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白色巨塔，医生一职要与社会各领域接驳，将面对无数道德困境，也要承担错误的后果。医术并非能，更不能决定医患关系的对错得失。
作者阿图·葛文德是哈佛医学院外科副教授，于2010年跻身《时代周刊》评选的“100位影响世界的人物”，他是美国政府的健康政策顾问，全盘托出医疗体系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真相。
湛庐文化出品。

日益攀升的医患纠纷、说不清的诊疗性骚扰、棘手的医疗事故、高额的医疗费、不平等的收入……当新手医生阿图成为独当一面的葛文德医生，当医术已经远远无法解决问题，他与他的医者同伴如何面对？接下来还有哪些挑战等待着他？真实的“医者仁心”故事正在上演。
与专注于现象的《医生的修炼》相比，这本《医生的精进》对医疗体系内的诸多问题及其可能性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精湛医术只是进入医学界的一小步，走进这一行，便要迎接外人所不知的考验。
适合医疗界人士、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大众阅读。

总序 了不起的葛文德
楔子 从专业到出众
1部分勤奋
1.洗手这回事
赛麦尔维斯任职的医院每年约有3000名产妇分娩，死亡率超过了20%，这是相当惊人的。相形之下，在家分娩的产妇的死亡率竟然只有1%。赛麦尔维斯判断，医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他们用手四处传播细菌。
2.“扫荡”行动
我们在乌帕尔哈拉村找到了得了小儿麻痹的小女孩。她才一岁半，有一张忧郁的脸庞，头发剪得短短的，戴着小小的金耳环。她在的怀里动来动去，软弱无力的双腿垂悬在裙子底下。她的妈妈就站在我们面前，面无表情。
3.战地医生
美军的外科医生分析了外伤日志后，发现士兵失明的比例出奇地高。原来士兵们觉得军方配发的护目镜很丑，“看起来就像老农民戴的”。后来，军方顺从民意，改用看起来又酷又帅的威利牌防爆护目镜。士兵眼睛受伤的比例立刻有了明显下降。
第2部分正直
4.医疗中的性骚扰
诊断胆结石时，如果病人穿着衬衫，只要下摆拉起来、露出肚子让我检查就还好办；万一遇到穿紧身裤或连衣裙的，就得把裙子拉到脖子下方，紧身裤脱到膝盖以下，这会让我们两个都很尴尬，恨不得钻进地洞里。
5.医疗官司
因医疗纠纷导致官司缠身是医生的梦魇，碰上这种事，医师往往激愤填膺，大叹倒霉，然而这种事还是屡见不鲜。在像外科和产科这种高风险的科室里，每个医生平均每6年会碰上一次。
6.薪酬的奥秘
一个星期，他只排一天门诊，从上午9点半看到下午3点半，平均每周做6台手术，专精内窥镜手术。我问他，这样可以赚多少?“净赚吗?”他说：“以去年来说，大概赚了120万美元。”
7.死刑室里的医生
1992年，连续谋杀3人的犯哈丁被送进毒气室，此次死刑足足耗时11分钟，哈丁才死亡。现场的恐怖无以名状，在场的记者因为惊吓过度而嚎啕大哭，首席检察官当场呕吐，监狱长坚持说，如果不改用其他方式行刑，他就辞职。
8.一个都不要放弃
不管早产的新生儿如何弱小不堪，看来毫无希望，还是需要给他们静脉注射，用上人工呼吸器。大多数早产儿尽管在出生之时只有1~1.5公斤左右，但绝大多数不但可以存活下来，而且能正常健康地发育，靠的就是医生愿意为他们而战。
第3部分创新
9.产房里的故事
阿普伽的手提包里总放着一把手术刀和一条管子，万一在路上碰到有人倒下，需要做紧急气管切开术，就可派上用场。她还真在路上帮过十来个这样的病人。她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争分夺秒，做自己该做的事。”
10.钟形曲线
我在一家医院的外科服务，每一个同事都认为我们的外科是全美好的，可是我们有证据证明我们治疗病人的成绩确实是全美一高分吗?没有。职业棒球队有胜负纪录，企业每嫉妒都有收益报表，医生的成绩单呢?
