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杰出学者领衔编纂，汇集多位历史学者的重要论文，共同审视20世纪多场重大战争影响下人类集体记忆的形成与传承。

聚焦“社会能动性”这一独特视角，突破传统宏大叙事，深入剖析民间自发性纪念实践如何参与历史叙事的构建，着力展现个体与民间群体在记忆传承中的创造性角色，揭示集体记忆何以持续保有鲜活生命力。

横跨20世纪多场战争与地区冲突，涵盖博物馆、文学与电影等公众纪念场域，在广博的比较视野中，勾勒出一幅跨越文化与地域的战争记忆全景图。

【名人评价及推荐】

这正是一部大屠杀研究学者应当研读的、具有广博比较视野的著作。

——《大屠杀教育杂志》

对20世纪战争如何在国家共同体中形成，同时又反过来塑造国家共同体的过程做出了精辟阐释。

——《选择》（期刊）

【作者简介】

杰伊·温特（Jay Winter），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专门研究“一战”及其社会文化影响，著有《勿忘战争》等。他以其在战争研究领域的独特贡献和跨学科的视角而闻名。

伊曼纽尔·希文 （Emmanuel Sivan），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学教授。其研究视角独特，关注历史事件如何被后世诠释和利用。

【内容简介】

20世纪的战争给其幸存者带来了鲜明的创伤，从而引发了持续不断的纪念活动。本书是一部关于20世纪战争的历史研究文集，汇集相关领域杰出学者的论文，聚焦战争阴影引发的深层社会议题。集体如何铭记战争是本书的核心议题。不同于聚焦整体社会或统治群体的传统研究，本书采用“社会能动性”的视角，着力揭示那些承担记忆工作的基层群体与个人的实践行为。通过对博物馆、展览、文学及电影等公共纪念形式的研究，本书生动揭示了民间集体记忆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目录】

序

引言

1搭建框架

2大战余波中的亲属关系与纪念形式

3记忆的行动者：西班牙内战老兵与伤残士兵

4欧洲战后电影中的儿童受害者形象

5从幸存者到见证人：大屠杀亲历者的心声

6纪念的景观：以洛杉矶小东京为例

7法国集体记忆中的阿尔及利亚战争

8以色列的个体伤痛与公众纪念

9个人叙事与缅怀

10反对慰藉：瓦尔特·本雅明及对哀悼的抗拒

索引

【文摘】

2

大战余波中的亲属关系与纪念形式

杰伊·温特

家庭与纪念

要想理解拟亲属家庭在战争余波中的付出，我们就必须先了解战争剧变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首先，参军入伍的号召带走了主要的劳动力，无数妇女、老人还有儿童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农活。接下来，便是多年的分离。对于那些因伤退伍或期满复员的幸运者来说，他们虽然要拖着衰弱的身体归家，但总算是结束了漫长的生离。对于那些不幸的人来说，生离已然成了死别，等待其家人的是成为寡妇或孤儿的悲惨命运。据统计，在战场上牺牲的男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已婚，这意味着，他们身后留下了约三百万名寡妇与七百至一千万名孤儿。

毫无疑问，战争是家族历史上的巨大灾难。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战争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但它并没有破坏既有的婚姻模式与生育趋势。在大众的印象中，年轻一代的女性很可能会因为战争而变成老姑娘，可事实不然。为了规避寡妇或老姑娘的贫困与边缘性境地，妇女们调整了自己的婚姻模式，所以20年代的结婚率并不比战前低。实际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增强了家庭生活的力量，强化了婚姻制度，并对家庭津贴的提供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就像给军人妻子发放的分离补偿一样。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即便人们面临着战争带来的死亡威胁，家庭关系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这也就难怪战争最初是以家庭历史事件的形式被人们所铭记。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家庭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交融在一起。通过家谱学研究与家族故事的重述，人们不难发现，战争至今都是大众历史的一个生动片段。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会对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小说产生巨大兴趣的根源。如今（1999年），曾在战时或战后听过祖父母早年故事的数百万年轻人，于当代的叙事力作中再次邂逅了那段战争岁月。派特·巴克的三部曲《重生》、《门中眼》和《幽灵路》以及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的《鸟鸣》都是在英国畅销并屡获殊荣的小说。法国文坛上也有可媲美的佳作出现，如让·卢欧的《沙场》和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的《漫长的婚约》。这些作品都为纪念战争创造了相同的家庭环境。而读者们会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他们的家庭故事实际上是更为宏大的故事代码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关于20世纪的人们如何走到今天的故事的“主代码”。

