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看点
★ 思想史大家、“中研院”院士王汎森代表作修订再版。

本书作者王汎森先生精研明清至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善于发现隐没材料， “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在近代史日益成为显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正是作者学术研究的集中体现，延续一脉相承的师学传统，在现实关怀、时代发展与学术研究三重棱镜下看思想，将思想史的发展置于时代大潮下，于学术与现实的碰撞中探究近代学人的思想发展，并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其中六篇再做修订，带来升级增订版。

★ 发现晦暗不明的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思想史研究范式之作。

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上，作者一直坚持，既要关注中心人物，也不能忽略中层人物；既要将注意力放在新派人物身上，也不能忽略所谓保守派。在论述晚清思想界的学术变化时，本书除了介绍当时的精英人物方东树、邵懿辰、汪士铎，也特别涉及太谷学派的研究，分析中下层士人如何回应时代的挑战。

★ 贯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研究视野，填补思想研究之真空。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深厚的学术素养，作者充分运用西方的研究分析中国思想的变化，以奥斯汀的“以言行事”来看思想“形形色色的运用”，以韦伯“转辙器”的类比来看思想与政治、社会的作用，并于传统中发现反传统的因子，于西方主义中发现反西化的因子，特别是在历史学科分工过细的当下，其对道咸年间思想的研究打通了近代与古代历史研究，填补了此段研究的真空。

★ “公”与“私”，“文”与“词”，史料的灵活运用。

史料的运用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功。在本书中，作者在运用已有资料以及史语所所藏档案、书信等基础上，对史料性质做了进一步区分，除关注历史人物公开发表的作品外，也对历史人物未发表的日记等进行研究，以此探讨每个时代思想构成的不同层次。同时，作者还特别重视对文体、眉批以及收藏文物等的研究，以其中情绪或信念的变化看时代的脉动。

★ “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思想与现实的相互塑造。

历史记忆、新名词、新概念不仅是现实的参照，也参与 “建构”现实。晚清时期，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通过复活汉族记忆改变当时的政治文化，并以新的历史记忆资源颠覆官方的历史记忆，为晚清的历史变动埋下了种子；清末民初，西方、日本等大量思想资源的引入，“国家”“国民”“群”“社会”等概念的使用重新规范了人们对社会、政治的看法，既是史学革命，也反作用于社会，引起了社会的大变革。

★ 去除“后见之明”，于学术、政治与社会的互动中看思想。

鉴于对近代历史的熟悉以及近代思想史料的丰富，本书作者特别践行，在研究中去除“后见之明”，对材料做到“去熟悉化”，往复于 “史家的逻辑”与“事件发展的逻辑”之间，去看学术与政治、社会的互动，由此才能明了晚清时期宋学的复兴、既传统又现代的学者刘师培的挣扎、知识精英为何会质问“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

★ “什么塑造了今日的我们”，于历史中获得价值和勇气。

在一个价值和意义失落的年代，在近代史研究 “去人格化”的趋势下，作者在本书中介绍的近代思想发展与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紧密关系、儒家文化中经世济用的思想对读书人的影响，以及每篇都在呼应的时代议题提醒我们，如何通过读历史获得长程的视野、“扩充心量”，并进而获得立于当今的价值和勇气。

◎ 作者介绍

王汎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大历史系兼任教授，2005年获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研院”代理院长，现任台湾综合大学系统主席。

主要从事明清至近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代表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等。

◎ 内容简介

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士大夫和民国知识人的学术追求、思想世界乃至个人命运与时代剧烈碰撞，从应对“传统学术与思想内部的危机”，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与徘徊”，再到建立“学术社群”的努力、学术世界主义与学术民族主义间的两难选择，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贯穿其间。在原有秩序已经崩解的近代中国，任何一种思想都有机会脱颖而出，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思潮在竞争，必须摆脱“后见之明”式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巡回往还于“史家的逻辑”与“事件发展的逻辑”之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发现晦暗不明的思想与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

