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李有成教授过去三十余年学术论文的自选集。 共收入论文二十四篇，关注的议题多元而繁复，反映了作者不同阶段的学术关怀与志趣，主要涵盖了文学史的政治、阅读的伦理、理论的旅行、阶级与文化研究、现当代华文文学、离散文学与文化等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则多取径于较具批判意识的当代理论，诸如弱势族裔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 离散论述等，清楚展现了作者长期坚持的批评立场与学术理念。书末并附有一篇访谈录，作者在访谈中畅论其多年来对理论和文学创作的体认与看法，对了解书中诸篇论文具有辅助与澄清作用。

对作者而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不仅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形式，亦且是我们了解世界、体察现实人生的重 要途径，其终极关怀更在于激发思辨，甚至与现实 协商，寻求改变。此即作者念兹在兹的学术研究的 淑世功能。这本选集所收论文行文流畅，论证清晰， 所论多能紧扣历史现实，即使引用术语也无不经过反刍，厘清，务必做到通达易解。这是一本不难亲 近的学术著作。

李有成，曾任;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高雄中山大学合聘教授、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兼任教授、《欧美研究》季刊主编、《中外文学》与《师大学报》等学术期刊编辑委员，另曾担任台湾地区比较文学学会理事长、英美文学学会理事与常务监事；现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现代文学》半年刊发行人，《中外文学》、《英美文学评论》、《中山人文学报》Concentric 等学术期刊编辑顾问。作者并曾在美国杜克大学、宾州大学、纽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东英格利亚大学、布鲁内尔大学担任访问学者。除中英文期刊或论文 集学术论文外，其学术近著有《在理论的年代》《逾越：非裔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他者》《离散》《记忆》《和解：文学研究的省思》《记忆政治》等。作者另著有散文集《在甘地铜像前：我的伦敦札记》《荒文野字》《诗的回忆及其他》及诗集《鸟及其他》 《时间》《迷路蝴蝶》《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蝉声》等。

自序

绪论 淑世批评

壹 文学史与文学事实

文学史的政治

历史与现实张错的诗观与其离散诗

晚期风格论余光中的长诗《秭归祭屈原》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中国

贰 文学行动与文化批评

阅读行为的伦理时刻

理论旅行与文学史

《拉奥孔》的文学中心主义

阶级、文化唯物主义与文化研究

《关键词》与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方法

帝国与文化

帝国主义、文学生产与远距离控制

叁 历史记忆与文学生产

历史的鬼魅李永平小说中的战争记忆

温祥英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三年八个月重读依藤的《彼南劫灰录》

在种族政治的阴影下论20世纪60年代的马华新诗

《婆罗洲之子》少年李永平的国族寓言

;五一三的幽灵

胶林之外论冰谷的散文

六十年来家国论潘正镭的《太阳正走过半个下午》

诗的政治有关20世纪60年代马华现代诗的回忆与省思

肆 离散与文化生产

《密西西比的马萨拉》与离散美学

赵健秀的文学英雄主义寻找一个属于华裔美国文学的传统

记忆政治赵健秀的《唐老亚》

陈查礼的幽灵赵健秀的《甘卡丁公路》

附录 理论的基因访李有成谈理论、年代与创作

绪论 淑世批评

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白居易《与元九书》

一

20世纪70年代伊始，我初上大学，不久即认识了勒内韦勒克的大名，后来读到他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开启了我对现代理论与文学研究比较系统的了解。韦勒克为捷克人，在维也纳出生，就读于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等我上研究所时我才知道，他还是著名的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发起人。这个学派的重要成员还包括日后在文学理论方面对我有颇多启发的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欧洲;二战前夕韦勒克移居伦敦，任教于今天的伦敦大学学院；;二战爆发后他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最初在爱荷华大学教书；1946年转任耶鲁大学教职，并在耶鲁设立了比较文学系。