11.印度之行
我在去印度之前，心想自己是美国训练出来的医生，或许可以传授一招半式给当地的医生。后来我才发现，一般印度外科医生本领高强，要比我知道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外科医生都厉害。
后记 走向优秀
译者后记

[美]阿图·葛文德，阿图·葛文德
美国政府健康政策顾问，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受到金融大鳄查理·芒格大力褒奖的医学工作者。《时代周刊》2010年全球“100位影响世界的人物”榜单中仅有的医生，2014年《展望》杂志年度“全球十大思想家”。
哈佛公共健康学院，哈佛医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项目负责人，《纽约客》等杂志的医学专栏作家。
美国麦克阿瑟奖获得者，2003年美国短篇小说奖得主，2002及2009年美国科学短篇奖得主，2009年荣获哈斯丁斯大奖，2004年被《新闻周刊》评为“20位影响世界的南亚人物”之一。

美国政府健康政策顾问
阿图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医生世家。作为印度新移民的后代，阿图成长在西方文化和教育环境下，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医学院。在牛津大学攻读PPE专业（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的经历，对他在医学人文思想和社会支持方面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在哈佛医学院就读期间，恰逢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他成为卫生保健部门中的一员。克林顿就职美国总统之后，他成为克林顿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的顾问，指导由3个委员会组成的75人医疗小组，那年他只有27岁。

影响世界的医生
完成学业后，阿图成为了外科医生，但是他不只将自己的工作局限在手术台前。面对医疗行业中的一些顽疾，他自参与并指导了全球手术清单的研发和实施，呼吁医护人员使用简单、却被证明很有效的清单来改变工作方式。这个项目大大降低了手术中因感染造成的死亡率。在全球
8个城市（其中既有印度德里，也有加拿大多伦多）执行、推广了这份清单后，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47 ——比任何一种药物都管用。
阿图主动普及医学知识，对医疗体制进行思考与变革，他创造性的工作让他在2006年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2009年荣获哈斯丁斯大奖，2004年被《新闻周刊》评为“20位影响世界的南亚人物”之一，2010年入选《时代周刊》“100位影响世界的人物”，是此份名单上仅有的医生。

奥巴马医改的关键之笔
阿图医生从1998年开始为《纽约客》撰写大量医疗观察类文章，见解深刻。2009年6月，阿图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成本的难题》（The Cost Conundrum）探讨医疗费用问题。文中指出，美国的医疗服务及成本存在巨大的区域差距，而卫生保健支出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是医生通过过度医疗提高收入。这篇文章成了医改的催化剂。奥巴马荐政府官员务阅读这篇文章，文中的一些观点已经成为国会立法者们经常引用的论据。

来自金融大鳄的支票
阿图在《纽约客》上的文章不仅触动了奥巴马，同时也得到了金融大鳄查理·芒格的赞赏。看完这篇文章后，他立即给阿图寄上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巴菲特在知名财经频道CNBC Squawk Box节目上回忆起这件事：“……那是一篇伟大的文章，我的搭档查理·芒格坐下来，立即写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他从来没有见过阿图，他们也从未有过任何信件往来，他只是将支票寄给了《纽约客》。他说：‘这篇文章对社会非常有用，我要把这份礼物送给葛文德医生。’”而阿图确实也收到了这张支票，但他没有存入个人账户，而是捐给了其所在的布莱根妇女医院的外科和公共卫生部。

