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对象：《史记》研究人员及爱好者

内容简介：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21年卷）》，是该系列研究年鉴的第十八辑。本书维持了一贯的栏目框架，分为学术前沿、研究综述、考古发现与研究、版本整理与研究、著作简介与论文摘要、港台地区及海外研究、学术组织与专家、论文著作索引、研究动态等板块，将当年对司马迁之生平、思想渊源、天道观、史学方法论等以及《史记》思想内容、版本体例、写作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总和归类。

作者简介：

张守华，男，汉族，1976年1月生，青海西宁人，199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工学学士、管理学博士。现任渭南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曹强，男，1977年11月生，宁夏海原人，中共党员，文学博士，教授。厦门大学博士后，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曾担任渭南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处副处长、党政办公室副主任、高教研究室主任等职；2018年4月，任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讲授“古代汉语”“跨文化交际学”等课程。负责的“古代汉语”课程被评为陕西省精品课程、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1项、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1项、教育厅项目3项；出版《江有诰<诗经韵读>研究》《“花儿”语言民俗研究》等学术专著3部；先后在《语言科学》《汉语史学报》《民族文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40篇，其中CSSCI 14篇；参编大型工具书《十三经辞典·春秋左传卷》（副主编）、《<史记>人物大辞典》（副主编）各1部。获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研究成果奖3次。

赵前明，男，陕西宝鸡人，中共党员，文学硕士，副教授。现任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渭南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近年来，主讲“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戏剧史”、“西方现代文学专题”、“莎士比亚研究”等课程。曾获“陕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陕西省创新课堂大赛优秀奖”等多项荣誉和称号。主持参与各级各类课题7项，出版专著2部，参编教材3部，发表科研论文20余篇。

目录：

学术前沿

“史记学”新的里程碑——《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学术意义 王子今

《史记》整理与研究史上新的里程碑——《今注本二十四史·史记》评介 熊铁基 叶秋菊

在悬置、还原中探索——《清代学术与〈史记〉文学阐释研究》平议 张新科

研究综述

2021年司马迁研究综述 党艺峰

2021年《史记》研究综述 张 晶 祝培茜

考古发现与研究

2021年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 杜振虎

2021年《史记》考古发现研究 杜振虎

版本整理与研究

版本与校勘研究 王晓红

词语考证与语法研究 朱成华

著作简介与论文摘要

重要研究著作与论文集简介（2021） 师帅

重要论文摘要（2021） 张瑞芳

港台地区及海外研究

论《史记》英译的海外接受进程 魏泓

学术组织与专家

赵望秦教授 李淑芳

论文著作索引

司马迁研究论文目录（2021） 詹歆睿

《史记》研究论文目录（2021） 詹歆睿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著作目录（2021） 师帅

研究动态

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2021年学术年会暨中国史传文学与文化研究高端论坛在宝鸡文理学院召开 高军强

后记

约稿启事

书摘

“史记学”新的里程碑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学术意义

　　                     *

王子今

　　《史记研究集成》的 “十二本纪” 部分承西北大学出版社推出，隆重面世，是《史记》研究在中华书局 2016年新点校本之后又一重大成果，必将推动学术进步，提升文献学和史学史的研究水准。感谢徐卫民、张新科等先生辛劳的付出。他们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值得学界敬重。徐晔先生主持工作的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的切实指导和大力支持以及西北大学出版社马来、张萍等出版家们的精心设计、认真编校，使得这部兼具史学、文学、文献学、史学史、文学史多方面学术意义的论著得以出版，史学与文学学人们都会从内心深处表示感谢。而张岂之先生、袁仲一先生、柳斌杰先生、郑欣淼先生、安平秋先生的关心指导甚至直接介入，都是这项成果完成的重要条件。而这个学术工程起初立项，与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的历史学者孙达人的学术识见有关。

　　我在几年前接触过这部著作的稿本，现在看到正式出版的定本，感觉有明显的学术进步。这应该看作作者和出版方成功合作的工作创获。西北大学出版社对于这部著作带有挽救性质的处理，表现出敏锐的学术眼光，准确的学术判断，干练的学术魄力，开明的学术胸怀，高度的文化责任心，以及对作者劳动的充分尊重。现在看到面前这部大著，我作为普通读者，愿意表达对作者和出版家真诚的祝贺和感谢。