《文学理论》一书出版于1949年。七十余年后的今天，愿意认真阅读或讨论此书的人可能不多了；不过在出版之初，此书可是英语世界少有的志在建立文学学术的一部著作。数十年后重读《文学理论》，我仍然以为此书堪称体大思精，至少作者相当有系统地论证了文学与文学研究的本质与范畴，可说开此类著作的先河。《文学理论》全书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旨在界定文学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除分章分节描述文学的功能外，还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划定范畴，最后尚为一般文学、比较文学及国家文学区隔分界。第二部分篇幅最短，只是提纲挈领地讨论了从事文学学术研究的若干基础功夫，诸如版本、考证、编纂、书目、笺注、训诂等传统学问。韦勒克与沃伦的重心显然摆在第三与第四章，也就是文学的外缘研究与内缘研究。这两章又各分数节，合起来竟占了全书约五分之四的篇幅。从篇幅所占的比例不难看出这两章的重要性。

将文学研究就其性质与方法做二元区隔无疑是《文学理论》一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文学的外缘研究方面，韦勒克与沃伦依序分析了文学与传记、文学与心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思想、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他们开宗明义指出，文学的外缘研究关注的是作品的背景、环境与外在因素等。;虽然lsquo;外缘rsquo;研究可能只是尝试以文学的社会脉络与前因后果诠释文学，但是在多数的情况之下，这样的研究不免沦为lsquo;因果rsquo;的解释最后甚至将之降为文学的起源论。他们并不否认，具备文学生产条件的适当知识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诠释价值也是毋庸置疑；只是在他们看来，;因果研究显然无法处理像文学艺术作品此一客体中描述、分析及评价的问题

从上述的总结不难看出，韦勒克与沃伦对文学的外缘研究是有所保留的。此之所以《文学理论》一书的重点其实是内缘研究，他们认为，这才是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用他们的话说：;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应该是去关注实际的文艺作品本身。换言之，文学研究必须就文学论文学，这不仅是文学研究的正途，更是内缘研究的基本精神。因此他们对当时的某些发展趋势感到振奋不已，譬如文学研究正以现代用词重新评估;古典修辞、诗学或韵律学等老方法，同时也不断引进以;现代文学广泛形式为基础的新方法。《文学理论》一书的大部分篇幅因此用来论证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基本构成要素，也就是文学之被视为美学艺术的重要成分。这些要素或成分正是内缘研究的主要关怀。在紧接下来的篇幅中，韦勒克与沃伦分别讨论了诸如谐音、节奏、格律、风格、文体、意象、隐喻、象征、神话、文类、评价、文学史，以及叙事的本质与模式等。这些修辞策略、美学技巧或形式结构塑造了文学身份的辨识标签，或者构成了韦勒克与沃伦所谓的;存在模式或;本体情境，也就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韦勒克与沃伦在谈到文学研究的老方法与新方法时，他们的指涉除了美国的新批评、英国的实际批评、法国的文本分析及德国的形式分析外，还有俄国形式主义及其捷克和波兰的追随者。我在本文一开始就提到韦勒克如何参与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建立，这个学派师承俄国形式主义，其成员之一的雅各布森后来也参与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成立雅各布森即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中最早提出文学性概念的人。1977年，韦勒克在为穆卡若夫斯基的一本英译论文选集撰写《前言》时，特别提起他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文学史的理论》；他在论文中自承;深深受惠于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的著作。《文学理论》一书确曾谈到文学性这个概念，书中为内缘研究所列举的诸多重点或要件也无非在为文学性张目。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尤其在论及文学评价的时候，在韦勒克与沃伦的规划里，内缘研究明显地要重于外缘研究，这样的规划甚至形成二元对立，而在此对立关系中，孰重孰轻，泾渭分明，而且似乎只见差异，未经辩证，独尊内缘研究的形势于焉形成。

二

《文学理论》一书多处论及俄国形式主义。譬如在讨论内缘研究中有关文学评价的问题时，韦勒克与沃伦就特别引介什克罗夫斯基的陌生化概念。什克罗夫斯基刻意突出求新求异作为评价诗的准绳，不过在韦勒克与沃伦看来，至少自浪漫主义以降，这个规范早就广为人知。虽然如此，他们却也认为，求新求异其实是相对的。他们借用穆卡若夫斯基的看法表示，诗的风格未必就一成不变，每在过于熟烂之后，诗的风格就可能推陈出新，旧瓶也可以装上新酒。既然谈到陌生化的问题，这里不妨引述我在接受同事单德兴访谈时的一段回忆，总结多年前我阅读什克罗夫斯基著作时对这个问题的了解：

