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当首次接触到这部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的学术专著时，我便深知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如今，在2005年上海书店中文版基础上进行修订再版，能以译者的身份为其执笔作序，既是荣幸，更觉责任重大。这部著作聚焦商品经济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江南，围绕1840至1949年间地主、佃户与国家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为我们揭开了晚清民国时期农村社会的复杂图景。

在古代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维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农民征收地租和赋税，而这一体制的延续又仰仗地主和佃户、国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有序关系。本书以这一核心逻辑为出发点，将研究目光锁定在江南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区域，尤其是传统江南核心地区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和太仓州。从目录中不难看出，作者以时间为脉络，从清代中前期的社会关系切入，历经19世纪中叶的民众反抗、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的影响、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农村重建，再到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与民众反抗，层层递进地勾勒出江南地区地租、赋税与农民反抗斗争的演变轨迹。

书中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其提出的新颖论点。作者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及田野调查数据的细致梳理，指出地租并非在某一特定事件中突然消失，而是在佃户时断时续却整体日益频繁的反抗中逐渐消亡的。同时，随着国家财政需求的增加、国家对租税征收的介入，再加上严重通货膨胀导致佃户实际负担上升，佃户对等地租的忍受程度不断降低。这一观点打破了以往对相关历史问题的单一认知，为我们理解地租消亡的过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此外，书中关于地主和佃户关系的补充认知也极具价值，比如佃户会通过要求政府为地主减税来实现自身减租的目的，在地主获得减税时也会理所当然地提出减租诉求，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两者关系中更为复杂和动态的一面。

作者以严谨的逻辑、简洁有力的论述，详细梳理了清代至民国江南地区的赋税结构演变和农民抗租、抗税集体行动，深入分析了赋税与地租的关系以及国家对地租征收的介入，最终呈现出一幅长江下游地区农民与租税演变的动态图像，清晰展现了国家、地主与佃户之间围绕租税产生的复杂关系。在当下，这部史料翔实、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出版价值，它不仅能为从事晚清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提供宝贵的参考，也能帮助更多读者深入认识那一时期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改变。

此次修订再版，我们在保留原版核心内容与学术价值的基础上，对部分内容进行了细致的校对与完善，力求让这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以更精准、更完善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这部著作的魅力，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选自[美]白凯著、林枫译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反抗斗争（1840194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1.绝版好书复活，获美国费正清奖，社会经济史领域经典之作。英文原版获李明珠、曼素恩等国际知名学者高度评价，《亚洲研究杂志》《社会历史》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刊发长篇书评，是理解近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绕不过的经典。绝版20年后，经作者、译者修订再版。

2.聚焦地租、赋税的演变，重新审视国家、地主、佃户三方的复杂关系。进入近代后，受内外部因素影响，国家、地主、佃户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也随之改变。本书即从这一视角切入，考察传统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转型；

3.关注农民反抗斗争，剖析长江下游地区的农民诉求。本书考察近代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农民反抗斗争，剖析农民采取的斗争手段，以此考察长江下游地区的租佃关系，发现当地农民斗争的主要诉求是减租而非消灭地主；

4.重新解读;地租消亡的过程，为理解近代农村社会变迁提供了全新视角。作者以翔实的数据与个案证明：地租的消失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佃户持续的抗租、国家的干预、战乱的冲击与通货膨胀等的共同作用下，经历数十年;缓慢崩解的过程。这为理解地租消亡过程提供了新思路。

5.案例生动鲜活，既有微观叙事也有宏观视野。书中既有对农民抗租抗税事件的生动还原，特别是上海小刀会的发展过程、组织成员和起义始末，也有对赋税地租演变过程的系统梳理。

6. 史料丰富翔实。本书大量运用地方志、档案、奏折、文人笔记、民间契约等一手史料，结合定量分析与个案深描，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编辑推荐

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和丰富的案例，生动还原了18401949年间国家、地主和佃户三方在长江下游地区围绕土地、地租与赋税展开的较量，抽丝剥茧地讲述了近代中国乡村秩序的重构。

