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畹继承了他所景仰的司马迁“践行”的学术传统——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他把实地的田野考察和书房里的潜心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做研究的过 程中，同时到实地进行调查。与同时代的中国金石学家的“访碑录式”的专注 于文本收集的方式不同，沙畹的实地调查依托于现代学术的考古学方法，不仅 对碑刻本身做详细的测量和记录，同时对碑刻或古物所在的祠堂、墓地、周边 环境等做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再加上西方的照相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沙畹的 《华北考古记》终成为划时代的学术丰碑，他本人也由此成为汉学研究的一 代大师。
沙畹的成就是欧洲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代产物。20世纪初，欧洲的考 古学者们开始实地涉足并挺进陌生的地域进行考察与研究。沙畹以其学识和眼 光，选择了华北作为考察重点;斯坦因(A. Stein)则选择以和田为中心的丝路南 道，格伦威德尔(A. Grünwedel)选择吐鲁番为中心的丝路北道，伯希和(P. Pelliot) 直奔敦煌，尽管他只看到一件敦煌藏经洞写经，不过，他们终都通过实地 的考古调查和随后整理而成的著作，成为各自领域内的学术高峰。沙畹选择 中国学术核心的华北、泰山、云冈、龙门，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虽然 与竞争更加激烈的新疆宝藏相比，他的考察似乎没有那么惹眼，但其学术意 义丝毫不减。而且不应忽视的是，在如此繁忙与竞争的时期，沙畹在1903年应 俄国皇家科学院之请，翻译出版了《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亚史的参考书;1910至1911年，他又应 友人烈维(S. Lévi)的请求，翻译《选自汉文〈大藏经〉的五百寓言故事》(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 : extraits du Tripitaka chinois)，分三卷出版;1911至1913年，他又与 伯希和合撰长文《中国发现的一部摩尼教经典》(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10, 1911, pp. 499-617; 11, 1913, pp. 99-199, 261-395)，此书成为摩尼教研究的奠基之作;1913年，沙畹又应斯坦因请求，考释出版了《斯坦因在新疆沙碛中 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Oxford)，这部著作堪称整理汉晋木简和西域出土文书典范。沙畹之伟大，正在 于此。 我曾给中华书局出版的《沙畹汉学论著选译》写了一篇代序的文章，题为 “沙畹著作的接受与期待”，在文中我对比冯承钧翻译的《西突厥史料》等边 疆史地、求法僧行记等论著，指出支撑沙畹学术殿堂的几块巨大的基石还没有 人翻译。可喜的是，中国画报出版社敦请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袁俊生先生，将 此书全文译出，并利用现代排版技术将图片随文放置，便于学者使用。相信沙 畹这部著作的中文译本的出版，对于两汉石刻、墓葬研究，以及云冈、龙门石 窟原貌的追寻，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其学术意义早有相关研究者从不同方面 给予定位，在此我就不赘述了。
沙畹是我所敬佩的学者，为他著作的中文译本做序，我倍感荣幸。今承安 平秋先生授意，中国画报出版社副总编齐丽华女史约请，不敢有违，因述沙畹 此书之学术源流与学术价值，聊做序言。
荣新江 2020年2月杪
西方现代考古技术在中国遗址上实地考察后形成的考古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