医生中的作家
除了医术精湛、主动参与公共事务，阿图在写作方面的成就更是耀眼，他的专栏文章在美国公众中反响巨大，同时也斩获了众多文学奖项。他先后获得2003年美国短篇小说奖、2002及2009年美国科学短篇奖、2011年美国科学和自然写作奖等多个写作大奖。他出版过的4本书，其中3本都是《纽约时报》畅销书，入选亚马逊年度十大好书。《好的告别》更是荣获2014年众多媒体大奖。
在美国，很多医学院里那些有志于当作家的医学生会被称为“阿图·葛文德”。

令人难忘的精湛之作！葛文德的故事虽然发生在白色巨塔之内，但读过之后，你会对巨塔外的世界有更深的领悟。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引爆点》作者
这本书每一页都令人惊奇。作者坦然面对禁忌题材，深思内省，字里行间显现他的成熟、洞察力、悲天悯人和谦卑之心。他能写出一般人看不到的，也能说出一般人不敢说的。许多篇章读来像是惊心动魄的医学推理小说。
《纽约书评》
如果我为人看病的功力有葛文德写作才能的1/10，就会认真考虑开家诊所。
史蒂芬·都伯纳
《魔鬼经济学》作者
《医生的精进》发人深省，揭示出医学界人士每天面对着怎样充满挑战的选择。
苏珊·雷诺兹
《洛杉矶时报》
叙述诚实而富有人性，描述了行医生涯中关于恐惧、惭愧、尴尬甚至还有幽默的瞬间，丰富的细节引人入胜。
《经济学人》
在当今尚有作品问世的作家中，我想不出还有谁能像葛文德这样充分利用医学实践与探索来使人们免受痛苦与死亡之害。《医生的精进》为医学写作添砖加瓦，每个外行人都该读上一读；葛文德医生也在以医学中的事实为范例，帮助任何希望在任何领域做得更好的人。
迈克尔·刘易斯
《盲点》作者
不管怎么看，葛文德都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作者。他的叙述中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和希望。如果我们要给社会看诊，那么他就是我能想到的值得信赖的帮手。
盖尔·考德威尔
《波士顿环球报》前评论员

08 一个都不要放弃
不管早产的新生儿如何弱小不堪，看来毫无希望，还是需要给他们静脉注射，用上人工呼吸器。大多数早产儿尽管在出生之时只有1～1.5 千克，但绝大多数不但可以存活下来，而且能正常健康地发育，靠的就是医生愿意为他们而战。
我曾经认为，医生生涯中大的难关是学习技能。刚开始你信心满满，以为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结果随之而来的失败马上会把你击倒。不过慢慢地，我发现其实学习并不是困难的部分，就连高强度的工作也算不上是可怕的，尽管有时候疲倦会把你逼近崩溃的边缘。其实，医生难的地方在于了解自己的能力极限在哪里，哪些东西是自己无力控制的。
当一次手术变成长期的治疗
托马斯是我的一名患者，有一年秋天，他来我的门诊看病。他患的是库欣综合征。这是一种跟激素有关的疾病，患者的肾上腺扩张，开始分泌大量的皮质醇。患了这种病，就像是不断通过静脉注射过量的类固醇一样，而这种类固醇非但不能强健肌肉，反而会令肌肉无力。
托马斯 72 岁了，之前他一直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曾在纽约一所中学任教，退休后和妻子一起在鳕鱼岬享受生活。他有高血压，右侧髋关节有时会犯关节炎，需要服药控制血压和关节炎。除此之外，他的身体算是相当健康的了。然而，去年冬天他拍摄 X 线片时发现有问题，于是又去做 CT 扫描，结果显示他的左肾长了一个六七厘米大小的肿瘤，是癌症。CT 图像上，他的肾上腺略微有些膨胀，不过程度较轻，而且在当时，相比之下，癌症是更亟待决的问题。于是托马斯做了一次切除肾脏的手术，手术后，癌细胞看起来被及时控制住了，很快他就出院了。