这个概念原本是为了处理诗的语言。什克罗夫斯基认为，诗的语言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语言，前者是一种形式化（formed）的语言，比较迂回、间接，后者则属于散文的语言，比较简易、直接，陌生化造成二者的分野。艺术重在技巧，将那些看似陈腔滥调的事物陌生化的正是技巧；换言之，技巧使之耐读耐看，因而延长了我们观赏艺术或阅读文学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美学目的。熟悉的事物不容易引发我们新的知觉，陌生化因此具有激发我们重新审视熟悉的事物的功能，新的知觉带来新的视角，熟悉的事物也会产生新的意义。

这里简要地重温陌生化概念，目的不在检视韦勒克、穆卡若夫斯基与什克罗夫斯基之间在文学理论上的系谱关系。我的用意毋宁是在回顾与反省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求学那十余年间理论带给我的冲击。除了先前在英语世界早就流行一时的新批评、实际批评、神话批评等理论之外，前述斯拉夫语系的若干理论，如布拉格语言学派、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的形式方法，也陆续被引介到西欧与北美，然后再越过太平洋，旅行到亚太地区来。其后在法国所发展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德国的接受美学、美国的新历史主义，以及滥觞于英国伯明翰，并带有新左派色彩的文化研究，也在亚太地区的学院中引领风骚。当然，在美国另有源于20世纪60年代反越战、反体制、反歧视的女性主义、弱势族裔论述等。几乎同时，我们也开始接触到;二战之后，根植于;第三世界反帝与反殖民政治的后殖民论述。

这一套套、一波波的理论在短时间内几乎同时登场，一时风起云涌，目不暇给，不仅充斥了学院课程，也为整个人文科学带来重大的变化，既影响了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也模塑了我们理解外在世界的角度。我躬逢其盛，正好赶上了这样一个所谓大理论的时代。用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的话说：;当日常的社会或知识实践已经失灵，出现麻烦，且急需自我反省的时候，大型的理论就会出现。这些理论衍生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环境，回应不同社会或文化的需要，却也或多或少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世界许多地区的思想脉动。不过就理论的生产而言，这个现象倒也颇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自传书名所说的;有趣的时代。

迨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几位影响深远的理论家如巴特、阿尔都塞、福柯、拉康等先后离开人世，预示着大理论开始日渐式微。2003年9月25日萨义德病逝于纽约，2004年10月8日德里达在巴黎辞世，在象征意义上无异于宣告大理论时代的结束。经过了数十年的嬗变，此起彼落，各领风骚，大理论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而且这种规模与野心的理论容或一时再也不容易出现，有的学者如威廉姆斯甚至认为，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就已经进入所谓的后理论世代。可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从此可以松一口气，从此可以不必理会理论，然后回到伊格尔顿所说的;前理论的天真无邪的时代。伊格尔顿想说的是：;倘若理论指的是理性地对我们诸多指导性假设做系统性的反省，那么理论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是活在所谓的高理论的余波里，活在一个在某些方面早已超越阿尔都塞、巴特及德里达等思想家的时代，这些思想家曾经以其真知灼见丰饶了这个时代。我自己的看法并不复杂，就像孟子说的，;观于海者难为水，;理论其实已经成为我们知识传统的一部分，成为许多学术领域里必需的装备，甚至自成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我自己的体验是：;理论改变了整个人文科学，也改变了我们了解文本，了解文化实践与社会现象，乃至于了解世界的方式。理论不会消失，只会以不同的面貌不断出现。