我想通过几段家族史记述来说明这种强大的纪念框架。第一段来自1975年出版的《骄傲的马》，皮埃尔·雅克-埃利亚斯著，回忆的是布列塔尼的乡村生活。对雅克-埃利亚斯来说，战争引发了一系列世俗问题。他记得有人将父亲服役时穿过的衣服拿给他。为此，他（和一些人）

又欠了战争一笔债，一笔本可以避免的债。据说，战士们从战壕里把虱子带回了家。日复一日，我们不得不与其进行残忍的搏斗。对于习惯将头发理成寸头的男孩们来说，这并没有那么糟糕。但是，可怜的小姑娘们就倒了霉，每当母亲在清晨精神充沛地为她们梳头时，她们都会哭哭啼啼。一旦黑色的虱子掉在了她们准备好的白盘子上，她们就会用大拇指的指甲将其一只一只地碾碎，化身成“捕虱小能手”。而我们，就这样继承了父辈们的麻烦。

雅克-埃利亚斯还发现了战争的另一个意外影响，这个影响更为持久，是战后一代人在举止方面发生的变化。在战前，家庭成员间很少在公开场合亲吻：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切。最初两年内的损失是令人震惊的。许多家庭遭到毁灭，勇士们过着不幸的生活；人们开始阅读报纸，而报纸却加剧了人们的悲伤，等待变得更加漫长；战士们探亲归家，却又立刻重新出发，而死亡就在附近——所有的一切都拉近了人与人间的距离。一旦英雄们凯旋，人们就会立刻展露自己对他们的情感；这已然成了一种新的习惯。

很难具体地讲述诸如此类的改变有多么普遍。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家庭成员需要在许多方面适应战争带来的后果。家庭纽带被微妙地打上了战争的烙印；自1914年以后，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语言便有了一项隐形议题：只有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才能懂得隐藏在那些热情姿态背后的紧张与不安。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故事的一个关键因素。战争以其暴力的、压倒性的力量给人们留下巨大创伤。而讲述战争故事，无论是在家里还是通过出版印刷，都是将创伤转化为可承受的不幸的一种方式。这样做可以阻止那些亲历者瘫痪在伤痛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可以帮助他们重拾生活的节奏，继续前行。

所以，通过讲述故事而进行的纪念是一条痊愈之路。纪念——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在家庭之间——都提供了一种与战争共处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家庭叙事，也就是那些突出战争破坏力的故事脚本，无论发表与否，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朝成文，它们就是记载了集体缅怀行为的宝贵文献。

一些战士自己著书撰文。1919年，来自普罗旺斯的造桶匠路易斯·巴萨斯将自己在前线的见闻集结成了一部游记。1978年，他的家人将其出版。还有的将士直接成了小说家，使用着一些看似直白实则意味深长的叙事手法。罗伯特·格雷夫斯在其1929年出版的战争小说《向一切告别》中就以这样一个场景开篇：在伦敦的温布尔登公园，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斯温伯恩正注视着躺在婴儿车中的作者。我们且不论此事是否属实，但该场景的确展现了一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初级步兵军官是如何在一种家庭性框架下展开叙事的。

另一组家庭故事也许可以证明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1991年，加拿大作家大卫·麦克法兰出版了《危险的树：回忆、战争和找寻一个家庭的过去》。该书是一部以主人公的侄孙视角讲述的家庭史，却在《康边停战协定》签署多年后才得以出版。这恰恰也是它的意义所在。因为它讲述的正是一个因战争而支离破碎的普通家庭的生存与死亡。

其故事大致如此：1914年，纽芬兰地区仍属英国殖民地，而古德伊尔一家则是当地对英国最忠诚的爱国家庭之一。他们住在1906年建立的大瀑布镇，那里专营木材加工业，主要为伦敦地区供给出版用纸。路易莎·古德伊尔和乔赛亚·古德伊尔夫妇共育有七个孩子，六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其中，五个男孩参了军，年纪最小的女儿凯特成为了一名护士。

