格里奇成为近代天文学史的权威，而且使他与妻子米里亚姆（Miriam）成为旅游爱好者，成为古书鉴赏家与收藏家。他拥有丰富的古籍知识，在本书中他将娓娓道来：从纸张的制作到印刷机的开工，从书籍贸易的历史到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书籍装帧工艺，从书籍保存的虫害火灾到图书馆的变迁倒卖，从古书的生意到古籍的拍卖等等，让你在不经意间学到不少西文古籍的文献学知识。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内容，下面我结合译名做一些补充。

在 1453 年，德意志人古腾堡在美因茨制造出使用合金活字的印刷机，并研制出油墨和铸字的字模，从此图书告别了效率低下、往往费力不讨好的手抄本时代，数量迅速激增起来。但直到 17 世纪，印刷者自己用便宜的纸封皮进行装订的做法才盛行起来。此前二百年间，印刷和装订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印刷者印出一摞摞的书页，然后购买者根据自己的品位，请装订匠或自己动手制作出形态各异的装订，因此作者对这些书的调查之旅显得丰富多彩，而不像西语“荚中之豆”般千篇一律。对于每个印刷本，中译本仍然采用“拷贝”（copy）来称呼，这样做可以使这个内涵丰富的词语保持与原文相当，并且显得更为醒目。

在装订时，有时候几本比较薄的书就装订在一起，因此就会出现一卷（volume，源自拉丁语 volūmen，意为纸张等的卷，其词根vol 来自拉丁语 volvere，意为滚动）包含几本著作（title）的情况，例如雷蒂库斯就把带给哥白尼的五本书装订成三卷。而有时一本较大的著作也被装订为几卷，例如赫维留斯的《天文仪器》就分为上下卷装订。

《天体运行论》全书虽然大多装订在一起，但其内容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因为彼此间独立性较强，所以称之为六部书（拉丁语libri，意为书）也无妨。但我们仍然将之译为六卷，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影响，印刷术出现之前书卷容量较小，现在的一卷书当时往往要抄成多卷。我国的古籍经历了竹简丝帛的卷轴阶段， 而volume在西方历史上也曾指草纸、羊皮纸等书写的书卷或卷轴，这在双方是共通的，因此译成“卷” 更符合中国读者的理解习惯。此外，《天体运行论》原书约 400 页，共分六卷181 章（chapter，本意指小的开头），考虑到其中有大量星表和插图，因此每章其实很短，同时它们也就不另起一页，而是接着排印了，这同样有些类似于我国古籍中短小并接排的“章”。

《天体运行论》的初版采用平版印刷，印刷商把书印在长 40 厘米、宽 28 厘米的纸张上，就是当时壶纸（pot paper，最初产自荷兰，因有壶形水印而得名）的标准尺寸上，当然，经过装订剪裁后，每本书大致有今天的 A4 纸大小。每版只印两个页面（page），反面再印两个，然后对折，两张一组地插起来，每组就是一个书帖（signature），于是每个书帖包含四张书页（leaf，包括正反两个页面，如书之叶）。每个书帖上都有相同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标记以便于整理，这些记号称为折标（signature），事实上，书帖的含义正是由折标引申而来的。

由于《天体运行论》页面大小只有印张大小的一半，因此可以称为对开本（folio）。每面所印的两个页面均为左边的页眉印有作者全名（NICOLAI COPERNICI），右边的页眉印有书名、卷数和页数（如“REVOLUTIONUM LIB. Ⅳ. 118”），因此对折起来，就形成了每两面一个页码的情况，我们称之为对开页（folio，也称双面页），页码位于书页的正面，该页面可称为右页（recto，正面之意），反面则称为左页（verso，翻转之意），因此书中会有“第81对开页左页”的说法。

最后，应该指出，《天体运行论》的原书并没有书名，现在的全名“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libri sex”是印刷商当时所加的，它的字面意思是“论天球运行的六卷本集”，这是因为哥白尼继承古希腊人的思想，认为天体是镶嵌在透明天球层上随天球一起运转的，因此该书应译作《天球运行论》，或像早期译法一样笼统地称之为《天旋论》，但金格里奇此书并非十分专业的学术著作，故仍取此译以照顾广大读者的习惯，同时希望读者明鉴其本来的含义。

此外，《天体运行论》出版时的种种不完善状态以及哥白尼手稿直到出版的前两年还在删改的情况表明，哥白尼自称花费了他“不是九年的时间，而是四个九年的时间”绝非虚言和戏言。哥白尼的一生（1473—1543）既可以说是时逢盛世，也可以说是时逢乱世。《无人读过的书》也为我们展现了那个中世纪行将结束，民族、宗教、社会矛盾激流荡涤的欧洲。

在波兰的“光辉年代”，波兰和立陶宛组立了联合王国，首都克拉科夫的大学成为波兰的最高学府和欧洲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哥白尼在此学习之后，又赴文艺复兴的中心意大利继续深造。他先后在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和费拉拉大学学习，并获得教会法学博士。前后近十三年的学习使他得以成为日后的博学者，因精湛的医术被教区的民众称为“阿卡拉斯（希腊神医）第二”，因最先发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而使该规律被后人命名为“哥白尼—格雷欣定律”。但与此同时，条顿骑士团打着教皇的旗帜在波罗的海沿岸开疆拓土，与波兰王国连年征战，哥白尼所在的瓦尔米亚教区处于普鲁士公国的三面包围之中，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在战情紧急的时候，哥白尼甚至曾在弗劳恩堡和奥尔什丁披挂上阵，亲自指挥应战，成为了战斗英雄。

所以，哥白尼并不是养尊处优地在一个象牙塔的顶层逍遥自在，与此相反，他的成年时代都是在繁忙的行政生涯中度过的，而一大帮凶恶骑士的蹂躏更是让他疲于奔命。《天体运行论》也并不是在哲学家所钟爱的那种不受干扰的平和宁静的环境中写出来的，而是一个供职于大教堂的时常担心被人非议和嘘下台的忠于职守者利用点滴的时间间隙写成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干涉，哥白尼还使用了很多缩写和天文学、数学符号以使外行望而却步，最终雷蒂库斯决定将其全部转换为通俗语言。

1973 年波兰科学院决定首次出版三卷本的《哥白尼全集》，第一卷是《天体运行论》手稿的摹写本，第二卷是拉丁文版《天体运行论》的订正本，第三卷则收录哥白尼的短篇天文学论文和其他学科的著作。本书中多次提到的“细节大师”爱德华·罗森翻译出了第二卷的英译本，此书曾成为中译本的蓝本，为我们一睹天文学家的风采提供了便利。希望今天作为经典的《天体运行论》能有更多中国读者领略其风采，不致成为没人阅读的书。

本书由王今译出第一稿，我在此基础上经大量修订和润色（如将译诗按原韵处理）而完成第二稿。在此过程中，我订正了原书的个别错误，为全书酌情增补了全部四十六条译者注和四幅插图，并起草了本篇译者序。对于一些疑难问题，我的导师方在庆先生和我的朋友李石博士均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在此谨表示感谢。译本保留了原书的附录Ⅰ和附录Ⅱ，并将后者按汉语音序进行了重排，而延伸阅读和索引部分均略去，有兴趣进一步研读的读者可以翻阅原书，另外，作为追踪成果的《普查》一书则可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借阅到。限于水平，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