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柯马丁、夫马进、顾彬、钱理群、王汎森、舒衡哲、巫鸿、张隆溪、黄进兴……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思想者，来自不同的国度，专注于不同的领域，拥有各自或曲折或传奇的人生，却与中国保持着隐秘的精神关联。

这本访谈录，依据中华文明的演进，从中华帝国的开端，直至当代，希望透过他们的眼睛，寻找遗失的真相，重新发现中国的传承与转折、兴衰与浮沉。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解读古代中国的真相，追随学者的脚步，走出历史的迷宫。第二部分集中于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的抉择与现代化的代价，曾经的阵痛也许至今仍在发作。第三部分更关注当下与未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多元，理论多变，中国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与世界相处。

张泉

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原《生活月刊》主编，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2008年、2010年、2013年“亚洲卓越新闻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城殇：晚清民国十六城记》、《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合著）等，纪录片《辛亥》《五大道》《大上海》（总撰稿）等。

自序 i

I 古代的幻象与真相

中华帝国的开端 [美国] 柯马丁 003

唐朝是现代人的异乡 [美国] 宇文所安 021

在世界寻找敦煌 荣新江 032

宋代文人的革新之路 [美国] 艾朗诺 053

风雅精神走向民间 [日本] 大木康 065

庄严的欲望 [意大利] 史华罗 082

突破史学危机 [美国] 艾尔曼 093

萌动的秩序 [日本] 夫马进 105

每当中国变幻时 [瑞典] 罗多弼 117

走出“空山” [德国] 顾彬 128

II 知识分子与现代之路

“五四运动”还未终结 [美国] 舒衡哲 145

不断地与鲁迅相遇 钱理群 161

重寻人间傅斯年 王汎森 185

谒问“文化的幽魂” 黄进兴 200

启来轸以通途 林庆彰 213

重建礼教世界 叶国良 224

III 跨文化想象

从相对论到现代化 陈方正 241

古今中西，一场精神的漫游 [美国] 巫鸿 251

跨越文化的边界 张隆溪 277

精神动荡的世纪 [美国] 费乐仁 291

思想史的性别问题 [日本] 坂元弘子 301

不同文明间的关联 [日本] 板垣雄三 310

拓荒“华美文学” 单德兴 323

零时差对话 王宁 345

后记 362

柯马丁认为，“焚书坑儒”只是汉代儒生编造的无数个故事中流传甚广的一个。秦始皇确实曾经坑杀过两名“方士”，但并不是儒生。遍寻早期文本，从中找不到一个被坑杀的儒生的名字。恰恰相反，像伏胜、叔孙通这些儒生在秦朝的处境甚至还不错。柯马丁又对比了出土的秦汉前后的一些儒家文献，发现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仔细排查历史，在司马迁之前，也不存在对秦始皇“坑儒”的“指控”，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讲的只是“焚诗书，坑术士”。直到公元317年面世的伪造的孔安国本《尚书》中，才第一次出现“焚书坑儒”这个词。柯马丁提出，是汉朝的儒生篡改了这一切，他们通过编造“焚书坑儒”的悲剧传说，为儒生阶层建立起道德优越感，也形成了儒生的身份认同，又通过修订乃至篡改先秦文本，确立了汉朝的合法性。与秦长达五百多年的漫长历史相比，新生的汉朝没有历史可循，身份低微的汉高祖刘邦更是与贵族传统格格不入。怎样创造汉朝的历史，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就成为交给汉代儒生的一个紧迫的命题。显然，他们完成得相当“出色”。

于是，宇文所安将《初唐诗》的思路层层递进：由于初唐时京城诗人改革宫廷风格，制订了新的诗歌规则，诗歌变成一种“权力”，严格地限定并约束着诗歌创作的社会范围。京城诗人用它来与外界相互区分，而在盛唐，这种情况更加稳固。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宇文所安发现，“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他进一步考证，不仅是李、杜，甚至包括陈子昂、孟浩然、岑参等人，在他们各自生活的时代，光芒也完全被京城诗人掩盖。直到多年以后，他们才被不断阐释，被赋予不同的价值。这些曾经徘徊于时代主流之外的诗人，才得以脱离在世时的苦恼，赢得身后的声名，形成定论并沿用至今。