三

我的学术的形塑期就是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与知识氛围里度过的。从新批评到后结构主义，尽管理论修辞和批评策略大异其趣，对语言符号的关注却是不分轩轾的。笼统言之，这个时期文学批评所经历的主要是语言的转向。韦勒克与沃伦视;文学作品为美学客体，能够激发美学经验，而且;使文学作品之成为文学的，正是文学作品的美学结构。他们更进一步总结：;在一件成功的文艺作品里，其素材会被完整地融入形式中：曾经的lsquo;世界rsquo;就变成了lsquo;语言rsquo;。在他们的认知里，创作所指涉的;世界最后只能是语言的构成。;世界不论伟大或渺小，完整或琐碎，诗人与作家最初与最后所仰赖的总是语言语言才是美学结构的基础。韦勒克与沃伦论证文学性，绍续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传统，其标准与规范无非建立在这样的美学结构上。《红楼梦》或《哈姆雷特》之伟大与否，对他们而言，文学性是最重要的考量。文学性让文学自身俱足，正好体现了文学的自主性。

语言的转向到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无疑是另一个高峰。譬如巴特，在《意象_音乐_文本》一书中他这样概括书写的本质：;说话的是语言，不是作者；因此书写时是语言在行动，在;演出，不是;我。他甚至把这个理解推到极致：;书写文本的我本身从来就只是一个纸上的我。巴特的意思是，这个;纸上的我其实就是个语言的构成，其存在大抵是书写的结果。书写只是语言的效应。

文本在这样的脉络之下也有了新的意义。德里达的名言;文本之外无他或;别无外在文本不时被援引说明后结构主义看待文本的立场，或者对文本性的普遍看法。按后结构主义至少德里达的解构批评的说法，文本既受制于语言，而语言的意符既暧昧而又模糊，其符意更是变动不居，语言终究只是层层轨迹，任何诠释所仰赖者只有文本，没有指涉，没有始源，没有中心，没有终极意义。文本因此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一个不断自我解构的系统。诠释更没有所谓的权威或者;超越的符意。这样的文本观显然是反文学的脉络主义的，等于否定各种版本的模拟论。哲学家罗逖即据此称之为文本主义，并且语带嘲讽地表示：;在我们的世纪，某些人写作，仿佛除了文本之外，就别无其他。就像十九世纪时有人相信，理念之外别无其他。

当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他或;别无外在文本时，他其实不在否定指涉的存在，其重点在凸显语言的重重迹痕如何导致指涉不复可求。换言之，经历文本化之后，指涉即成为文本的建构，指涉既经文本中介，只能潜存于文本之中，不在文本之外。我后来的理解是，文本性之排斥指涉，与文学性之否定世界其实是异曲同工的，而且都与语言有关，都是在刻意排除外在的干预，要从外在世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这个视角理解，两者都有其正本清源的积极意义。仅就研究文学而言，这样的理解让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论说文学的自主性，甚至文学研究如何自成领域，而与其他学术领域如何有所区隔。

不过我很快就另有其他体会，尤其是在多方阅读弱势族裔论述、后殖民论述及文化研究理论之后，我深切体会到文学的生产和领受是如何紧扣情境的（situated），如何受制于现实人生、感情生活、经济活动，乃至于思想意识的。文学有其指涉性，与世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萨义德即曾以现世性（worldliness）与环境性（circumstantiality）等概念描述文学介入现世的复杂现象。他说：

文本有其存在的方式，即使是最稀有的形式，文本总是为情境、时间、地点及社会所牵绊简单言之，文本是在世界里，因此是现世的。某个文本不论是否被保存或被搁放了一段时间，不论是否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不论是否被视为危险，这一切都与这个文本之存在世上有关，这是要比阅读的私密过程更为复杂的事。

萨义德相信大部分批评家都会同意：;每个文学文本总在某个程度上负载着其情境的重担，负载着文学文本从中冒现的显而易见的经验现实。为了突出他的观点，萨义德甚至引述中世纪阿拉伯世界中不同解经学派对《古兰经》的诠释传统。他的论证相当繁复，无须赘述。简单言之，他特别推崇扎希利派（Zahirite）的理论，这个理论代表了处理;文本作为有意义的形式的某种命题，;现世性、环境性、文本作为既有感情独特性与历史偶然性事件的地位，这一切都被要求纳入文本之中，成为传达与生产意义的能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萨义德看来：;一个文本自有其独特的情境，对诠释者及其诠释均给予约束，不是因为情境以神秘之姿隐藏在文本里，而是因为情境也像文本客体那样，存在于同一层次的表面特殊性上。