在晚清民国的剧烈动荡中，国家通过协助催租、实施减租等政策一步步深度介入租佃关系，国家、地主、佃户三方各怀诉求，持续进行着复杂的博弈：地租与赋税屡经调整，农民反抗此起彼伏，乡村社会中的力量不断更迭。晚清的同治减赋和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减租运动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事件。前者是战后王朝重建秩序、重整财政的重要举措，后者则是民国政府试图改造乡村、缓和矛盾的大胆尝试。

1863年，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战火即将平息，清朝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赋税体系却濒临崩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国家认识到自己必须更多地介入地租关系。以曾国藩、李鸿章为核心的官绅集团力推大规模减赋，拉开近代中国乡村秩序重建的大幕。这场以同治减赋为中心的改革，以保障财政收入、恢复社会秩序为目标，全面调整漕粮、地丁等赋税额度，实行着佃起征、强制减租等措施，最终实现战后秩序与财政的双重复苏，成为;同治中兴的关键基石。

时隔六十余年，国民党的二五减租运动登上历史舞台，怀揣着缓和阶级矛盾、安定农村的初衷，却在推行中遭遇顽强抵抗。与晚清的同治减赋不同，这场减租运动面临田赋上涨、地主强势反扑、基层执行乏力等现实阻力，虽在浙北局部短暂落地，但最终仍因利益冲突与政权妥协走向失败。这场不成功的改革还带来了另一个更加出人意料的影响：它非但没有平息农民抗争，反而让佃户的集体行动更加频繁，并将国家作为自己的反抗对象；但与此同时，国家又被佃户视为可能为自己减租的潜在同盟军。

这两场相隔数十年的改革，命运迥异、结局不同，却共同折射出近代江南农村的深层矛盾与各方的微妙关系。

一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以地租消亡的过程为线索，重新书写近代江南农村的变迁。

本书以长江下游地区为切入点，聚焦赋税与地租演变，重新审视近代国家、地主、佃户三方博弈及社会结构转型，剖析18401949年间江南基层社会的动荡与变迁。书中依托丰富的史料，梳理了不同阶段地租、赋税的变化以及随之变动的农民斗争特点和趋势，细致描绘了太平天国时期纳税义务向佃户的转移、晚清地方精英的权力扩张、民国时期国家介入地租征收的制度尝试，揭示了近代江南社会变革在农村社会引发的连锁反应，为研究近代国家社会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白凯（Kathryn Bernhardt），1952年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荣休）。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以来社会经济史、法律史及妇女史。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等。

林枫，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

导言

当前的研究方法

方法论

民众的抗租抗税活动

商业化、城市化和世界经济

太平天国运动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地租、赋税关系

第一章清代前中期的地主、佃户与国家

土地所有形式

商业化和拥有土地的精英

地租形态

佃户的抗租

国家的作用

第二章19世纪4050年代的民众反抗

江南的田赋

19世纪4050年代的经济危机

社会失控

抗租抗税的集体行动

对民众抗租抗税的分析

第三章太平天国对江南的占领，18601864年

民众对太平军的抵制和协助

太平军地方政府体系

太平天国统治：封建政权抑或农民政权？

太平军统治下的土地制度

太平天国统治的结束

第四章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重建工作与农村社会，18641911年

绅士与重建：精英权力的扩张

农村的重新整肃

地租关系

田赋

重建时代的遗赠

第五章民国时期的地主、佃户与国家，19121937年

地主的动员

国家卷入地租征收

国家介入地租的制定

民国时期江南的地租负担

国民党减租运动：干预的极限

第六章民国时期的民众反抗，19121937年

民众抗租

佃户集体行动的新背景

佃户的组织和动员

民众抗粮

变动的权力结构

续篇：19451951年

结语

地租与民众抗租

田赋与民众抗粮

附录

附录A18401936年江南抗租、抗税的集体行动

附录B赋税、地租与物价资料

附录C江南人口参考文献表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白凯教授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反抗斗争：18401950》一书是一部典范性的专著。该书资料翔实，文字优美，其近距离的细致观察改变了读者们对于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看法。作者对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史的重新解读极具说服力。她思辨性的分析为20世纪早期现代国家形成进程中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1992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颁奖词

