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 学者郭冰茹全新文学评论集，以系统的梳理与细腻的文本解读，呈现多年来在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深耕成果。

作者秉持 “以史为经、以论为纬” 的批评理念，在文学史的脉络中锚定文本，以理论工具穿透现象，形成了兼具历史视野、理论深度与文本温度的批评风格。她以 “中国故事” 的话语建构为核心，在对 “地方、性别、文体” 议题的持续探讨中，寻找当代文学叙事的内在逻辑与文化根脉，实现对文学现场的整体观照。

2.既“在场”，又“旁观”，以洞察厘清脉络。

全书分三辑搭建清晰的批评框架，层层递进，富有层次。在地域书写的差异性与包容性中，解读文学创作中多元话语共生的中国经验；聚焦当代女性文学的多元形态，凸显本土化叙事的独特表达；探讨当代小说如何融汇传统养分与现代手法，实现叙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3.纷繁的文学叙事中，始终锚定 “中国故事” 的话语建构。

批评视角穿透文本表象，直抵当代文学叙事的发展逻辑与时代脉动，立足历史与理论的交汇点，在多元创作实践中提炼文学的本土经验与精神内核。以严谨的学术思辨审视当代文学生态，辨析叙事范式的演变与突破，为中国文学的价值表达与审美探索提供深刻阐释。

【内容简介】

本书以“中国故事”的话语建构为主线，围绕文学现场中“地方、性别、文体”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辑一“地方与中国经验”，将“地方”所包含的差异性，包容性等特征作为书写中国经验、解释文学创作中多种话语共时共生的一个视角；辑二“性别与女性叙事”，呈现当下女性文学的多元形态，凸显当代女性文学的本土化特点；辑三“文体与叙事探索”，讨论当代小说如何融汇文学传统的养分和现代写作手法，利用文体间可能拓展的空间，实现对叙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地方”和“性别”涉及内容，文体和叙事艺术则关乎形式，通过对“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考察，本书意在实现对文学现场的整体观照，勾勒文学叙事中“中国故事”的话语建构路径。

【作者简介】

郭冰茹，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发生》《中国当代小说与叙事传统》等著作。获“第四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第六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学术奖。

【目录】

1 当代文学与“中国故事”的话语建构（代前言）

辑一：地方与中国经验

3 “地方”与当代文学史的重写路径

20 “南方”“新南方”与当代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

35 方言写作的现代性问题

42 阿来散文的“在地性”书写—以《西高地行记》为个案

58 市井传奇中的南京经验—读《璩家花园》

73 乡土即是中国—读《家山》

89 器物、人情与地方性知识的生产—读《燕食记》

辑二：性别与女性叙事

107 问题与阐释：女性主义批评建设的可能

126 当代女性文学的本土化建设

130 今天，我们如何谈论性别

148 “旧女子”还是“新女性”：鲁迅面对的性别问题

155 社会主义“新人”与杜晚香的符号意义

173 身体、革命与女性的性别认同

190 个人经验与日常中国—读魏微

辑三：文体与叙事探索

209 “新文学”与“旧传统”—以现代小说与“章回体小说”的互动关系为线索

226 “叙事文学”：作为一种方法

242 面对读者：短篇小说的文体调和

255 新世纪文学的叙事转向

260 “英雄传奇”的改写与重构—关于《人生海海》

276 先锋派“回归古典”的创作实践—谈格非的“江南三部曲”

293 《民谣》的叙事探索与文体意义

311 冯骥才的“津味小说”与叙事传统

328 看客、演说家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读《我的岁月静好》

344 后记

【后记】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的关系时说 ：“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学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问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文学研究正是通过三者之间的相互包容共同推进的。如果换一个角度，把文学史比作文学叙事的“经”，贯穿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 ；把文学理论比作“纬”，关联起各种文学叙事，凝练概括出文学的范畴、原理和判断标准，那么，针对具体现象和文本的文学批评或许可以视为经线和纬线的交汇点。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借助理论工具来讨论文学现象，研究作家作品正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学批评的模样。