古德伊尔家有三个男孩死于战争。在战争爆发时，雷蒙德·古德伊尔只有17岁。他两次跑去从军，两次被父亲找回。之后他又去了一场新兵招募会，而他的父亲乔赛亚恰巧是主讲人。“父亲，现在我可以入伍了吗？”，他公开提出要求，并终于听到了想要的答案。1916年10月，也就是在纽芬兰兵团服役三个月后，雷蒙德在伊普尔附近被飞溅的弹片击中身亡。

一年以后，他的兄弟斯坦在向比利时朗厄马克附近的部队运送军需品时遭遇炮弹袭击身亡。第三个死去的是长兄赫德利，他是多伦多大学的在读学生。1918年，他加入了加拿大第102营，并前往索姆河服役。8月7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我的双眼注视着明天，我的心中满怀着对人类的希望，我的脑海里浮现着一个新的世界……明天将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我会为了自由而战，和数以千计的其他士兵一样。因为在自由岌岌可危时，生死将变得无足轻重。

第二天，赫德利所在的分队的确参与了一场重要的战役。据官方文件记载，该分队中有110位战士在遭遇战中牺牲，而赫德利就是其中一员。事实上，他比官方记载多活了一个礼拜，但最终还是因为一个错误丧了命。在绍纳附近的战壕中，他与两位澳大利亚士兵分享了一根火柴，而火柴的火光却成了他在这个世上看见的最后景象：他被一名敌军狙击手击中头部身亡。

另外两位古德伊尔兄弟幸存了下来。乔·古德伊尔因大腿受伤而退伍返乡。肯·古德伊尔也一样。后来，他们都再次入伍，服役于苏格兰的纽芬兰林地部队。就这样，五位身着制服的古德伊尔兄弟都成了战争的受害者。

凯特·古德伊尔也穿上了制服——她是渥太华圣卢克医院的一名护士，负责照顾受伤军人。在她还不知道哥哥们的遭遇时，她曾护理过一名十九岁的二等兵。这名二等兵失去了一条腿，却因病房内空间不足而被安置在走廊里。他无法入睡，只能向凯特求助。当时能使用的只有一间单人病房，而根据规定，士兵是无权入住单人病房的，但凯特做出了违反规定的决定。为此，她不得不面对护士长和主管的勃然大怒。在被劈头盖脸地狠狠训斥一顿之后，凯特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我也有哥哥……我的哥哥们正在国外打仗。可我并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处、境况如何，我也帮不到他们。但是无论我在哪里，我都将竭尽全力做自己能做到的事。因为我希望有人也能这样对待我的哥哥们。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只要我还在这个医院里工作，只要这个医院还有一张空的病床，那么就不会有一名士兵在过道里过夜。我——不——同——意。即便是要我自己肩扛手抬，我也会把他们送到楼上的单人病房去。

那一次，规矩让位于同情心。五十年之后，一位侄子回忆了这个经典的家族故事。而这个故事也被反复讲述，不仅是为了教育年轻的一辈，也是为了重温——也许只能短暂地——故事发生时的激昂氛围。

对于凯特·古德伊尔和家庭里的其他幸存者们来说，战争并未在1918年结束。七十年之后，泪水依旧时常意外地夺眶而出。对于她以及数百万像她一样的人们来说，其家庭是由那些逝去的人们来定义的。就如她的侄孙写的那样，每一年，在那三个生日还有公开的纪念日里，能被纪念的事物：

并不存在……战争将一切毁于一旦。到了1917年，那些优秀的人都已经亡殒或者在劫难逃。人们只能凭空猜测，如果他们没有死，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战争使他们留下了许多未尽之事：刚刚构想出的事业、启动了的计划、研究出的路线、宣布了的任职。但是，一切都戛然而止。

古德伊尔家的三位男士只给家人们留下了几张照片、一两封信件、若干经常被人复述的故事，以及与日俱增的空虚感。战争之后，这个家庭再也不复从前。有什么东西被从心底抽走了……不知怎的，错误的组合留存了下来……再无可能重获平衡。

这个故事——有关一个家庭在战争中的转变——流转于大西洋两岸无数的客厅与厨房。人们通过家庭聚会、书信往来、照片还有故事来叙述这段经历。它不仅饱含悲伤，也鼓励人们更好地活下去。在这里，讲述成了纪念工作的核心。