◎ 图书推荐

关于“近代” “思想”与“学术”，原本那些宏大而牢固的论述，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脉络，既规定了历史叙述的边界，也限制着我们理解的视野。汎森兄读书多、用心细、思考深，最善于重新探究历史底层和发现隐没资料，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用他自己的话），也最善于巧妙地选择“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在本书中，他不仅使原本有关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论述“去脉络化”，也总能通过特殊的资料选择、别致的切入角度、清晰的文字表述“再脉络化”，从而可能重建一个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本书以动态而非静止的眼光考察世局对读书人的困扰以及后者的因应，使时代社会、政治与思想、学术的关联互动得以凸显。文字晓畅通达，辞足达其所欲言；既能观照今日西方学界思考的重大问题，又体现出作者对晚清学术传统内在理路的深刻把握，且所著皆“见之于行事”，并不以“空言”似的泛论出之，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必会成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研究的典范之作。——罗志田（四川大学杰出教授）从清代后期到抗战爆发这百年间的历史，过去无论是研究还是阅读都远远谈不上热门，而现在，由于有了一大批重要学者和许多高质量论著的出现——当然，我们立即会想到桑兵、罗志田、茅海建、杨奎松等学者的名字——近代史特别是近代思想与学术史已经成了显学。在这一显学日益扩张其疆域的推动力量中，王汎森及其著作无疑是值得特别关注的。——罗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目录
引  论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第一编　旧典范的危机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太谷学派的研究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第二编　传统与现代的辩证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思潮与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第三编　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附　录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如果把概念想象成一个结构——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索　引