收在评论集中的文章是我近年来观察文学现场写下的批评文字，按照主题大致归入三个小辑。辑一涉及文学中的“地方”。说到“地方”，许多同行朋友一定会想到的近些年批评界对“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等现象的持续讨论。我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也觉得对“地方”这个相对性极强的概念进行界定和讨论是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但“地方性知识”“在地性”、“地方路径”这些从“地方”出发的理论视角的确为我提供了进入文学研究的新切口。辑二则是文学中的“性别”。大概是因为女性学者对性别问题有着天然的敏感，我一直觉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的女性写作实践之间有一定的错位，而且性别问题从来也不是单纯的两性关系，如何能够勾勒出中国女性文学的多元形态，凸显当代女性文学的本土化特点是女性批评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辑三关于文体和叙事技术。对于写作者而言，文体确认了基本的写作规范，但同时也有可能成为掣肘，当写作者进入创作空间，他必然会选择最适合表达的方式与形式。因而如何融汇文学传统的养分和现代写作的技术，如何充分利用文体的边界和文体间可能拓展的空间，创造出“有意味的形式”，成为作家和评论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当我们面对越来越多既现代又古典，似散文又似小说的文本时，大概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比如“叙事文学”进入这些文本。

这三个小辑看似不大相关，却有我自己的逻辑。文学现场虽然众声喧哗，但“地方”和“性别”在现代性的理论视域中却都是代表差异性的范畴，从本质上来说，它们关注的都是特殊性与普遍性、个性与共性、差异化与标准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关注了“写什么”之后，自然也会关注“怎么写”。文体作为承载这些主题的容器，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的新变自然也会触发研究者敏感的神经。论文《当代文学与“中国故事”的话语建构》单列于前，权当论文集的“前言”，三个小辑里的文字都是文学现场里的“中国问题”，意在从不同侧面考察文学叙事中“中国故事”的话语建构。

在编排这些文字时，我没有根据研究对象将评论集分为思潮、现象、文本三部分，而是按照主题，将对同一问题的宏观讨论与个案分析放在一起，让它们成为对该问题讨论的一体两面。我希望能因此连接起文学研究的“经”和“纬”，靠近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学批评。收入评论的几篇文章调整了发表时的篇名和一些表述，只是为了让文字风格更统一协调。

评论集中的文章曾经发表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扬子江文学评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上海文学》等杂志上，在此向这些杂志的编辑老师致谢。特别感谢译林出版社接纳这本书，让我有机会梳理对这些叙事问题的思考，并能让这些思考结集成册。

【内文选摘】

“地方”与当代文学史的重写路径

在当下多元共生的文化生产语境中，关于地方文学和地方写作的讨论让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成为一枝独秀，吸引了众多关注的目光。以广东为例，2016年广东省批评家协会推出了“粤派批评”的概念，随后“粤派批评丛书”的编辑和出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启动；2018年的《花城》笔会上，杨庆祥、陈培浩等年轻的批评家酝酿了“新南方写作”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当代作家评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南方文坛》《广州文艺》等期刊杂志的推动下，迅速膨胀，发酵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学事件；2023年多卷本《广东文学通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又产生了“湾区批评”的概念。这些正在进行着的文学生产，虽然从批评、创作和文学史写作三个不同的向度上展开，但共同指向的是文学中的“地方”，这意味着地方性问题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

“地方”首先关联的是物理空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年代，承载人类社会生活的空间是稳定而单一的。木心在《从前慢》中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固定的空间形塑了人们感知世界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但是，这种“从前慢”所建构起来的空间感在今天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交通的迅疾、通信的便捷以及各类媒介、各种文化产品的包围分割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当空间的重叠、拼贴、跳跃、空置成为生活日常，新的空间感受自然也会重塑人们的感官世界，而当下文学生产中对“地方性”的强调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由空间带动的认知转向。虽然各种包含“地方”的文学现象对“地方”的理解和认知大相径庭，但对地方写作不同展开方式的梳理，对由“地方”“地方性”所引发的相关问题的讨论却有助于我们将“地方”视为一种方法，来考察当代文学史的重写路径。