本书追溯了清代中期至20世纪中期中国共产党政权巩固期间江南地区赋税与地租的历史，以此重新审视国家、地主与佃户之间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关系。它将赋税与地租问题阐释得极为透彻，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神秘面纱，为理解太平天国占领江南期间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李明珠（Lillian M. Li），《亚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白凯这项研究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她极为细致地考量了基于同期价格数据与兑换率计算得出的地租及赋税的实际价值。唯有通过对实际价格的把控，她才得以向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中激进主义与社会压迫之间关系的简单假设提出疑问。

曼素恩（Susan Mann），《社会历史》（Social History）

白凯确实实现了她所宣称的目标。这项研究始终不渝地聚焦赋税与地租问题，赋税或地租负担的重压所引发的集体反抗，以及更重要的，地主、佃户与国家三方关系内部的变化，从而具备了连贯性与主题上的严谨性。尽管尚未充分探讨这种关系变化对地方社会的凝聚力、合作、分化与冲突产生的影响，但白凯已明确指出，任何关于江南地区社会历史的研究都必须基于对租金和税收关系的深刻理解。未来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学术研究将受益于她的贡献。

纪保宁（Pauline Keating），《中国杂志》（The China Journal）

本书视野宏阔，广泛征引史料档案文献、地方志、土地登记簿册等史料，并参考各类二手研究成果。作者主张将地租与赋税问题置于不断演变的社会关系语境中展开考察，而其研究的核心便是佃农、地主与国家三方围绕地租和赋税展开的博弈与角力。

步德茂（Thomas Buoye），《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地租与民众抗租

无论如何，江南土地关系的独有特征并没有使地主过上安闲舒适的日子。清代前中期押租和田面权的扩展，使得佃户的实租至少要比从前的虚租低10%20%。一旦定额租租额以这种方式降低下来，地主就发现提高地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在稻作区尤为明显，那里由于圩田维护所需的大量资金和劳力投入而普遍存在一田二主的现象。

为了应付定额租不便操作的问题，地主逐渐采用要求佃户现金交租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更加普遍。折租为地主提供了一条途径，使其无须改变实物定额租租额就能够增加来自地产的收入。在清朝的最后数年，这种地租支付方式的商业化使得本身被赋税提高压迫得苦不堪言的地主可以对佃户强行采用实质性的加租手段；结果，在某些地方，折租的实际负担再次提高了一半之多。

在民国时期，国家的干预使得地主难以将折租的折价拨弄到如此程度。尽管政府没有要求地主不折不扣地遵从县里的折价上限，这种上限还是遏制了可能的提租。而且，因为此时县里的上限较之晚清时期的地主私人折价更加紧密地钉住米价，农民为了应付地租而必须出售的收成也就明显偏少。其结果就是，民国时期的佃户与其晚清时期的前辈相比，实际负担要更轻一些。

不合常理的是，地租负担的减轻，非但没有阻止民众的抗租活动，反而带来了佃户集体行动浪潮的高涨。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冲突的如此升级归因于地租的增加和农民的日益贫困化；与此相反，本书认为，冲突的如此升级，首先是由于地主动员和国家干预，其次是由于农民的组织和动员已经进入了新的时期。

从佃户的视角出发，国家干预和地主动员既对他们的生计产生了更严重的威胁，也为他们采取集体抵抗活动创造了更多的机会。随着警察力量的职业化、县级军事单位的增加、租栈和国家追租处及押佃公所的设立，地租征收变得越来越具有强制性，从而刺激农民采取集体行动来维护自己的生存。与此同时，随着官方越来越深地介入地租的设定过程，佃户获得了一条国家认可的合法抗议途径（报荒），一个推进动员的共同目标，以及一个最终证明要比地主更容易接受减租吁请的听众。