萨义德对耽于所谓文本性迷宫的游戏颇有微词，他戏称德里达与福柯为;欧洲革命文本性的先知，对他们跨越大西洋被美国文学理论界典律化和本土化很不以为然。他批评;美国甚或欧洲的文学理论现在很明显地接受了不介入原则，力求避免与;现世、环境，或受社会污染的任何事物发生瓜葛。他因此将文本性非难为;神秘与消过毒的题材。文本性不仅成为历史的;对立与换置，文本性似乎真有其事，只不过不知此事发生在何时何处。换言之，文本性抽离了历史时空，使文本沦为非历史的与非社会的孤立个体。最后，萨义德宣示：;我的立场是，文本都是现世的，在某个程度上，文本也是事件，而且即使文本否认这一点，文本总还是社会、人生，当然也是文本之被存在与诠释的历史时刻的一部分。

依萨义德的说法，文学文本既存在于现世，亦且是现世的，因此乃其所置身于被诠释的社会、生活及历史的一部分，为人世种种所牵绊，本身就是个事件。既是事件，就可能引发效应或造成某些后果。萨义德楬橥他所说的世俗批评（secular criticism），所据即上述他对文学文本的认知。文学批评的工作就是要揭露文本与其生产或领受时空环境萨义德所说的现世的纠葛或合谋共计。依此而论，文本是过去的，批评则属于未来。批评也是现世的，与批评家的生命关怀及其身处的历史时刻或意识形态环境有关。批评的目的无非在于解放在于将被压抑、换置或泯除的声音自文本的文本性中解放出来。萨义德还因此将文学批评与其他文类等量齐观，认为批评同样紧扣情境，是;持怀疑论的，世俗的，同时反思地接受自身的失败。这并非意味着批评是价值中立的。相反的是，批评意识无可避免的轨线是在探索阅读，生产与传输每个文本时所蕴含的政治、社会及人的价值背后的某种深意。

上述的论证当然无法全面涵盖萨义德的批评事业。他固然对德里达式的文本性论说深表不满，但他不可能不知道文本性是文学文本的基础，他质疑的无非是沉湎于文本性的语言游戏，担忧的是刻意将文学文本隔离在社会人生的无菌室内。他之所以主张世俗批评，目的在强调，并不是;文本之外无他；文本之外其实另有天地，这个天地，一言以蔽之，就是纠葛万端的对世俗的关怀。他反复论说文学批评的功能，就是要解放文本性中被压抑的诸多价值与现世之间的复杂关系。萨义德论东方主义与其所持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立场无不是出于这样的批评意识。有趣的是，即以其对东方主义的剖析与批判而论，他明显地诉诸结构主义所惯用的二元对立，同时也是德里达所说的暴虐层系。我后来发现耶鲁大学的弗莱也有类似的体认。他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是透过结构主义的假设操作的，其主要关怀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彼此相互依存的二元对立。萨义德对结构主义的议程并无兴趣，只不过结构主义的二元论假设正好为他提供了适切的论述策略，揭露东方主义如何成为西方强势文化的共谋，不露痕迹地将东方模塑为他者，东方主义也因此沦为具有宰制意义的学术与意识形态工具。原先只是为解释符号系统如何经由对比生产意义的分析方法，在萨义德的操作之下，二元对立也因此一变而为具有批判意义的论述策略。

萨义德的做法当然也引发不少批评。论者或谓自我与他者之间虽属二元宰制关系，东西方的地理二元论却也未必那么截然分明，尤其摆在殖民情境，就事论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未必就不存在着模糊暧昧的关系。再用弗莱的话说：;这之间有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矛盾暧昧，以及底层民众的矛盾暧昧。促成殖民的不会只有一种态度。话虽如此，我们别忘了，萨义德论述的地理空间主要是中东与;第三世界，而历史上宰制这些地理空间的是美欧霸权，他对新旧帝国主义的批判旗帜鲜明，并无模糊暧昧的必要。萨义德曾就李欧塔以及福柯对;解放与启蒙的叙事缺乏信仰表示不以为然。他义正词严指出：

