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常识
社会学之思与人们常说的“常识”有某种特别的关系。社会学由于其研究主题的缘故，与常识相互缠绕，给社会学的立场和实践都带来了一些后果。也正是这样的关系，导致社会学切中时势，富于洞见，有时还聚讼不已。说到底，自然科学似乎就不会操心如何去阐明自身与常识之间的关系。自然科学的研究实践无疑也有其社会要素，从科学家可能对现象做出推论而非观察的那些方式，到哪些科学会得到资助，科学的发现又是如何影响着我们怎样看待自身以及周遭世界。然而，人们往往会明确分离知识内容的直接效应与产生它们的那些社会背景。因此，与一套丰富多彩但往往缺乏组织、不成体系、有时难以明晰表达的知识之间，即与我们所称的常识之间，存在着边界。
对于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关注的那些东西，常识似乎无从置喙。他们所处理的主题仿佛并不属于人们的日常经验。那些不具备知识与技能的人通常不会认为自己有能力就诸如此类的话题形成看法，除非得到聚焦于自己研究内容专属领域的科学家的协助。说到底，自然科学所探究的对象似乎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显现，比如通过大型粒子加速器或高倍显微镜的透镜观察到的效应。科学家观察或推论现象，用它们来做特定条件下的实验，然后在有确定边界的研究者共同体中证明自己的发现。他们占有着相关经验，始终控制着处理、分析和解释。结果必须经受在专业领域中接受训练的其他科学家的评审。他们由此产生的知识不用与常识相竞争，原因很简单，对于他们的研究主题，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常识性的观点。
对于这种分离的特征概括能像上述说法那么简单么？科学知识的生产包含着社会因素，引导着、塑造着科学的实践，而科学发现也有着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连带意涵，在任何民主社会，都足够科学家们手忙脚乱去一一决定了。科学知识与背景知识或本地知识彼此互动：比如说，长久以来，人们不断积累知识，维持人居环境，以利于人类相对于动植物的生存，或是扩大医疗信息在整体人口中的可利用性，以质疑医生的专业技能。换言之，我们没法轻易区分科学研究的手段与其可能用于的目的，区分科学的实践知识或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本身。研究的资助方式，资金来源，或许都会影响研究的结果，这些利益都有可能扭曲结果。公众关注我们吃的食品的质量，我们个人使用互联网的数据存储，我们所依赖并居处其中的环境的保护，基因工程的角色，遗传信息的专利化，只是单凭科学无法决定的诸多问题中的寥寥数例。这些关注并不只是某个专家群体中对于科学知识的有限证明，而是其他形式的证明，也涉及科学知识的应用，以及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和未来所产生的后果。说到底，我们在谈论的是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控制，是我们的社会正在趋向何方。
这些话题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与他人的共处之中，都会彼此发生互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展现出数量惊人的默含知识（tacit knowledge），这些知识使我们有能力应对日常生活中的事务。我们每个人都是富于技能的行动者。不过，我们能得到什么，我们是什么，还要看其他人。毕竟，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过和伴侣、朋友或陌生人之间沟通失败的痛苦经历。我们都体验过不同程度的社会失位、驱逐、共在与归属。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要是这一事实不存在，我们就没有能力在与他人的共处中过日子。不过，尽管我们深陷于各自的例行活动，也通晓针对我们进行互动时所处的社会场景的实践知识，但一般不会系统地思考，我们完成的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或是它为何会发生，也不会拿自己的私人体验与他人的命运相比较；或许有一个例外，就是观看对于在电视和社交媒体上炫示消费的那些公共议题的私人回应。无论如何，在这里，社会议题的私人化往往得到了巩固，从而使我们减轻了压力，可以在被视为个人回应而不是更一般性的文化表述的内容中，理解社会关系的动态机制及其后果。
社会学之思把我们带入一种关系性的理解。它看的是个体，但将其定位在某种社会环境之中。作为一种探究模式，它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个人生平是怎样与我们和其他人共享的历史相互交织的？”或者，“我们的文化如何塑造我们之所见所为？”社会学家本身也属于这种经验的组成部分，因此，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与其研究的对象保持距离，即把生活经验/生命体验（life experiences）看作是“在那儿”的客体对象，也无法与其致力把握的知识彻底撇清关系。话说回来，他们采用各种研究方法，从各社会内部和诸社会之间进行整体比较的外延式方法，到深入社会群体理解其动态机制的内涵式体验，力求由此把握经验/体验，同时拥有内在的和外在的观察，就此而言，倒也可能是一种优势。这样就产生了有关人的境况的一大批充满洞见的丰硕研究成果，基于实践理性的框架来看，其产生理解的基础有的相互邻近，有的相距遥远。
说到对人的境况的研究，社会学需要理解人的行动、人造制品以及环境被赋予的意义，然后才能通过调查问卷、访谈、视觉材料或观察来展开他们的考察。家庭、组织、亲属网络、邻里住区、城市与村庄、民族和教会，以及其他种种由常规的人类互动维系一体的群体组合方式，都已经被相关行动者赋予了内在意义和外在意涵。其结果，社会学研究的现象已经承载了意义，因此深陷于塑造实践理性的现实当中。这些知识形式之间的边界流变不居，它们各自的界限也随之变移。就像遗传科学家成果的应用，以及对于社会生活造成的连带后果，社会学相对于社会知识而言的自主性也会接受思考、得到巩固甚至陷入争讼。这并非社会学所独有，对于整体上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都有针对性，但我们仍然能以如下方式来考虑社会学与常识之间的关联。