◎ 精彩选摘

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按：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档案”，藏有傅斯年与民国学人大量的信件。在1995年“傅斯年百龄纪念会”时，我曾特别选出他与陈寅恪的信件，整理编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以下这篇文字是我当初为该批书信所写的介绍。因为它与本书有一定关联，故收在这里，以供参考。人类学家克罗伯（Alfred L. Kroeber）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 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似乎就印证了“天才成群地来”这句话。在这成群而来的学术人物中，有些是单打独斗，靠着本身的研究对学术界产生了广大的影响，也有的除个人学术外，还留下制度性的遗业（institutional legacy），而至今仍在学术界维持其影响力的，前者可以陈寅恪为代表，而后者可以拿傅斯年为例。我个人觉得，在近代史家中，傅斯年更像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者费弗尔。首先，他们都是集学术、组织、鉴赏力及霸气于一身的人，他们都有长远的学术眼光，对史学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观点，而且他们都主张跨学科的合作，也都在一个动荡、资源并不丰厚的时代环境中，成功地聚合各种资源，并尽可能地将一流人才聚集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学派。而陈寅恪便是傅氏刻意罗致到史语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止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找到他来领导，是傅氏相当得意的事。陈寅恪与傅斯年缔交始于他们留学柏林的时期，陈氏之弟、青年党创始人之一陈登恪应该是介绍人。登恪是傅氏在北大的同学。傅、陈二人于1923 年在柏林大学见面，当时傅氏甫从伦敦大学转学该校，此后同学近两三年之久。可惜，这时期他们两位留下的材料非常稀少，为他们作年谱的人在记述这几年的生活时几乎都只能一笔带过。1924年曾往德国访问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1889—1981）留下这样一段记载：“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得乱得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他们常常午饭见面，并且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同在德国留学的毛子水也形容：“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但他说俞大维（1897—1993）对傅氏更佩服，私下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陈寅恪与傅斯年的相处，似乎对傅氏的治学方向造成某种改变。傅氏到英国时的兴趣是实验心理学及弗洛伊德的学说，到柏林时主要兴趣是物理学，尤其是相对论及量子力学。不过，在柏林的最后一两年，我们发现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比较语言学方面。从傅、陈二人留下的笔记本及修课记录可以看到一些相仿之处。在傅斯年先生的遗物中有一藏文笔记本，这一笔记本与大陆现存的陈寅恪藏文笔记本，授课教授相同，足见他们可能上过同一教师的课程。陈寅恪最崇拜梵文大师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而在傅斯年离开柏林大学的证明书中也记载着上课但未正式获得学分的课程有吕德斯的梵文。此外，傅斯年笔记中有两件记当时西方学者有关东方学的目录，而陈寅恪初到清华所授的课便是“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当时同在柏林的毛子水便自承他受陈寅恪影响而注意比较语言学，我遂有点怀疑陈寅恪似曾在傅斯年留学生涯的最后阶段对他有过影响，使他转而重视比较语言学。从傅斯年藏书扉页所记的购书年代可以判断，他当时开始大量购买这一方面的书籍。当时两人的相得之情，或许可以在1927年陈氏的一首赠傅斯年的诗中看出：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从这一首诗中可以看出陈氏对傅斯年想将“东方学的传统”从柏林、巴黎等地移回北京，并在中国建立新学术的悲愿是相当欣赏、支持的。在陈寅恪的诗中并不轻易用“天下英雄独使君”这么高级的形容词，它显示了陈氏对傅斯年一番事业的期待。陈寅恪从1929年起便应傅斯年之邀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直到陈氏滞留大陆，在台北继任该组主任的陈槃先生仍不敢真除，自称代主任，直到1969年陈氏凶耗传来，才将“代”字去掉。不过陈寅恪真正待在史语所的时间并不长，傅斯年特许他在大学以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水名誉上课，而历史组的实际组务则由傅氏代办。