在李欧塔与福柯两人身上，我们确然发现用来解释对解放叙事的政治大失所望的同样譬喻。再也没有什么值得期待：我们深陷入我们自身的圈子里，而现在圈子被一条线封住了。支持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巴勒斯坦、伊朗的反殖民斗争，代表的是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积极介入政治与哲学上的反帝国殖民，经过多年之后，疲惫与失望的时刻终于到来。

显然，萨义德对李欧塔论后现代主义缺少大叙事的说法大表不满。在他看来，面对美欧霸权，;第三世界仍然需要解放的大叙事。这话说得不假，不论就地缘政治或地缘文化而言，当侵略、压迫、歧视与苦难在人世间依然时有所闻，解放的大叙事还是不可或缺的。只是萨义德忽略的是，解放的大叙事固然重要，小叙事所代表的文化霸权之外微弱的声音，显然也不应该受到压制。小叙事让弱势者或边缘主体不至于遭到噤声或消音。

同样的道理似乎也适用于萨义德对德里达的批评。德里达的文本性概念其实与其语言符号理论有关。后结构主义或者德里达的解构批评强调符号的不稳定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对传统上所谓的真理、始源、中心、真实等意义不再持稳定的看法，因而对许多建制的结构无不存疑，甚至因此松动了任何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语言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父权与强制认同、严苛的一元或二元思考、功利理性等。我的看法是，后结构主义的符号理论不只适用于处理书写与意义的问题，其实也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在全球化之下各式流动诸如人员、文化、物资、资金等所造成的现象，包括家园、属性、再现、身份认同等过去总以为稳如磐石的观念。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在德里达的许多著述与访谈中看到这种政治与伦理的转向，再回头思考他之前讨论语言与文字的若干著作，明显地产生跟过去不同的体会。德里达后来不止一次析论公义、责任、友情、宽恕、送礼、待客之道、世界主义等日常生活中可能碰触到的政治与伦理时刻。他甚至不避夫子自道，提醒我们过去他若干被视为解构的文本和论述其实无不涉及政治与伦理议题。解构活动既始于松动与复杂化某些价值的吊诡性，这样的政治与伦理时刻正好标志着德里达理论原本潜在的解放面向。

四

我的学术的形塑期大致就是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与知识氛围中度过的。2006年我出版《在理论的年代》一书，书中所收论文颇能反映这段大理论时期我亲历的一些轨迹：我如何徘徊在文本性与现世性之间，又如何从专注于文本性的研究转向涵纳现世性的重大关怀。对我个人而言，这个转折至关紧要。经历了这段形塑期，我逐渐模塑了自己的批评立场，也明确了自己的学术关怀。在大理论之后，当然还会有其他理论出现，成一家之言的理论家依然大有人在，像德勒兹、阿甘本、巴迪欧、洪希耶等等，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而且这期间我也清楚意识到，理论也是现世的，与其出现的时空环境密切相关，理论更是具有文化的独特性。我曾在《他者》一书的绪论中指出：;早在20世纪80与90年代，克里斯蒂娃就一再析论陌生人的角色；德里达也反复讨论如何待客，如何悦纳异己；列维纳斯则以伦理学为其哲学重心，畅论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哈贝马斯更主张要包容他者。这些论述或思想之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应该有相当实际的现实基础与伦理关怀。这里所说的现实基础与伦理关怀无非指的是理论出现的时空环境和政治与文化条件，在在涉及欧洲过去二三十年所面对的移民问题。尤其在经济不振、失业率高的时候，有些人特别是政治人物在束手无策之余，就开始寻找替罪羔羊，客工与移民往往就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就像我在《我写〈他者〉》一文中所说的：;各种形式的反移民活动因此时有所闻，各国以反移民为号召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与新纳粹主义运动也应运而起。反移民所具现的排外恐惧说明了法西斯主义的阴魂仍然潜伏在某些人心中，并未形消于无。历史血泪斑斑，殷鉴不远，许多思想家忧心忡忡，因此才会几乎同时纷纷著书立说，以各种论述尝试打开困境。