一

陈思和曾用“共名”和“无名”来指称当代文学史脉络中两种对立的文化形态。“共名”指向用一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涵盖整个时代，这种文化形态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而1990年代则进入了“无名”状态，因为“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已经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共名”状态的松动使围绕着主线或主潮进行的文学史叙述到了1990年代难以为继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进程中文学对“地方”的发现却往往被研究者忽略。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方”的重新发现也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伴随着“人”的重新发现逐渐展开的，这是因为“地方”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上的概念，也是一个表达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范畴。文化“共名”的时代，要求差异性服从标准化，特殊性服务于普遍性，而当“共名”受到质疑和挑战的时候，对差异性和特殊性的接受便成了可能。

从“新南方写作”和编辑出版《广东文学通史》这两个文学现象，我们不难看出文学中的“地方”包含了两种不同的意义指向。前者是关于地方的文学书写，地方既是写作的对象，同时也是写作的主体；后者是发生在某地的书写行为，地方是否成为写作对象并没有受到明确的限定。换言之，前者中的地方必须是叙述的有机组成，而后者中的地方只需要参与文学生产的某个环节即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文化“共名”的时代不是没有地方文学，而是缺少地方写作，而我们讨论的“地方”或“地方性”是以作为主体的地方为前提的。

如果我们梳理当代文学史，这一点会凸显得更为明确。在1950-1970年代的“红色经典”中，有不少文本都具有清晰可辨的地方特征，比如《暴风骤雨》中加有注释的东北方言；《林海雪原》中由奇山怪石、风雪林莽构成的战斗环境；《三家巷》中除夕卖懒、人日登高、七夕乞巧的广府风情，等等。这些鲜明的地方元素虽然增加了文本的文学性，却并非叙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文学创作的主题思想、表现方式以及作家立场都需要服务于具体的政治要求时，作家力图呈现的是“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或者说是超越风土人情之上的时代“共名”。换言之，在“红色经典”中，地方元素对故事的参与度并不高，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营造叙述氛围，成为调节叙事节奏的装饰；或是作为凸显民族化和大众化特质的标识。如果将它们抽离出文本，故事依然成立，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也不会发生多少改变。不过，被誉为在创建民族风格方面做出宝贵贡献的《红旗谱》略有不同，梁斌让代表冀中平原的地方元素有限度地参与了故事的讲述，比如用西河大鼓唱出朱老巩当年护钟保地的故事，用北方民间遛鸟习俗引发的“脯红鸟事件”来呈现阶级矛盾等。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参与叙述的地方性元素，才为我们在社会语境转变后重读《红旗谱》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

“共名”的时代特性即是要削弱或悬置特异性，更好地为普遍性、统一性和标准化服务，因而1950-1970年代文学中的“地方”很难作为写作主体出现。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政策导向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包括地方、性别、个人在内的诸多差异性范畴所携带的异质性信息成为打破思想牢笼和形式壁垒的革命性力量出现在文学创作中。汪曾祺的《受戒》便是最早赋予“地方”以主体性的文本之一，小说中江南小镇明丽柔和的田园风光夹杂着日常生活的烟火气迎面而来，为新时期伊始的当代文学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同时探索属于中国的现代小说之路提供了方法和途径。冯骥才作为参与现代派问题讨论的“四只小风筝”之一，迫切想要改变长久以来“问题小说”的写作模式，创造出一种既不是单纯依靠学习和模仿，也不是在艺术感觉上与西方现代主义对标，而是能表达自身对现实人生和历史境遇的感知与思考的本土意义上的“现代小说”。他将“写人生”与形式实验结合起来，在《神鞭》中创造出一种包容性极强的形式，把自己熟稔的天津风物、俗规、掌故、俚语、吃穿、民艺等等，与现实中的感受和思辨融于一体装入其中，造就了风格独特的“津味小说”。从汪曾祺和冯骥才的创作实践不难看出，地方、民间和日常生活这三个关键词，是新时期初期当代小说尝试回归文学本体，建立文学主体性的基本方法，而“地方”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有了这一方水土，才有那一方人。

