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  名：中国印刷史研究续集

作  者：辛德勇

ISBN：9787108081629

定  价：79元

页 数：368

广告语： 体现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编辑推荐：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中国印刷史研究的成果结集，聚焦中国古代出版印刷史的核心问题与重要发现，从唐代旋风装、早期雕版印刷文献考辨，到司空图募刻佛经所见证的唐代佛典印制盛况，再到温州白象塔“回旋式”印本的印刷方式辨析，层层揭开早期印刷技术的迷雾。北宋昭庆寺刻本的价值阐释、台北故宫藏本的版本考证、罗振玉旧藏铜活字字钉的观览实录，兼具实物实证与学术洞见。更涵盖山西出版印刷的地域贡献、清代仿刻覆刻宋元古本的学术渊源，串联唐至清的印刷演进轨迹，以扎实的考据与独到见解，为读者呈现一部立体鲜活的古代印刷史图景，是版本学与出版史研究的重要参考。

内容简介：

书中的文章多是作者结合近年经眼的版刻文献以及活字字钉等，针对中国古代图书的装订形式、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活字印刷的使用等重大问题，回应既有的学术观点，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有继承，有创新，可成一家之言。尤其是《罗振玉旧藏铜活字字钉观览记》一文，较为系统涉及了中国活字印刷的诸多方面，利于理解和澄清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使用时间、使用范围、印刷质量等问题。本书与同作者的《中国印刷史研究》可配合阅读。

作者简介： 

辛德勇，男，195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旁涉中国古代政治史、地理学史、地图学史、水利史、出版印刷史、天文学史等学科领域。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旧史舆地文录》《石室賸言》《旧史舆地文编》《制造汉武帝》《祭獭食蹠》《海昏侯刘贺》《中国印刷史研究》《史记新本校勘》《发现燕然山铭》《海昏侯新论》《生死秦始皇》《辛德勇读书随笔集》《通鉴版本谈》《正史版本谈》《〈史记〉新发现》《简明黄河史》《天历探原》等。

目录：

自　序

重论旋风装

最早见于传世文献的雕版印刷史事

司空图的《为惠礭化募雕刻律疏》与唐代后期佛教典籍的印制规模

我对浙江温州白象塔发现所谓“回旋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印刷方式的看法

北宋刻本《钱唐西湖昭庆寺结净社集》的发现及其在版刻史研究中的价值

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版本问题

罗振玉旧藏铜活字字钉观览记

山西与中国古代的出版印刷

清代学术与仿刻覆刻宋元古本风气的关系

精彩摘读：

    最早见于传世文献的雕版印刷史事

我研究中国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认为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和存世实物，雕版印刷术产生的时代，最早不得早于唐开元年间。盖印刷术赖以产生的直接因缘，是佛教密宗在中国的全面兴盛和广大信徒对它的虔诚信仰，而在开元年间以前，社会上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也可以说是佛教信仰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具体的论证，已经写入《中国印刷史研究》一书。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印刷术产生以后，佛教印刷品也在其早期应用和传播领域中占有重要份额和地位。除了最早出现的大量陀罗尼经咒以外，像著名的咸通九年（868）王玠为父母 “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就已经印制得相当精美，体现 出很高的工艺水平。比这部《金刚经》开版的时间更早，在唐 武宗会昌五年（845）以前，就已经雕版印制了篇幅长达六十 卷的僧律《四分律》（后秦姚兴弘始年间由佛陀耶舍在长安所 译出者），当时刻制的印版即达八百面之多，故时人称其“印本共八百纸”（每面印版印出的一个页面，即为“一纸”），清 楚显示出雕版印刷已经达到很大的规模。这是中国印刷史早期 的一项重大事件，见于司空图撰《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礭化 募雕刻律疏》（《司空表圣文集》卷九）。我曾撰写《司空图的〈为惠礭化募雕刻律疏〉与唐代后期佛教典籍的印制规模》一文（刊《中原文化研究》2017 年第 3 期），对这一情况，做具体的阐释。这些事例，都很好地体现了佛教在印刷术早期发展 阶段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印刷术发明之后，最早见于传世文献的雕版印刷书籍的记载，过去多认为是唐人“模勒”元白诗一事。此事见于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文中述及元稹和 白居易二人所作诗章多被时人“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 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或谓“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元稹这篇序文写于“长庆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值公元 825 年年初。自明人胡震亨倡言此一“模勒”即指雕版印刷以来，清人赵翼、叶德辉，近代日本学人岛田翰，中国学者王国维，以至更晚的赵万里以及业师黄永年先生等，无不承袭此说。在《中国印刷史研究》这本小书里，我列有《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兼论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这一专篇，辨析“模勒”一词，指出这一词语是指依样画葫芦，仿照底本的字迹来重新写录其文字内容，与雕版印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儿。