在傅氏档案中尚有数张盖有陈寅恪私章的公文纸，是陈寅恪预留作为推荐升等之用的。不过，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及决定上，陈寅恪仍尽可能参加。抗战时期，史语所南迁昆明，傅斯年、陈寅恪同住在昆明靛花巷的一幢楼房，陈居三楼，傅居一楼，当时同仁便注意到每当空袭警报大作时，大家皆往楼下奔，而肥胖的傅斯年却往三楼冲，以护持视力模糊、行动不便的陈寅恪下楼。而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四五十封私信也大多集中于抗战期间转徙西南之时。在陈寅恪所有的来往函札中，给傅斯年的信当属大宗，陈寅恪一生只写过几封短信给胡适，即使连相契至深的陈垣，陈寅恪写给他的信也远少于傅氏，相较之下可以看出他与傅斯年交往的比重。这一批书信所谈的都是日常琐事及身世之慨，几乎没有论学作品，其中以抱怨生活病苦占最大比例。它们对了解从抗战到胜利之后将近十年间陈寅恪的生活状况，大有裨益。而这些在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都未能得见。这批信首先是谈病与穷。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穷的，吴晗曾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说他写《朱元璋传》纯粹就是为了生活，并在信上为如何买几斤米写上一大段。不过陈寅恪敏感的心灵对穷困更难忍受。他所需要的，其实只是几百英镑而已。但是为了几百镑，也花费这位史学大师无数笔墨，来来去去地谈兑换及偿还的细节。在这批信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已失去战前在北京那种优游著述的心情，一场战争下来，使得他处处感到生活与身体都陷入绝境，所以到处可以见到如下字眼：弟素忧国亡，今则知国命必较身命为长。宜其不久将淘汰也。弟所患为穷病，须服补品，非有钱不能愈［癒］也。薪金不足以敷日用，又无积蓄及其他收入可以补助，且身病家口多，过俭则死亡也。家人大半以御寒之具不足生病。所谓“饥寒”之“寒”，其滋味今领略到矣。第二是有关陈寅恪受聘到牛津大学任教之事。陈氏于1939年年初决定受牛津之聘，同时为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当时牛津除想借陈氏之力成一汉学重镇外，从各种私札中还可以看出他们想让他监督英译《唐书》的工作。最初剑桥方面考虑聘陈氏，可能是托驻英大使馆代为推荐人选，故杭立武在1938年9月17日致傅信说：关于介绍寅恪先生赴剑桥任教事，近接剑桥来函询问下列各点（一）年龄（二）体格如何（三）如聘请任教，能否在英连续五年以上（四）英文程度如何（讲演须用英文）……后来剑桥事未成，牛津方面却成功了，所以此后陈氏一家便一直待在香港准备前往牛津。他们借钱买了船票，但后来欧战爆发，牛津大学疏散至韦尔斯一带，而且赴欧道阻，未能成行。大战结束后，寅恪赴英治眼疾，负责诊治的是英皇乔治的医生，但因为先前在成都存仁医院的手术失败而未再开刀。我个人始终认为陈寅恪牛津之聘对他个人而言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他的成就，根本不需要这个头衔来肯定。20 世纪30 年代，英国的东方学传统比不上法国或德国，巴瑞特（T. H. Barrett）在讲英国汉学的小书Singular Listlessness：A History of Chinese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中已将这个实情和盘托出。牛津、剑桥的图书设备不好，学生不多，对陈寅恪而言，赴英只是为了全家人能平静地住在一起，他自己能专注研究而已。牛津给陈寅恪的薪水是由中英庚款在文化教育项下支付的，所以寅恪向该会借了三百英镑作为川资，在无法偿还这一笔“巨款”之前，不去英国便得还债，而他当时已一贫如洗，故他在一封给傅氏的信中说“欠人款自应践约，故去牛津不成问题”，但又说“惟此时则去英途中乘船既危险，到彼无学生，又战时所得税极重”，“我知剑桥尚有学中文学生，牛津似乎学中文者空无一人，如彼不欢迎，或无人理会，则不必去”。在百无聊赖之际，陈氏也曾想放弃赴英而将全家搬入四川，可是搬家需要另一笔川资约国币五千元，在进退不得之际，陈寅恪决定“只有冒险赴英一途”（给邓广铭信）。陈氏在香港等待赴牛津的这一段时间极为穷苦，虽然中英庚款按月给予补助，但他仍抱怨“无肉食”“一屋三床”，自己与妻子都病了，却只能“轮班诊治，否则破产”。第三，从这一批书信中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对陈氏的始终支持。陈氏在遇到任何现实生活上的困境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写信找傅氏商量，再由傅氏找朱家骅及杭立武等政府官员想办法。当香港被日军攻陷时，陈寅恪一家消息全无，傅斯年忙着到处打电报请人营救。当时国民政府曾派机前往接人，但从来往的书信看出，除非是政府要人，否则无法列入接运名单。陈寅恪之不能及时撤出香港，也与当时政府的错误判断有关。1941年12月，香港尚未陷落时，傅斯年请人帮助陈寅恪离港，但在港的杭立武12月12日回信说：“似香港尚可守，至航空运输仅限通货，等通货运完才照登记次序及缓急办理。至于当时中央在港人员则不撤。等到真撤时，需开名单交最高当局批准。”寅恪似未成功列入撤运名单中，后来派去的飞机又只运走孔祥熙家的机师、箱笼及宠物，所以当时在港“要人”皆未接出，消息透露后，引起重庆五千学生游行抗议。