类似的事例也促使我反省文学与文化研究乃至于人文学术的重要意义。学术重在创新，科学是个现成的例子。科学追求创意，正因为不断推陈出新，科学才能日新月异，才能造成孔恩所说的典范转移，甚至引发科学革命。人文学术自然也不例外。如果故步自封，拾人牙慧，少了创见，人文学术就不可能开发新的议题、拓展新的领域，遑论丰富人文传统。因此人文学术也跟科学一样，必须重视创见。只是在创见之外，人文学术应该还有其他的关怀。这让我想起一位英国朋友跟我说过的一件事。我的朋友是位社会学家，当时担任西伦敦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有一次一位研究干细胞的同事去办公室见他，目的在说服我的朋友支持他的研究计划。他的同事表示，他的研究是为了改善人类生活，追求更美好的人类社会。我的朋友在向我讲述这件事时，还补上一句话：;那不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吗？

我的朋友的意思是，身为人文学者或社会科学家，我们投身学术研究，无非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激发思考，带来改变，让社会更为公平合理，生活更为美好幸福，文化更为丰美坚实。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脱离了人与社会，人文与社会科学恐怕只会沦为空谈，既失去对人世的关怀，也无法回应社会的需要。因此我非常了解我的朋友那句问话的意思。回到我比较熟知的文学研究，应该从我的学术形塑期开始，我就深刻体会到，与其他的学科领域一样，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形式，是我们了解世界，体察人生的重要方式。我始终相信，文学在文学性或文本性之外，或者说在美学功能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淑世功能。对我而言，研究文学是为了了解世界，体察生命，是为了激发思辨，甚至与现实协商，带来改变。透过文学研究检讨与省思这个世界或现实人生所面对的种种问题，看似迂回，或许不如某些社会科学那么直接，有时候由于文学的感性反而能够直指核心。显然，文学的功能也不只是为了陶冶性情，变换气质，或者点缀性地为某些人增添人文气息而已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是文学的功能不应仅此而已。

我早年研究非裔与亚裔美国文学，这样的感受与体认尤其深刻。以非裔美国文学而论，其历史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其发展经验特殊，反而具有启发意义。两百多年来，非裔美国作家与批评家不断以其创作与批评论述挑战和碰撞由白人男性所主导的美国文学典律，或者以另类或修正主义的文学史观，批评主流美国文学史的偏颇与武断，把非裔美国文学排拒在传统的美国典律之外。过去三四十年，美国学术界不时有重写美国文学史之议，非裔美国作家与批评家的努力不无推波助澜之功。非裔美国批评家雷丁（J. Saunders Redding）曾经称非裔美国文学为;必要的文学，既要突出其美学功能，还要兼顾其出于现实需要的政治目的。这里说的政治其实未必与时际的政治有关，而是希望经由某种批评和反思的过程，带动某些理想的实质改变。

我的看法与雷丁类似，不过我更重视的是非裔美国文学背后的逾越现象，我因此称之为逾越的文学：

非裔美国作家企图逾越的不仅是美国文学的霸权典律而已，这是文学建制与美学系统的问题，其背后所牵涉的仍是结构性的种族歧视现象；他们同时有意借其文学实践，逾越美国社会中由种族这个类别所蛮横界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藩篱。从广泛流传于美国黑人社群的捣蛋鬼（trickster）的故事，到民间传唱的灵歌、民谣与劳动歌曲的抗争意识，到内战前后风行一时的黑奴自述（slave narratives）中诸多颠覆蓄奴制度的越轨行为，到现当代非裔美国文学中常见的种种跨界现象，两百多年来，非裔美国文学生产所塑造的无疑是一个逾越的文学传统非裔美国作家不但勇敢逾越种族疆界，亦且进一步挑战性别与阶级等类别所划定的界线，如种族隔离（segregation）时代的许多社会实践，更重要的还是无形的种族、性别、阶级等的歧视行为。有形的疆界比较容易逾越，无形的疆界存在于人心阴暗之处，隐晦而不容易侦测，因此益发难以逾越。