不过谈到这一问题，还有一件相关的早期印刷品实物，需要适当予以补充说明，以免人们产生不必要的疑惑。这就是在日本的早期刻本中，有一件刊刻于宽治年间（1087—1093，宋哲宗元祐二年至元祐八年）的《成唯识论》，在篇末镌有如下一段题记：

兴福伽蓝学众诸德，为兴隆佛法，利乐有情，各加随分财力，课工人镂《唯识论》一部十卷，摸宽治二年五月廿六日毕功。愿以此功德，回向诸群类，往生内院，间（闻）法信解，证唯识性，逨（速）成佛道。摸工僧观增（据朝仓龟三《日本古刻书史》页 18—19 间插页）

这里的“摸宽治二年五月廿六日毕功”和“摸工僧观增”的“摸”字，应即“模勒”之“模”的异写，因而很可能会给人以“摸”即指刻书，也就是“模勒”即指雕版印刷的印象。

其实雕版印刷需要先“写样”上版，也就是按照雕版印刷所要求的行款和字体，写出所要雕刻的文字，再把它反贴到版木上，以供剞劂。在这道工序中，所谓“模勒”，其本义是 依样移录某一特定的字体字迹；宽泛地讲，也不妨把写样这一 道工序，统称为“模勒”，犹如刻制碑石时将移写碑文上石统称作“模勒”是一样性质的用法。

正因为这是一道至关重要的核心工序，所以五代以后往往用“模印”（或书作“摹印”）一语来指称雕版印刷。关于这一 点，我在《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一文中已经做过清楚的阐述。也就是说，“模”是“模”（模勒），“印”是“印”， 亦即“刻印”，包括“雕版”和“刷印”。宋福州东禅寺版《大藏经》中的《楞伽经》，因所据旧刻本为苏轼手书上版，此番重刻仍沿承其旧式，故云“命工摹勒镂板”，其以“摹勒”（模 勒）与“镂板”对称，尤足以证明这一点。其实宽治刻本《成 唯识论》篇末题识中的“摸”也是与“镂”字对用，“摸”即 “模勒”，“镂”才是雕镌书版。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日本古刻本《成唯识论》篇末题识中的“摸”字，是指写样，“摸工”乃指“写工”。这篇题识，应是写样完毕之后，“写工”僧人观增题写的识语，而与 刻版时间无关。按照一般的情理，在写样工作完成之后，刻完 这部十卷本的书籍，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既有可能是在宽治二年（1088，宋哲宗元祐三年）年底，也可能延至宽治二年以后。

辨析清楚这一题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定，唐人“模勒”元白诗一事，与雕版印刷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这样一来，传世文献记载的雕版印刷史事，就以唐文宗太和九年（835）禁止民间印制“历日版”一事为最早了（这件 事分别见于《册府元龟》和《旧唐书》的记载）。就目前的情 况来说，这是能够得到中国出版印刷史学界公认的最为切实可靠的见解。

现在，我注意到，还有另一条涉及唐代印刷的记载，可以把最早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雕版印刷史事，提早到唐贞元二十一年（805）。

 这条记载，见于日本入华求法高僧㝡（最）澄撰著的《日 本国求法僧㝡澄目录》。㝡澄于日本延历二十三年亦即唐德宗 贞元二十年（804）来华，入天台山学习天台宗教义，翌年归 国。圆寂后被日本清和天皇谥为“传教大师”。㝡澄回国时带 有在台州、越州求得的经书、法器等物，并将台州所得“经疏名 目”和越州所受“密典名数”（文政四年日僧真超语，见《大正藏》本“台州录”卷首）各自编写一部目录，分别称作 “台州录”（或谓“圆宗录”）和“越州录”（或谓“越府录”）。 这两部书录是日本最早的“求法目录”，已经成为佛教传播史 上的重要文献资料；特别是其中的“越州录”，今尚有㝡澄亲 笔书写的原本存世，尤为珍贵，在明治三十年（1897，清光绪 二十三年）十二月就已经被认定为日本“国宝”。

㝡澄“越州录”正式的题名，就是前面提到的《日本国求法僧㝡澄目录》，其真迹现藏日本滋贺延历寺，有昭和十一年 （1936）“传教大师奉赞会”珂罗版印本流通。这个影印本除了 改卷子本为经折装外，尺寸规格等俱一遵旧式，最大限度地体 现了原来的样貌。虽然只是个影印本，但当时仅限印 200 部， 现已难得一见。