可是过了几个月，托马斯的面部、腿部和双臂开始明显肿大，整个人看上去圆滚滚的，甚至有些膨胀。只要稍稍碰触，他身上就会出现淤伤。此外，他还莫名其妙地染上了肺炎——这种真菌性肺炎通常只会出现在化疗者或艾滋病患者身上，反复发作，不见好转。医生们对他的情况都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给他做了各种检查，终发现他的皮质醇水平高得惊人，确诊他得的是库欣综合征。CT 扫描再次显示，他的肾上腺已经扩张到常人的 4 倍，正在疯狂地分泌皮质醇。医生们又进一步检查，想要找出致使肾上腺膨胀的原因（比如说，脑垂体障碍是常见的原因之一），可是一无所获。
他变得越来越虚弱，非常容易疲劳，挪动一下都要费好大力气。那年夏天，他开始爬不上楼梯 ；到了 9 月，他连坐着站起身来都得挣扎半天。他的内分泌科医生尝试用药物来平衡激素，但是没有效果。到了 11 月，他已经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行动全靠轮椅。尽管一直在做抗菌治疗，但他的肺炎还是不断复发。激素从他的肾上腺不受控制地涌出来，正在一步步摧毁他的肌肉和免疫系统。
感恩节前夕，他被送到我这里会诊。在亮着白色荧光灯的陌生检查室里，他的妻子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惊慌表情，而他本人却表现得相当镇静，即使坐在轮椅上，他也显得颇有威严。他一米八几的个头，有加勒比黑人血统，说起话来清晰干脆，十足一副老师的派头。
我也直接切入正题。我告诉他，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把两个肾上腺都切掉。我解释说，腺体在肾脏的上部，就像两个黄色肉质三角形小帽子，右侧的腺体隐藏在肝脏下方，而左侧的在胃部后侧。把两个腺体都切除是很端的办法，虽然可以解决原本激素分泌过多的问题，但切除后会矫枉过正，造成分泌激素过少，从而导致低血压、抑郁，疲劳感也会更严重，而且一旦遭遇感染或外伤，自身无法产生应激性反应，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服用激素药物能够减轻上述影响，但也无法完全解决问题。而且这是个大手术，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并发症，失血过多、器官衰退等都有可能出现，尤其是考虑到他目前的健康状况这么差，之前又经历过切除恶性肿瘤的手术，风险肯定更大。不过，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的身体绝对会逐渐衰弱下去，多只能活几个月。
托马斯不想死，但他也坦承自己更害怕手术，害怕手术给他带来的伤害。他不想承受痛苦的折磨，不想离开家。我告诉他须战胜恐惧心理。我问他，他的愿望是什么？他说他想过上正常的生活，希望能和妻子相依相伴，再度漫步在家附近的海滩上。我说，为了实现这些愿望，他应该做手术。毫无疑问，手术具有很高的风险，恢复也会很困难，而且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但那是他一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他所希望的生活将会成为可能。他同意做手术了。
从技术上说，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肾上腺切除之后，他的皮质醇水平急剧下降，而且可以通过药物将其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死神已经远去。不过，直到现在我写下这些内容的时候，手术已经过去了 7 个月，他还是没能回家。他昏迷了 3 个星期，肺炎反复发作，我们不得不给他实施气管切开术，并插入一根进食管 ；后来，他的腹腔被感染，须插入多个排泄管 ；医院里传播的两种不同细菌又使他患上了脓血症。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度过了整整 4 个月，本来肌肉就很衰弱无力，如今身体这么虚弱，行动更加困难了。
目前，托马斯处于长期治疗中。近一次，他躺在担架上，被送到我办公室。复健医生告诉我，他的力气正在一步步恢复。可是在我的办公室里，他连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都很费劲。我捂住了他的气管切口，这样他才能说话。他问我，他什么时候能再站起来，什么时候能回家。我告诉他，我也说不好。他开始哭泣。