这件事可能加深了傅斯年后来在1945年倒孔祥熙的决心，也更加深了陈寅恪对国民政府之不满，他的诗“九儒列等真邻丐”，想必是有所为而发。后来陈氏不断托人向国内要求援助，最后得以脱险由广州湾赴桂林。这批书信中对整个脱险获救的历程有所反映。陈氏一生受困于财，连不能离港避难也是因为没钱。他信中说自己窘迫到“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以衣鞋抵债，然后上船”。他曾在给傅斯年一封信中说：“弟不好名而好利，兄所素知”，其实是对自己经济困窘悲愤之余的一种自我调侃。第四，这一批信可以对寅恪先生在香港陷日后之苦况及面临日本人威逼下之凛然大节有进一步了解。在这批书信中夹有一不知名者所写之报告：“闻伪组织曾四次逼其赴广州教书，均被拒绝，日人馈米亦未收，但近日病甚。寅恪兄素来食面，现在面极难得。前传其已赴广州，不确。”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陈流求笔记：“这年春节后，有位父亲旧时学生来访，说是奉命请父亲到当时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父亲岂肯为侵略我国的敌人服务。只有仓促设法逃出。”此事可从当时的几封通信中获得更详细的内情。如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给傅斯年等人的信中说：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肉食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然，从这批信中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对某些原则坚持不让以致和陈寅恪不快的情形。傅氏一生对陈寅恪呵护照顾，无微不至。可是，当陈寅恪脱险从香港赴桂林，任教于广西大学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叶企孙未经傅氏许可即发给专任研究员聘书及薪水，容许陈氏在广西教书。傅氏闻讯勃然震怒，一方面痛责总干事叶企孙，一方面写信给陈寅恪。傅氏说他在史语所多年来为了维持制度，不准研究人员拿所里的薪水却在外面教书，不可因陈氏而破坏。他在信中说“老兄是明理之人”，一定可以体谅。傅氏对陈寅恪于脱险之后未直接到李庄史语所感到不快，去函责备。信中对陈氏先前滞留港大教书不满，对他留广西大学教书也不满，说“弟等及一组同人渴愿兄之来此”。傅氏说过去他对陈寅恪在外教书虽不同意，但“朋友不便多作主张，故虽于事前偶言其不便，亦每事于兄既定办法之后，有所见命，当效力耳。犹忆去年春，弟入中央医院之前一日，曾为兄言，暑假后不可再往香港，公私无益，且彼时多方面凑钱，未尝不可入内地也。但兄既决定仍留港后，弟养病歌乐山，每遇骝先、立武见面皆托之设法也”。他反对寅恪留在广西而不入四川，说：“至少此（四川）为吾辈爱国者之地也。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1942年8月14日函）陈寅恪的复信也相当不客气，坦言自己就是想拖延：“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者也。但有一端不得不声明者，内人前在港，极愿内渡；现在桂林，极欲入川。而弟欲与之相反，取拖延主义，时时因此争辩。其理由甚简单，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现弟在桂林西大，月薪不过八、九百元之间，而弟月费仍在两千以上，并躬任薪水之劳，亲屑琐之务，扫地焚［蚊］香，尤工作之至轻者，诚不可奢泰。若复到物价更高之地，则生活标准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故得过且过，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前之愿留香港，今之且住桂林，即是此意。若天意不许毕吾工作，则亦只有任其自然。”（1942年8月30日致傅函）从这些信看起来，傅、陈二人在抗战中后期关系一度相当紧张。1943年冬，陈寅恪突然失明，此后书信几乎全由夫人唐筼代笔。所讨论的，也是由穷与病衍生出来的一些生活问题。如果这一批信札基本上是完整的，则傅、陈二人的通信在1946年春已经停顿了。1948年12月，当北平危急时，傅斯年发起抢救北平学人到南京的计划，陈寅恪一家也在里面。可是陈家在飞到上海停留不久之后便决定前往广州，而且是由陈寅恪主动写信给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要求前往。从1949年元月傅斯年发表为台大校长起，一直到该年10月，傅氏极力电催陈氏来台，从催促的电文内容看来，陈氏先前对傅斯年似乎有某种承诺，但最终还是未成行。从这批信函中，并不能对此中隐曲得到直接了解。我们只知道，1950年12月，当傅斯年以台大校长身份在省参议会接受质询而猝逝时，陈寅恪很快便知道了。《陈寅恪诗集》中有《〈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一首，这首诗已经被傅氏昔日门生指出是为悼念傅斯年而作。该诗自题1950年12月，也就是傅斯年猝逝于台北之时，而《霜红龛集》的作者是傅青主，正好影射傅斯年，“望海诗”更显然是对隔海的傅氏而发。诗中表达了他对傅氏的怀念：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这一首意味深长、余蕴无穷的诗，结束了两位一代大才二十几年的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