非裔美国文学生产显然紧扣非裔美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当下现实境遇，其挑战美国文学典律、介入现世并且尝试引发思辨甚至改变美国社会种种歧视性安排的意图至为明显。在这样的文学传统下所滋生的批评产业，其面貌与功能自然也饶富类似的淑世意义。

这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淑世批评。我发现晚近发展的许多批评产业无不隐含这样的功能与目的：弱势族裔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环境研究、失能研究、创伤研究、记忆研究、医疗人文研究等等，关怀容或不同，方法与取径容或有异，但其初心始终不脱淑世的本意，都是我所向往的淑世批评。这些丰硕多样的批评产业也反映了文学的繁复面向与多元关怀，同时更反证了现世人生如何复杂，议题如何层出不穷。

五

这本选集收入的论文多少反映了这些年来我对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基本想法，我希望这些论文能够具现我念兹在兹的学术的淑世意义。为了方便阅读，我把这些论文分成四辑，当然这样的分辑有时候也会显得武断和勉强，因为有些论文在议题上其实也可以跨辑分列。这一点只能要求读者自行参照了。辑壹所收论文与现当代文学有关，所论涉及文学史、作家或个别作品，我希望我的论证能够紧扣历史现实，不至于无的放矢。辑贰偏于理论，触及的议题包括阅读伦理、理论旅行、阶级与文化研究、文化与殖民统治等，这些论文透露了后结构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对我的启发。我向来对套用理论诠释文学文本有所保留，不过从我的论证过程不难看出，某些思想家或批评家的真知灼见是如何帮助我处理若干文学与文化议题的。辑三所收论文性质相对一致，这些论文都与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华文文学有关，尤其马华文学，无疑是两岸之外最重要的一支华文文学。马华文学虽然只有百余年历史，尽管历史上与两岸文学有些牵连，但是早已自成传统，近年来渐受国际学界重视，两岸研究马华文学的学者也大有人在，而在两岸出版其个人创作的马华作家也日见增多，马华文学研究是个甚具潜力的新兴学术领域。辑肆诸篇都涉及离散的议题，我希望借由这些论文思构离散的理论与关怀重点。其中三篇论文集中以离散的视角讨论赵健秀（Frank Chin）的理论及其小说，赵健秀为著名华裔美国作家，他的文学产业总与美国华人的移民历史与现状密切相关。

书名《历史的魅影》演绎自我论李永平小说论文的篇名。重读这些论文，我发现自己的论证背后多半潜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这样的历史意识或许可以让我的研究免于陷入议题的孤立与视野的褊狭。我和李永平认交四十年，他不幸于2017年夏秋之间因病离世。2014年他荣获第三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大奖（现改称中山文学奖），遵医所嘱，他还特地邀我陪他赴广东中山市领奖。倏忽间老友离去已数年，本书书名脱胎自讨论其小说的论文篇名，除了刻意彰显书中论文所隐含的历史意识外，多少也有纪念老友之意。

此外，书中有不少论文涉及离散的议题，由于我出版过专书《离散》，这几年我常会被问到这个议题。我最常碰到的问题是：离散是否应该有个尽期？换言之，离散是否应该设定结束的时间？譬如说，在一个人入籍其他国家之后？我对这一类机械性的问题其实兴趣不大。非洲人被迫离散黑色非洲不下四百年了，学术界不是还在讨论非洲离散或黑人离散？犹太人的状况更是为大家所耳熟能详。离散显然不是时间的问题。在我看来，离散除了是一种生存状态之外，还是一种心境，一种心态。;离散意识本来就超越国家疆界，召唤的不仅是共时的、平面的生存经验，同时还有历时的、垂直的文化经验；在离散意识的观照下，这样的经验不只具有当下现实的意义，而且还展现了历史纵深的维度。从这个角度不难看出离散与文化记忆的关系，离散之为方法因此也不难了解。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怀正好体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根本的淑世功能。

（括注和脚注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