检读这部书录，其中如下记载，引起我的关注：

《大陀罗尼经》一卷

《梵天择地经》一卷

《杂真言》一卷……

《坛檨》一卷

《卅七尊檨》一卷

《卅七尊供养具檨》一卷

 《坛檨并供养具檨》一卷

《杂供养具印》一卷

《多闻天法》一卷

《金轮佛顶像檨》一卷

 《一字转轮王》印一卷

《七俱胝佛母像檨》一卷

《一字梵字》一卷

《火头金刚像檨》一卷

《八菩萨位檨》一卷

《冥道无遮斋法》一卷

已上一十八部一十八卷同帙（《日本国求法僧㝡澄目录》） 

这装在同一书帙中的“一十八部一十八卷”物品，自然都应 该是卷轴装的经书。那么，在这一前提下，文中“《杂供养具印》一卷”和“《一字转轮王》印一卷”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书 籍？—这就成为我很关注的问题。当然这一问题与其标点形 式密切相关，我对上文的标点，乃是基于自己的理解。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书录中“坛檨”、“卅七尊供养具檨” 和“坛檨并供养具檨”等“檨”字，应是“样”的异写，日本 《大正藏》中收录的“越州录”，其录文就是把它转写成“样” 字。显而易见，所谓“坛样”和“卅七尊样”等，应是“坛” 和“卅七尊”诸物的图样。

这样对应着《卅七尊供养具样》和《坛样并供养具样》等经卷，再来看《杂供养具印》一卷这个条目，便会发现，就其实质性意义而言，所谓“杂供养具印”，较诸前者，只是把 “样”字换成了“印”字。在当时的条件下，若无特别的说明， 制作“坛”和“卅七尊”诸物的图样，应该是手绘而成。那 么，与此对应的“印”字，就很有可能是雕版印制的图样。

关心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人，大多都会知道，咸通三年（862）来华的日僧宗叡在咸通六年（865）归国时，带有 “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 这见于宗叡《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的著录。另外，依据另一部日本古代僧人的“求法目录”《惠运律师书目录》的著录， 东瀛高僧惠运在宗叡之前十多年也从中国携带“《降三世十八 会》印子一卷”到日本。业师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中已经具体讲述过这些内容，指出所谓“印子”本就是雕版印刷 的版本。

参据这一情况，我想有理由推断，《日本国求法僧㝡澄目录》中著录的“《杂供养具印》”，也应该是雕版印制的“杂供 养具”图样，“印”不过是“印子”的另一种表述形式而已。 同理，这一书录中的“《一字转轮王》印一卷”（案《大正藏》 本“越州录”书作“《一字转轮三》印一卷”，乃误），应该是 《一字转轮王》经咒的印本一卷。

如本文开篇所述，印刷术产生自佛教密宗徒众表达信仰的需要。更具体地讲，是汉地信众无法普遍使用梵文来书写密宗的陀罗尼经咒，不得已，才创制了雕版印刷的形式，以批量印刷陀罗尼经咒，并很快由印制梵文陀罗尼发展到印制汉文陀罗尼以及其他密宗印刷品。《日本国求法僧㝡澄目录》著录的 “杂供养具”和《一字转轮王》经咒，无疑都属于密宗的用品， 因而很早就采用雕版印刷的形式来复制这些图样和经文，这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样，目前依据《日本国求法僧㝡澄目录》著录的情况，就可以把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定为传世文献所见最早出现 雕版印刷史事的年份，这就比过去所知的太和九年（835）整 整提早了三十年，并由雕印世俗应用的历书变成了佛教密宗的 法器和经咒。

这后一点看似偶然，其实蕴涵着必然的道理。这就是雕版印刷术本来就产生自佛教的密宗，密宗的印刷品自然会在早期印刷品中占有较大比例，从而也就会留下更多的文献记载。其实我们在前述《惠运律师书目录》中可以看到，除了研治印刷史者所普遍关注的“《降三世十八会》印子一卷”之外，这位 惠运和尚带到日本的书籍，尚有“印《随求陀罗尼》一卷”、 “印《大佛顶陀罗尼》七（一）卷”，这也显然是两种陀罗尼经 的印本，过去却一直无人关注。另外，在宗叡的《新书写请来 法门等目录》中，还著录有“《金刚顶关琐要妙》印一卷”，这 或许也是《金刚顶关琐要妙》一书的印本；又该书目所记“加 字《尊胜》并《大悲真言》及《大佛顶真言》合三卷”条目下 附有自注云：“并印子前者也。”其确切涵义虽然还有待进一步 斟 酌， 但 与《 惠 运 律 师 书 目 录 》 中 的“ 印《 随 求 陀 罗 尼 》” 和“印《大佛顶陀罗尼》”一样，正好可以与考古发现的大量 唐代后期陀罗尼印本相互印证，更加清楚地体现出雕版印刷术 发端于批量复制密教陀罗尼这一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