今天，我们能够运用现代医学的先进科学和技术，虽然学习运用这些技能已经很让人头痛了，但其实理解它们的局限性才是困难的部分。
不放弃一个病人、一个希望
一天，我妻子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堂兄为了他 12 岁的女儿卡莉打电话给我。一年多以前，卡莉开始时不时地感觉透不过气来。胸部 X 线片显示她的胸腔里有一个团块，那是个淋巴瘤，和彼得 · 富兰克林在医学院上学期间所患的肿瘤相似。按照卡莉当时的病情阶段，治愈的可能性超过 80%。她做了 6 个月的化疗，头发掉光了，嘴上长满水泡，身体也变得很虚弱，时常恶心作呕，但癌细胞总算消失不见了。
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月，肿瘤再次出现，大小与之前的一样。关于淋巴瘤在化疗后再次出现的情况，书本上也没有给出具体的信息，只是说 ：“预后（根据经验预测的疾病发展情况）很差。”不过，卡莉的肿瘤科医生还是拿出了几套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卡莉和她的家人决定尝试一种新的化疗方案。可是刚做完一个疗程，她的白细胞总数就急剧减少，住在医院里好几周才恢复过来。医生跟她和家人一起商量了接下来的治疗措施。他们共同决定还是尽力推进治疗，于是换了另一种化疗方式。结果，白细胞总数再次急剧下降，而肿瘤却一点儿也没缩小。
与我通电话的是卡莉的父亲罗宾，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已经尝试过3 种化疗方法，可癌细胞还在生长。为了抽出肿瘤造成的胸腔积液，医生在卡莉的胸腔里插入 1 厘米粗的软管，她又忍不住呕吐了，连进食都很困难。她浑身无力，一天天消瘦下来。放置胸管、肿瘤、扎针和换绷带，卡莉几乎每小时都要经历一次疼痛。还有一些可供选择的治疗办法——其他的化疗方式、实验性治疗，甚至还可以进行骨髓干细胞移植，但是罗宾想知道，自己的女儿究竟还有多少机会。他们应该再让她接受更多的治疗（同时也意味着更多折磨），还是把她带回家等死？
医生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许多人认为两者之间的界线简单明了，就好像病床上画着一条笔直的分界线一样。批评家们总是对我们表示不满，说医生们把国民医疗费用的 1/4 都花在挽救只剩下 6 个月生命的病人身上，这是不合理的。也许，我们确实可以把这部分徒劳无益的花费节省下来——只要我们知道病人什么时候只剩下后 6 个月的生命。
既然病人不一定会死，我们医生当然会奋战到底。通过一位朋友，我结识了小沃森 · 鲍威斯，他是全国有名的产科教授，现在已经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荣誉退休。在交谈的时候，我问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我以为他会提到实验室里的新发现或产科方面的新技术——他做过关于给胎儿传输氧气方法的基础性研究，而且是美国批发现给胎儿输血的方法的人之一，但他告诉我，让他感骄傲的是 1975 年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进行的一次实验，那时他还只是个年轻的产科医生。当时的医学界普遍认为，早产两个月及两个月以上的婴儿几乎没有存活机会。因此，医生不会为他们采取什么救治措施。然而，他决定治疗这些婴儿，不管他们浑身多么青紫，体质多么虚弱，个头多么瘦小。他找了几位医生，组成一个小组。他们并没有采用什么新技术，而是完全按照对待普通足月婴儿一样的处理方式。如果遇到难产，就做剖宫产手术。而在此之前，医生不会为了挽救一个没有生存希望的婴儿而给母亲做手术。不管婴儿看上去多么软弱无力、奄奄一息，都要进行静脉输液，给他们戴呼吸机。医生们发现，这些早产婴儿出生时虽然只有一两千克重，但绝大部分都可以存活下来，正常、健康地成长——只要医生们为他们奋战到底。
就算不确定病人能不能完全康复，我们也希望医生能够奋战到底。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中，军队外科医生一直在学习如何救治受伤的士兵，有的人身体遭受 0% 的烧伤，有的人头部受到严重、永久性的伤害，有的人腹部受伤并且四肢中的三肢都被炸飞，这些人都得到了治疗。在之前的战争中，这样的伤员是不可能存活下来的。虽然失去双臂、仅凭一条腿是不可能再过上正常生活的，但我们还是希望医生不要放弃。尽管伤员们的伤势空前严重，我们仍旧希望医生们以幸存者的康复为奋斗目标，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争取，并找到解决办法。