【序言/后记】

引言

近年来，以“集体记忆”为主题的历史文献日益浩繁，却弊端种种。本书便成于编者的不堪其忧。似乎人人都在讨论这一话题，“记忆”“集体记忆”等术语如此频繁且随意地出现，以至读者可能因此萌生一种印象：学界已经对上述概念的内涵以及如何在史学研究中有效使用这些概念达成共识。

可事实远非如此。关于个体认知的心理过程与集体文化表征、姿态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关联，学者们争论不休，几乎没有共识可言。且不论集体能否“记忆”，即使可以，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依据个体如何储存并检索信息以及图像来推导集体是如何进行记忆的。更不必说，“记忆”这个词本身在不同语言中就有着千差万别的内涵与意蕴。因此，该领域史学家们常常各说各话，或完全不了解彼此的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颇具影响的论文集《记忆之场》可谓说明学界对集体记忆书写含混的佳例。该论文集共7卷，于1984—1992年间出版，由皮埃尔·诺拉发起并组织编撰。诺拉在其纲领性的文章中着重表达了对集体记忆的看法。“记忆总在我们的唇畔萦绕，”他写道，“因为它早就不复存在。”确切来说，记忆是不复存在于生活之中。因为“社会已将仪俗驱除”，从而“斩断与回忆的联系”，所以每个人都呼求着那些曾被节奏尚缓的社会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能够有一些人造或象征性的替代。而我们能拥有的不过是次级记忆：我们收集、组织、展示、编目，但观察到的也只是记忆的形式而非本质：“这种回溯方式否定了神圣性本身，徒留下空洞的氛围。”

《记忆之场》以及史学家们的相关研究是在重复往日文学的已尽之事，但在今时今日，依诺拉看来，它们再也无法胜任。有关这类人工制品和人造现象的探索只是在帮助补给“我们业已枯竭的集体记忆”。所以，我们亟需一种新式的历史，能够“赋予浅薄的时代以深邃，为缺乏真正小说的纪元提供真实的故事”。诺拉的结论是，“记忆已被擢升为历史的中心：我们可以在此哀悼文学的消逝了。”

在诺拉说社会驱除了仪俗，或声称神明再无用武之地，而且文学已死时，他便暴露了自己论证中最薄弱的环节。任何一个人，若观察过法国社会在融合穆斯林群体过程中所遭遇的重重困难，就会对其观点嗤之以鼻。即便主要通过基督教堂与犹太会堂的惯例化宗教生活来探求神明的人早已寥寥无几，但神圣性本身尚未消亡。

再则，倘若其声称的是社会而非法国社会驱除了仪俗，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质疑该论断在非法国语境下的效力如何了。诺拉的观点有着偏狭的地方性特征，令人无法确定其是否适用于法国以外的地区。事实上，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历史的合理性问题便一直饱受争议。且自那时起，能言善辩者就已极尽辞藻与意象之能事来描绘法国的历史，在合理化本国的同时不忘将他者嘲弄一番。德国历史是如此，而近年的俄罗斯历史亦是如此。诺拉论述的缺憾就在于没能说明究竟哪些历史经验是为法国所独有。

其法国式的立场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悲观主义。虽然类似情形也存在于莱茵河彼岸以及其他地区，但仍数法兰西的悲观主义味道更别致。除了法国，还有哪里的评论家会聪颖到把出生率的降低和说法语人口的减少等同于西方文明本身的衰落呢？没有将这些想法直接言明的法国知识分子们是否有些自视过高了呢？

诺拉观点的偏狭还有一层缘由。法国政府在博物馆和文化活动上的人均支出及其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份额都要高于其他西方国家。为什么呢？是因为神明已死而我们需要一套象征性的替代品吗？答案可能更加世俗——有利可图：历史是一笔既受欢迎又能赚钱的买卖，可以将个体家庭的故事置于更加宏大、更加普适的叙事之中。而政府投资这类服务业就是因其回报可观。