1979年，北大历史系大二学生荣新江在课堂上聆听了关于敦煌的另一段“伤心史”。唐长孺教授正上着课，突然唏嘘不已，说中国学者曾在1950年代编写《敦煌资料》，由于许多敦煌卷子散佚在欧洲，无法看到，一些细节是通过考证推测的。后来，日本学者池田温前往欧洲，对照英、法等国收藏的敦煌原卷，给《敦煌资料》挑出了三百多处错误。他后来发表在《东方学报》上的文章造成了爆炸式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一边读，一边痛哭流涕。他们誓言一雪前耻，要让中国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中心。然而，在那个自身尚且难保的时代，一切注定只是奢望。

那是艾朗诺第一次见到钱钟书。那时，钱钟书以作家的身份蜚声海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对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激赏备至。不过，许多美国学者都以为钱钟书已经死了，甚至夏志清的一篇饱含深情的祭文早已广为流传。谁知，祭文的主角却一朝“复活”，震动了美国汉学界。正因为如此，钱钟书在哈佛见到久违的朋友方志彤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引用马克·吐温的句子：“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对我死亡的报道实在太夸张了。）

1959 年，大木康出生于日本横滨，这座城市在晚清时曾庇护过孙中山、梁启超这些流亡者。几十年后，时过境迁，流亡者的踪迹早已无从寻觅，中华街上的广东餐厅却依然生意兴隆。一家餐厅里供奉着关公塑像，香烟袅袅中，赤面长髯的中国将军横眉立目，持刀傲立。神像给少年时期的大木康带来的强烈冲击，甚至超过了广东点心留在舌尖的余味，让他至今都记忆犹新。也许，他对中国的钟情，就萌芽于少年时期的懵懂想象。

成为汉学家？这个念头在1950 年代的意大利，是一个近乎荒唐的念头。意大利汉学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濒临崩溃，以至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关于汉学教授的笑话——有人问：“什么是汉学教授？”答案是：“一个只有两个学生的教授。其中一个继承他的教授职位，另一个可怜人，他自杀了。”

成为汉学家之前，艾尔曼曾是美国和平队（The Peace Corps）成员。1968 年，他随世界卫生组织赴泰国施行疟疾根除计划，1971年回国。对于这段与众不同的经历，艾尔曼的解释更富戏剧性。他不想当兵，不愿参加越南战争，又迫切地想到中国，而中美尚未建交，于是选择了离中国较近的泰国。他听说泰国华侨很多，自己肯定有机会继续学说普通话，然而，艾尔曼严肃地回忆，“谁知道他们都说闽南话……”他始终认真地盯着我哭笑不得的表情，保持着冷峻的神态。1980年代，艾尔曼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中国，每天骑自行车去上海图书馆看书，这引发了我的好奇，便问他：“那时候，你和中国人一样骑车上街，很受注目吧？”艾尔曼轻描淡写地回答：“没有。他们都以为我是新疆人。”

可以公开阅读的书越来越少，最终只剩下《毛泽东选集》和《鲁迅全集》。虽然都在大学时代读过，然而，在一个精神饥荒的年代，持续反刍是唯一的选择。

从1962 年开始，钱理群决定重读鲁迅。他躲在一间寒冷的小屋里，饿着肚子，郑重其事地写《鲁迅研究札记》，起笔第一篇即是《鲁迅与毛泽东》。钱理群身边逐渐聚集起一群年轻人，有工人、职员、零工、代课教师，他是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每周在山上的小屋聚会，煮一锅蔬菜汤，分吃几个烧饼，也分享着知识和思想的乐趣。

多年后，钱理群将这些聚会称为“民间思想村落”，在遥远的西南边陲，他们依靠思想相互取暖，度过无尽的长夜。

如今的王汎森也已成为年轻学者心目中的前辈大德，但他仍然清晰地记得1985年自己第一次到史语所时的情景。那时他只有二十七岁，时常在老先生们面前汗流浃背。那个大师迭出的年代最后的光芒让他倍感温暖，也陡增压力：“那一代人的精彩，在于他们以全部学养支持一种学问。他们在各种文化里受过陶冶，以众部支一部，这样才能显出精彩。我刚进史语所时，九十岁才是老一辈，七八十岁是中年一辈，四五十岁是少年，而二三十岁是幼儿园。每次去参加所里的讲论会都很紧张，那些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什么都知道。那时院里比较简单，有个同事在报纸写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结果收到吴大猷院长一张纸条约他见面。吴院长一见到他就说，你是某某某，你写的文章太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