首先，社会学要依据其证明模式，遵从负责任的沟通的规则，即一些被广泛接受的制度化方式，构成基于证据的理解与说明。这是处在一个共有的研究者共同体当中的科学的一项属性，使一门学科有别于其他知识形式和证明方式。人们期待社会学家非常注意区分哪些是得到可以利用的证据证明的陈述，哪些是只能属于未经检验的临时观念的命题。负责任的言谈的规则要求，必须开放导向最终洞见的整套程序以供审察。负责任的言谈还应当参考有关其话题的其他研究，以据说能增进其理解的方式结合其他研究。通过这种方式，就会大大增进信度和适用性。事实上，科学的合法性乃是基于我们的信念，坚信科学从业者会遵守负责任的言谈的规则，而那些科学家本身又能够依据生产过程的严格性，宣称他们生产出的知识具备效度和信度。
其次，社会学之思可以提取材料的领域是有一定规模的。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领域仅限于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说，限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所遇见的人，所追求的事情，以及我们如常展开互动所处的时间和场所。我们还发现自己经由互联网、电视、报纸、书籍和社交媒体之类中介，面对他人的经历与观点。就此而言，我们经历的视域获得了拓展。不过，这可能是选择性的，有赖于特定的观点，它们无非是既有生活世界的进一步放大，其间的差异会转化为怀疑和责骂的对象，而不是理解的对象。因此，纵然这世上的境况和经验是如此丰富多姿，它们都只是某种特定的视角，可能有失全面，甚或充满偏见。只有当我们把从形形色色的生活世界中得来的经验合在一起加以比较，才能考察这些议题。只有到那时，才会揭示出个体经验的只是有限的现实，才会揭示出这些个体所卷入的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这种网络远远超出了单个人生平的视角可能触及的领域。有鉴于此，社会学家对于这种更为广泛的视角的探求大有差异，不仅大大增加了知识的数量，而且大大改善了知识的质量，改进了知识的用途。社会学知识能够提供某些重要的东西，是常识本身所无法提供的，无论这种常识有多么丰富，多么深刻。
这些知识形式还有第三种方式的差异：就其对于各种事件和情势的理解与说明而言，每种知识形式领会人类现实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基于自己的经验得知，我们是自身行动的“作者”；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为乃是出自我们的意图或感情，哪怕其结局或许出乎意外。我们的作为通常是为了实现某种事态，无论是为了拥有某个客体对象，为了得到赞扬，还是为了避免我们不喜欢的什么东西，或是为了帮助朋友。我们仿效考虑自身行动的方式，去领会其他人的行动，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有鉴于此，我们唯一能够领会周遭属人世界的方式，就是仅仅从各自的生活世界中提取我们的说明工具。我们往往会将整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看作是某人有意图的行动的某种结局。我们寻找一些人来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一旦找到这些人，就相信我们的探究大功告成。我们假定，在我们乐观其成的那些事件背后，必然蕴涵着善心；而在我们不愿见到的那些事件背后，则肯定掩藏着恶意。大体说来，人们觉得很难接受说有这么一种情境，并非某个可以认定的人的有意图行动的效果。
那些在公共领域中宣称谈论的是现实的人，从政客、记者到市场研究者、商业推销员，就符合上述倾向，谈论什么“国家需要”或“经济需求”。说得好像会根据具有特定需要或需求的个体的标准来建设国家、打造经济。与此类似，我们每天读到和听到的那些有关民族、国家、经济体系的复杂问题，都被说成是一批经过选择的个体的所思所为而产生的效应，这些个体不仅有名有姓，更可以刻画形貌、进行访谈。同样，政府及其发言人也常常把矛头指向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或是借助焦点小组和民意投票，大谈什么“公共要求”，以此豁免自己的责任。
社会学与这些观点各自带有的特殊性存在张力，有时甚至截然相对，仿佛能够轻易转译成一种信念，相信自己表述着某种一般事态。社会学并不想当然地接受某些理解方式，仿佛它们构成了某种自然而然的说明事件的方式，能够与历史变迁径直分离，或者与这些表述所源自的社会位置明确区分。由于社会学的调查乃是基于型构（依赖网络），而不是个体行动者或个别的行动，也就证明，如果将各自孤立、受动机促动的个体这一寻常比喻作为关键，来理解人类世界，包括我们自己全然属于个体性、私人性的所思所为，并不是一种理解我们自身和他人的合适方式。所谓社会学之思，就是通过分析人类互赖的多重网络，来领会人的境况。为了说明我们的动机，以及这些动机被促动后所产生的效应，我们就需要诉诸这种多重网络，它就是最现实的一类现实（toughest of realities）。
我们还应当指出，常识的力量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使我们能够寻路觅向，通行世界，故而有赖于不言自明的性质，也就是说，不会质疑其蕴涵的规定，在实践中具有自我确认的性质。因此，它会很容易诉诸日常生活的那种习惯成自然的例行性质，这种性质既引导了我们的常识，也受着常识的引导。我们需要这种性质，以顺利应对我们的生活。只要重复得足够多，事情就往往会令人倍感熟悉，而熟悉的东西就会变得自带说明。它使我们能够寻路觅向，通行世界，不会显现出任何问题，所以也不会激起多少好奇。如果人们满足于“一切正常”（things are as they are），就不会提出问题。至于为何说“一切正常”，是无须省察的。就算受到质疑，也很容易紧跟着对于这类干扰的抗拒。宿命论在这里也可能发挥了作用，因为人们坚信，对于我们行事所处的状况，人力基本不能有所改变，这就使我们免除了变化所带来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