1980年代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国家政策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如何重新进入世界经济秩序，跟上“现代”的步伐成为思想界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文学创作而言，1980年代中期的寻“根”之旅以及对“纯文学”的呼吁便是以文学的方式回应西方现代性的一种尝试。此时的“地方”成为承载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学之“根”和重返文学自身的“身”，它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韩少功的楚地、李杭育的葛川江；是池莉的汉正街、王朔的北京大院、苏童的枫杨树街、叶兆言的秦淮河……。在这些文本中，“地方”充分融入了叙述，不仅是情节推进的物理空间，更是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构成要素，如果将故事抽离出这些具体的“地方”，人物和人物关系也将难以成立，比如丙崽或顽主。如果说“红色经典”中的人物性格体现出的是抽象的阶级本质，那么在寻根文学和“纯文学”的实践中，人物折射出的更多是“一方水土”中的地方性。可以说，在新时期小说史的脉络中，“地方”是在文学内在的发展要求中被发现，在与世界的对话中进一步确认其主体性的。

相对于1950-1970年代，1980年代文学生产的语境开始由政治主导逐渐转向政治要求与艺术要求的共同作用，此时虽然经济体制改革下的文学市场在慢慢成型，但市场对文化产品的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通俗文学、影视剧和流行音乐等大众消费层面，文学的雅俗界限依然明晰，市场对严肃文学的影响有限。由于“地方”内含传统、民族、文化、风土、世情等诸多元素，也就为文学审美向度的多层面拓展提供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主体性的确认同时也昭示着文学主体性的确认。19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市场的进一步成熟，读者需求的分层对文化消费提出了更高更细的要求，市场对文学生产的影响逐渐增强，雅俗的壁垒也被打破。从宏观上讲，政治要求对主旋律的倡导从未中断，并加大了相应的制度支持；市场规律的运作要求文学创作重视读者需求，面对消费拓展叙述空间，身处其中的文学生产显然需要一方面不断调整艺术个性与主旋律要求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必须在审美追求与消费主义之间做好平衡。国家意识形态、消费市场、艺术审美共同构成了1990年代以来多元化社会语境的三个基本要素，而文学生产的理想状态是在保有创作个性和审美水准的同时兼顾市场，并能通过文学制度来确认写作价值。

在这一基本语境和写作趋势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文学现象的地方写作满足了政治、市场和审美的共同要求。其中包括文学史视域中的地方文学或地方流派、“新南方写作”等“新”+具体地理空间的文学写作，以及“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中突出“地方”或地方性的创作实践。在政治要求方面，地方写作可以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旋律作品，获得政府的制度支持。这是因为对地方民俗和风土人情的描摹，对地方史志的加工利用都能够有效接通传统文化，并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载体，配合国家的文艺政策对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重视，令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依托具体的地理空间获得审美的表达。而且，当写作者的目光投向当下时，那些关于地方发展，尤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的书写，也很容易被整合进由中国作协推动的类似“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文化工程中，充分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在市场期许方面，地方写作在成熟的市场运营中能够成为有效的“地方名片”，发挥出巨大的引流作用，带动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让作者、出版社及地方政府都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比如从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我的阿勒泰》到同名短剧的改编，再到新疆旅游业的持续升温。在艺术审美方面，对风景、风物、风俗、世态人情、地方性知识的“深描”……能够充分释放文学的审美追求。可以说，正是因为在平衡政治、市场和审美三方面的要求时达到了共赢，关于“地方”的文学书写成为新世纪以来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