20世纪末博物馆数量的迅猛增长还反映出“记忆产业”的另一侧面：关联当代祖辈和孙辈的纽带。此种纽带为呈现动荡历史的博物馆和文学作品打开了广袤的市场。是的，文学——诺拉认定已然死亡的那个文学。佳作比比皆是，如：让·卢欧的《沙场》，荣获1991年龚古尔文学奖；或是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的《漫长的婚约》，感人至深；派特·巴克的小说三部曲，以一战为背景；还有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的《鸟鸣》，掷地有声。今日翁媪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时的孩童，而他们的故事——本属于家庭内部的故事——如今被嵌进历史，写进小说，陈列展出，任人参观，供人瞻仰，流转于一切被诺拉认定为标志了“真正”集体记忆已经失落的仪俗之中。祖孙之间的纽带——如今也因人类寿命的整体延长而得到了延展——成为记忆概念的重中之重，令人意外的是，诺拉并非简单地敦促人们走出图书馆，去看看自己的家人。那样的话，映入眼帘的将会是一种鲜活可感、通俗近人的集体记忆，充满生气。可诺拉却为之撰写了一份为时过早的讣告，引人误解。

由此可见，集体记忆研究作为文化史的分支领域，仍有不少需要反思和澄清的地方，毕竟专业如皮埃尔·诺拉这样的历史学者都无法使其著述免于难题与含混。而本书仅试图向前推进一小步，聚焦“集体记忆”领域中一组特定的问题，即20世纪战争阴云给人们留下的思虑。

本书的核心议题是：集体如何记忆战争。我们将以20世纪为背景展开研究。这一时期的战争，无论在地理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其波及范围都已超出早期非工业化时期的冲突。本书的多数章节主要围绕欧洲的战争经历展开，部分会论及美洲和以色列。在这里，我们选择将战争视为一种令幸存者不断徘徊于清醒与回忆之间的生动的创伤性现象。而幸存者们留下的浩繁记录能够使我们检视这个普遍主题所包含的模糊之处及其内在张力，即“集体记忆”的轮廓与特性究竟如何。

有必要用几句话解释一下本研究的覆盖范围。我们旨在探讨20世纪战争背景下的集体记忆本质。我们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考察过多的历史案例。我们只讨论与发生在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有关的内容，及其各自对欧洲、美国、中东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一本论文集也只能容纳下这些内容。倘若时间和空间允许，更具价值的研究应该论及全球各地，能从中国论到亚美尼亚，论到卢旺达，再论到阿根廷。而我们能探知的领域终究有限，尚存颇多内容有待欧洲之外的史学家与社科学者进行补充。

有一类问题，确实属于欧洲，但我们却并没有直接讨论。不是因其缺乏史料或不够重要，而是太特殊，以至其他问题都会被其遮蔽，黯然失色。这类问题有关德国，有关大屠杀，有关德国人如何回忆1939—1945年间的战争及其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而如今浩如烟海的评述文献却都回避了这类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大屠杀和20世纪的战争经过混为一谈。这是因为：死亡集中营的历史是工业化谋杀的历史，有别于我们后面要讨论的1914—1918年间的欧洲战争、1936—1939年间的西班牙战争、1954—1962年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有中东战争等等。我们会讨论发生在内战时的西班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规模杀戮问题，但是这些杀戮与纳粹的“终极方案”仍旧相去甚远。

这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风险。从表面上看，将德国和大屠杀纳入我们设定的框架是在完成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但是在这里这样做，就有将纳粹大屠杀“历史化”的嫌疑，仿佛它只是人类战争史中的一个普通篇章，就像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一样。就这个问题而言，学界早已意见纷纭，争论激烈。所以我们更想把这个话题留给本系列的另外一卷来专门探讨，以免在此跋前踬后，动辄得咎。

但是，我们并没有将其完全略过。本书有三位作者论及了相关内容：一位直言不讳，可见于有关法国幸存目击者的章节；一位点到即止，可见于有关1945年后的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章节；还有一位间接迂回，在讨论瓦尔特·本雅明对纪念的“疗愈”功能进行的模糊处理时有所体现；当然，本雅明没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便已离世，可他的思想却和整个话题有着令人不安的关联。在本雅明看来，纪念作为一种疗愈手段，或可掩盖罪行并使罪犯因此得到保护，从而导致非正义的发生。所以，对于那些罪行滔天，应该为包括本雅明在内的数百万欧洲犹太人的死亡负责的罪犯们，我们需要展开单独的讨论、审视与反思，不能恬然地将其置于众多历史故事之间。如若本书可以促进上述研究，或者本书关于“集体记忆”和“社会能动性”的理论框架可以为上述研究所用，那么，作为编者的我们和本书的其他撰稿学者也算实现了本书的一项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