然而，变动的政治背景并不能完全解释民国时期佃户抗租活动升级的原因，因为，如果乡村之间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团结，如果农民尚未具备相当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他们就不可能采取集体行动来对付新的威胁并（或者）抓住新的机会。20世纪佃户集体行动的频率和规模意味着，与道义经济研究方法的预言相反，国家的渗透和商业化没有侵蚀有效抵制所必需的社会纽带。实际上，它们产生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国家对地租关系更多的侵扰，为不同地主、不同社区的佃户提供了能够聚集起来加以反对的共同目标，从而促进了村庄内部及村庄之间的团结。市场网络愈细密，愈有助于培养各个村庄农民之间的私人联系，而这种联系可以在集体抗租活动中被加以利用。两个过程使得佃户能够部分克服狭隘的意识，而这种狭隘意识在过去困扰着他们进行广泛动员的努力。

除了频率上升，民国时期的佃户集体行动还以反抗中心对象的显著转移为特征。由于地方官员在地租设定和催讨中的作用不断扩大，他们取代地主成为佃户袭击最频繁的目标和佃户吁请最频繁的对象。因此，反官员的成分逐渐成为农民集体抗租行动的一部分。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这并不意味着佃户中间反国家的意识已经取代反地主的意识，因为佃户对国家的观念，反映出政府在地租关系中进行干预的两个方面，这种观念同样具有两面性：作为催租者，国家被视为压迫者；但是作为地租监控者，它又被视为潜在的同盟军。

佃户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积极分子在长江下游流域企图组织群众时所遇到的困难。尽管江南农民富有集体反抗斗争的传统，但这未必意味着他们特别能够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精英和政府用以对付激进政治集团的庞大镇压力量，无疑使得许多可能的加入者灰心丧气。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方法和目标无法引起佃户的兴趣。过去，佃户之所以采取行动，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一心要推翻压迫佃户的国家或者一心要根除强大的地主阶级，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面对着同情佃户的国家和式微的地主力量。

选自［美］白凯著、林枫译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反抗斗争（1840194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1853年太平天国进抵南京，江南抗租抗税浪潮骤然高涨。上海小刀会联合各类地方势力，在松江、太仓发动起义，迅速攻占多座县城。这场起义源于官府苛征、吏治腐败与底层民众的生存危机，集中展现了晚清国家、士绅、民众间的尖锐冲突。起义虽很快被官军和地方团练镇压，却成为透视近代江南社会矛盾的重要样本。

编者按

1853年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风暴

知县侬枕头垫垫高，百姓苦恼阿知道。

只有合会借债娘子讨，无没卖男卖女钱粮交。

1853年太平军抵达南京、镇江，给黎里镇的抗租运动注入新的生机，也使遍及江南其他地方的民众反抗活动出现戏剧性的升级。仅此一年就发生了32次抗租抗税的集体行动，是1852年所报告的冲突数量（表A.1）的6倍有余。即便在;正常时期，这样大规模的骚乱也足以引起官员和精英的相当关注，何况现在，面临预料之中的太平军进犯，社会失控状态更是令人惊骇不已。正当需要目标一致以对付太平军威胁的时候，地方上的不满却此起彼伏，非常容易合并成一场反对政府的叛乱，官绅对此忧心忡忡。更令人担忧的是一种可能性，即当地叛乱者和太平天国暴乱者找到共同的利益所在，从而联手行动，从清政府控制之下夺走该地区。

1853年9月初，上海小刀会在松江府和太仓州发动了一场起义，以上的担心部分得到了证实。1853年5月厦门小刀会起义之后不久，天地会的一个分支就组织起来（二者无关）。这一会社是7个现存团体的联合：全部由广东移民组成的小刀会、双刀会以及另外一个无名帮，福建人的鸟党、青巾会，宁波人的宁波党，本地人的百龙党。这个混合团体自称小刀会，而小刀会是天地会分支惯用的名目，如此取名，大概是因为首领刘丽川过去是一个同名但规模更小的广东帮的头目。