即便是普通的病情，我们也希望医生能够奋战到底。我 10 岁的女儿哈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患有严重的银屑病。这种病不会危及生命，但她全身因此留下了粗糙的红色疥疮和鳞片状的斑块，膝盖上、背上、头皮上和脸上都有。皮肤科医生给她使用了强效的类固醇软膏和药物，病情稍微被控制住了一些，但还是有一些不听话的斑块不时地冒出来。医生说，他已经尽了全力，能用的办法都用了。现在我们只能尝试控制病情，希望哈蒂长大后能够靠自身的免疫系统摆脱这种疾病。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她的病都无可奈何，但她讨厌这样，她尤其憎恨脸上出现的皮疹，于是不断地央求妈妈，让她对我说 ：“求求你，带她去看另一个医生吧。”我终答应了。第二个皮肤科医生说她有个办法可以试试，她给哈蒂服用了一种普通的抗生素：阿莫西林。她说，这个药对成人没用，但有时候对孩子特别有效。两个星期后，斑块都消失了。
这样看起来，医生简单、明智的行事法则应该就是 ：不轻言放弃，找出更多可以采取的措施。这个法则也很合我的心意。它为我们提供了多的机会，能让我们避免糟糕的错误 ：放弃那些本来可以得到救治的病人。
永不言弃还是适可而止
我有一个朋友，他上了年纪的祖母因为背痛服用布洛芬，结果导致胃出血而休克。医院给她进行了多次输血才弥补了巨大的失血量。一袋袋血浆被放在压力袋中，以快的速度泵入她脆弱的血管里。医生为她实施了紧急的内窥镜检查和血管造影，经过很多个小时的不断努力，终于找到出血的动脉，并帮她止住了血。但止血后她的情况一直不太好，戴着呼吸机在重症监护室里度过了几个星期，始终不省人事，肺部和心脏也停止了工作，后医生只得为她做气管切开术，插入进食管和导尿管，一只手臂上插入动脉输液管，颈部插入中央静脉输液管。一个多月过去了，情况不见一点儿好转。继续那样残酷的治疗，她的家人都感到于心不忍，就算老人能活下来，今后的生存质量恐怕也很难保证。后，全家人找到医生，说他们已经决定，是时候撤除维持老人生命的一切措施了。
但医生们拒绝这样做。他们说，让他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吧。“他们满怀关切，渴望得到我们的同意，同时态度又相当坚决，”我的朋友这么说，“他们不想听人喊停。”所以，家人们同意按照医生们的想法继续治疗。过了 10天左右，我朋友的祖母开始戏剧性地好转了。很快，医疗组就拔除了她身上的各种插管，气管切开的位置也愈合了，她度过了危险期。又经过几个星期的恢复，她总算苏醒过来，之后又享受了几年的快乐生活。我的朋友说：“她告诉过我很多次，能够活着是件多么开心的事。”
这么说，也许我们就应该永不停止，一直努力下去？面对不确定的状况，怎么做才更加有益？我们不久就会发现，奋战到底的法则既不可行，也不人道。每一个医生，不管是外科医生、精神科医生还是皮肤科医生，都会遇到自己无法治疗甚至无法做出诊断的病人，无论多么努力也无济于事。我本人就有几个病人，他们诉说自己的腹部有这样或那样持续而剧烈的疼痛。我竭尽所能，尝试了一切办法想找出疼痛的原因。CT 扫描、核磁共振都做过了，还把他们送到肠胃病专家那里，用内窥镜检查他们的结肠和胃部。我排除了胰腺炎、胃炎、溃疡、乳糖不耐受以及较少为人所知的乳糜泻的可能性，但仍然找不到病因，他们的腹痛始终存在。“就算帮忙，把我的胆囊摘除吧。”一个病人这样恳求我，甚至连她的内科医生也这么对我说。那个病人疼痛的位置就在胆囊，可有检查都表明她的胆囊没有任何异常。胆囊是疼痛来源的可能性小，可你会只是为了碰碰运气而切除她的胆囊吗？有些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你解决不了自己面临的问题，一味执着下去，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有些时候，你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有一天，我正走在走廊里，重症监护室的一名护士珍妮满面怒气地拦住我。