　　当然，希望《史记研究集成》这部大书的其他部分能够以更高的学术质量面世。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出版不仅提供了《史记》研究的新资料，对《史记》研究也具有推动和鼓舞作用。我自己是以秦汉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进程中的每一步，都需要从《史记》这样基本的秦汉史料中发掘历史文化信息。专门的《史记》研究，曾经出版《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增订本《千秋太史公：司马迁的史学与人类学》（书海出版社2018年），现在承担中华书局《月读》中“《史记》 讲座” 的任务，每个月提供一篇文章，大致已经一年。已经刊出的小文，有《〈史记〉对“浮辞”“浮说”的批判》《〈史记〉记录的帝王身体史信息》《〈史记〉说 “汗”》《太史公笔下的 “蚕”》《〈史记〉对“大疫”“天下疫”的记录》《〈史记〉中关于 “鼠” 的故事》《〈史记〉和〈秦记〉的关系》《〈史记〉最早记录了蝗灾》《〈史记〉论 “天下一统”“海内一统”》《〈史记〉书写的秦工程史》《“好会”：〈史记〉记述的和平外交》《“鲁缟”“蜀布”：〈史记〉所见纺织业地方品牌》《“谣”“谚”：〈史记〉的民间舆论关注》《〈史记〉说 “蜂” 与秦汉社会的甜蜜追求》《〈史记〉的长平杀降批判》等。这样持续一两年的工作，也会集成一本小书。近年其他已经发表和待刊的论文，还有《史家的 “童心”：〈史记〉阅读体验》《太史公笔下刘项的心思和表情》《关于刘项 “不读书”》《童年司马迁的“耕牧”生活》《秦史学史的第一页：〈史记〉秦文公、史敦事迹》《孔鲋的文化立场》《〈史记〉“失期，法皆斩”辨疑—关于陈胜暴动起因的史学史考察》《〈史记〉丝路酒香》《论孔鲋》《政论与史论：秦政治人物关于“史”的对话》等。在这里说这番话，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史记》研究其实有非常可观的学术空间，还有许多学术主题等待我们思考、探索、研究、理解，并且予以说明。今后的学术工作可以因《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出版得到新的资料、新的启示，这当然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这里借《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出版的机会，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史记》研究近几十年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是良莠不齐，且大多零散不成系列。西北大学出版社可以考虑出版《史记》研究书系，整合学术力量，进行适当规划，推出可以形成学术影响的系列性丛书。建议考虑以《史记》研究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修改、充实、提升和出版。

　　第二，西北大学出版社可以适时推出社会需要、学界需要的《史记》研究名著。或许可以成组出版，或以丛书形式出版。如郭嵩焘《史记札记》、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等。这些都是现在学界需求但难以得到的《史记》研究成果。还可以做这样的事，组织安排完成陈直《史记新证》的补写。陈直《汉书新证》有两版，台湾彰化师范大学陈文豪教授完成过对这两版《汉书新证》的比照研究，而《史记新证》只出版过一版，分量较《汉书新证》单薄许多。可以考虑请青年学者完成《史记新证补》，收纳在《史记新证》出版之后的新出文物资料。对于陈直先生原著因当时时代条件所限出现的疏误，也可以适当纠正。此书完成，会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另外，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是秦汉史研究名著，该书中所论内容涉及《史记》《汉书》共有的史料，作者引《汉书》而不引《史记》。这与作者的学术积累有关，也与“《汉书》学”较早兴起，先于《史记》研究有关。如果有学者就此进行分析，出一版以附注形式引录《史记》的本子，并进行相应的考察和说明，或许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感谢韩城市的朋友为这次活动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我的第三点建议，是希望韩城市建设高等级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太史公纪念馆、司马迁纪念馆，或者《史记》纪念馆，陈列一些汉代文物，包括对于秦汉经济史、交通史意义重大的“澂邑”仓储设施瓦当，对于秦汉生态史、秦汉园林史意义重大的 “扶荔宫令辟与天地无极”汉砖、芝川汉铁官出土文物等。此外，尽可能收集司马迁研究和《史记》研究的论著，同时建设司马迁研究和《史记》研究的数据库。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指导，西北大学出版社予以支持。这样可以看作“功德事”的学术贡献，将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

　　另外，还有一个想法在这里谈一谈，我认为是司马迁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可能以往有所忽略。《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在回顾自己生平时写道：“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非常明确地记录了，他在十岁以前，曾经有“耕牧”劳动的经历。我曾经撰写以秦汉时期的儿童劳动与劳动儿童为主题的论文，很惭愧，竟然忽略了这条史料。后来完成的拙著《秦汉儿童的世界》《插图秦汉儿童史》方才采用了这一记述。司马迁童年的“耕牧”生活，对于我们认识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史，有重要意义。对于司马迁文化理念的形成、历史意识的凝练、社会立场的表现，以及他人生事业的开端，这是不宜忽视的重要信息。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教育史来说，也有重要意义。梁启超赞美《史记》的“国民性”，侯外庐等赞美《史记》的“人民性”，《史记》这些文化特质的形成，与我们现今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的司马迁对体力劳动的特殊感觉，与底层劳动者的特殊亲近有密切关系。我们在《史记》研究、司马迁研究中应当注意这一主题。也希望韩城市的朋友们在讲解、介绍说明司马迁的人生历程和文化贡献的时候，突出说明一下司马迁十岁以前“耕牧河山之阳”的重要人生体验。这对于补足当今教育多所忽略的劳动教育的提示，也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