刘丽川时年33岁，原本是广东农民，1849年才迁往上海。其时，他已经是一名天地会成员，并在逗留香港期间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在这座新的城市，他着手组织其他广东人加入小刀会。其间，刘丽川先是在一家洋行当译员，而后做了一阵子食糖生意的市场经纪，以此维持生计。这些活都干过之后，他转而靠行医糊口。中国异教组织的领导人有着由来已久的行医传统，刘丽川也不例外，同样用医术诱惑人们加入他的队伍。每个病人都是潜在的新会员，刘丽川通过为穷人免费治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可能性。这种慷慨扩大了他自己的声望，也加大了他所代表团体的名气，吸引了许多城市贫民站到小刀会的旗帜下。。

在小刀会组织系统中，刘丽川之下还有数名首领，他们职业迥异：一名外国人的马夫，一名茶商，数名政府雇勇，以及两家福建海运行会的会董李仙云，一家广东海运行会的头领李少卿。这里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二李的卷入，这（和其他证据共同）证明了上海商人行会与组成小刀会的7个团体之间存在组织结构上的稳固联系。在行会会董这一体面的幌子背后，李仙云和李少卿在加入小刀会之前，就已经是上海底层社会的重要人物。作为外省人中有犯罪倾向者的保护人，他们乐于和福建广东的秘密社会建立起密切联系。1853年8月底，当小刀会起义即将爆发的传闻传到官方耳朵里的时候，苏松太道吴健彰召来了李仙云、李少卿以及另外4位行会会董（2名是广东帮的头儿，另外2名是宁波帮和上海帮的头儿）。会面时，吴道台建议这几位应召而来的头目解散小刀会。吴健彰的要求、组成小刀会的团体（以李仙云为首的2个行会计算在内）与二李犯罪团伙在数目上的一致性，都在暗示着小刀会事实上是参会人员所代表的7个行会在底层社会的武装力量。

最后，这些头家没有满足吴道台的愿望，反而呈交了一份措辞礼貌的禀文。在文中，他们对地方失控的日渐严重深感遗憾，并对由此造成的商业损失哀叹不已；他们慷慨表示，愿意将小刀会转变为保护上海街道的团练；他们还建议，所需钱财应该来源于由道台衙门向绅士和商人自行征收的捐款。吴健彰领会出头家们建议中隐含的恐吓，出于以金钱换太平的愿望，他同意募款。刘丽川、行会会董与小刀会的首领们用他提供的经费，借团练之名不断扩充反叛力量，并在1853年9月初利用这股力量进行了反对清廷的起义。

小刀会对上海和松江府、太仓州其他城市突袭得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农民的参与。小刀会成立之初只是一个严格的上海城市帮会，主要由福建、广东失业船工组成，与上海以外的城市几乎没有联系，更别说农民。小刀会头目明白，在这种局面未能得到补救之前，不能有任何发动进攻的想法。因此，刘丽川和其他头目坚持不懈地与土生土长的匪帮、有影响的地方人物建立联系，他们可以为小刀会提供发动广泛起义所需的人手。

这些联系中最有成效的是与农民周立春的联盟。周40岁，是青浦县北部白鹤江村的抗税领导人。19世纪50年代初，周立春充本图保正，职责之一就是征收田赋。从1866年一位江苏藩司的描述来看，这是一个备受唾骂的位子：

青邑保正向苦捆轮，临年垫赋，多至倾家。自嘉庆四年勒石禁止后，保虽由该图公举，而职止领催，即有包揽侵蚀等弊，惟保是问，故原举保之人，不忧波及。迩来串由差截，限由保缴，保有亏空，差诬圩业为误举，概勒之赔垫。实则今日之保皆差所举而嫁名于圩业者，以良民而代保受罪，是捆保之害名除而实未除也。

如果典型的保正如这里所说的掠夺成性，周立春就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利用职位来保护本图业主的利益。结果，据说他赢得了手下纳税人的信任与尊重。