她说 ：“你们这些医生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从来不知道适可而止吗？”那天，她一直在照料一个肺癌病人。他的一侧肺部已经被摘除，5 个月以来，他只有 3 个星期的时间是在重症监护室以外的病房里度过的。刚做完手术，他的另一侧肺部就出现了肺炎，不做气管切开、不戴呼吸机就根本无法呼吸 ；他还要大剂量地注射镇静剂，否则血氧水平就会下降 ；外科医生动手术帮他放置了一根胃管，他只能通过它来吸收营养；他的肾脏因败血症而衰竭，治疗小组不断地给他做透析。事实早已显而易见，这个病人是不可能活着出院了。但是不管医生也好，病人的妻子也好，好像都很愿意与现实对抗，因为他们认为病人得的不是绝症（他的癌细胞已经通过手术被成功地清除了），而且他还只有 50 来岁。所以，尽管他躺在病床上，一点儿好转的希望也看不到，医生们却不断想方设法地让他留着一口气。当然，珍妮见到的像这样的病人还不止这一个。
我们交谈的时候，珍妮也提起，她觉得有些医生的确是过早地放弃努力了。然后我问她，优秀的医生应该怎么做？她思考了片刻，然后回答说 ：“优秀的医生会清楚一个关键性问题——医生不是治疗的主体，一切应该以病人的需要为重。”她说，优秀的医生也不一定总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有时候他们也会执着过头或者不够执着。但至少他们会经常停下来自省，会重新思考自己选择的道路。他们愿意从同事那里寻求不同角度的意见，绝不会刚愎自用。
这番见解十分睿智，但是不像表面看来那么容易理解和把握。当病人来找你，希望你能运用专业所长提供帮助，但你却失败了，接下来你还能怎么做？只有靠你的性格来决定了——有时候你摆脱不了的只不过是自尊心而已。也许你会否认自己的治疗方案失败，否认自己其实已经无计可施 ；也许你会火冒三丈，可能还会把责任推到病人身上——“她没遵照我的医嘱！”，甚至害怕再次看到那个病人。这些反应我都有过，但从来都于事无补。
总之，我们能控制什么，不能控制什么，没有哪个指南能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信息。面临无法确定的情况，我们常常过于执着，不愿意放弃。但你须随时保持警惕，分辨哪些情况只是你的自负和一意孤行在作祟，在哪些情况下继续执着只会造成伤害。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工作的确是要“奋战到底”，但奋战不意味着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我们并非总是清楚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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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莉的医生也说不清楚，一旦前面几轮化疗失败，她康复的希望就会变得十分渺茫。谁知道一种试验性药品或是另一种化疗能起什么作用？成功的希望还是存在的，但医生也向卡莉和她的父母声明，他们希望停止治疗也没关系。
她的父亲罗宾陷入了度的痛苦之中，想要知道应该怎么做。我在跟他交谈的时候发觉，自己除了重复医生们给出的选择之外别无他法。他当然希望女儿能够活下来，但也不想让她遭受不要的折磨。如果接下去的治疗方案能救活 100 名患病儿童中的 2 名，而其余 98 名儿童终都会痛苦地死去，对卡莉来说，这个方法还值得尝试吗？我也不知道。卡莉和父母须自己去厘清这些头绪。
我们谈话后不久，卡莉的母亲雪莉给亲友们发来了一封邮件，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们须从精神上根除笼罩我们的、令人对未来失去信心的一切担忧和恐惧。”两天后，2006 年 4 月 7 日，卡莉被父母接回了家。4 月17 日，雪莉又发来一封邮件 ：“复活节次日凌晨 1 点刚过，卡莉在家中平静地离开人世。我们都还好。我们的家里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平和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