周立春恰是作为青浦抗税运动的领导人而开始卷入松江太仓起义的。1852年初夏，青浦令显然没有得到上级的任何授权，就想向土地所有者征收1850年的部分赋税，而1850年赋税已经被下诏蠲免。催征行动收效甚微，他就追比粮差，好让他们牢记任务的迫切。这些倒霉蛋中有一个催甲专门负责周立春那个图，他请保正带领一群土地所有者到衙门报荒，希望县令能够允许继续实施豁免，并因此饶过他，免得让他再受惩罚。周立春和数百名纳税人行动起来，这无疑更多地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催甲。他们进军青浦城，打毁插手取消免税的漕书的房子，然后冲进衙门，向县令说明情况。青浦令拒绝听取他们的吁求，这群土地所有者把他打得半死。

随后，周立春及其部属逃回了白鹤江村。周一直藏匿到第二年，而他的威信上升了，影响力也扩大了。利用与其他保正之间的联系，他和二十几图各村的土地所有者订立盟约，约定不向政府纳税。抗税者逼迫大户出钱以充经费，招募武术高手以作保护。根据一条语焉不详的记录，周立春;盘踞在青浦北乡，官军前后出动3次，都无法突破支持者在他周围建立的防御圈。

青浦抗税运动虽然结果影响深远，但最初只不过是1853年江南东部众多民众抗税斗争中的一场。那年年初，南汇县2000余名纳税人抱着杀死县令的目的两次攻击官府，两次都被县令想办法毫发未损地逃脱了。而附近奉贤县的3个库书就没有这么幸运，一群土地所有者对漕价提高10%愤怒异常，把他们丢进一大篓菜油里烧死。初夏，华亭县的乡民放火烧了陪同县官到乡下催收钱粮的乡勇的船只。其后不久，一名衙役发动一群人进攻上海县衙，进行抗税斗争。

青浦北面的嘉定县同样面临困境。参与镇压小刀会起义的一位县人诸成琮对当时的一系列事件做了简明扼要的记述，而这些事件事实上构成了嘉定暴动的背景。关于嘉定暴动，他开头就写道：;嘉定盗贼之患，酿于前令陈溶，成于冯瀚道光二十九年，陈溶抽查田房税契，凡父兄子弟完粮册名号不同，即以匿税论，吏胥因缘为奸，四乡大扰。同年春末，;大雨十日，乡民以报水为名，喧闹公堂，冀泄抄税之恨。溶避匿三校堂道士房，众自是有藐视官长意。及至仲夏，确实可见大水蔓延，;益聚众入城，轰大户，掠米铺，（陈溶）辄令给以钱米，绝不查办首事。1850年，陈溶企图征收已经由皇帝下诏豁免的田赋。;民怨嗷嗷，盗案日出。（咸丰）二年，冯瀚接任，被盗者尤多，俱置不问。诸成琮对嘉定起义下了个结论：;天道之好还。

举行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催促周立春举起大旗，推翻清地方政府。然而，直到1853年夏，周立春才深信暴动确实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当时，他与上海小刀会以及嘉定数个土匪帮派之间建立起联系。1853年7月，小刀会的一些会员从上海偷运鸦片往苏州，途中被周立春认识的一个青浦强盗抢走船只。走私贩子很清楚周立春在该地区的影响，就找到他，请他帮忙弄回货物。周答应了，鸦片被原物奉还。消息传到上海，小刀会头目李少卿将这位抗税领头人视为潜在的同盟军，遂往白鹤江村护送周立春赴上海与刘丽川会面。我们不清楚周立春是否正式加入天地会，但他与天地会之间确实结成了某种形式的联盟，刘丽川选他为松江太仓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与小刀会在上海商议一个月之后，周立春将两个土匪帮派罗汉党和三刀会拉入自己的行列。罗汉党以附近的嘉定县南部南翔镇为根据地，它是由和尚胜传、土匪徐耀在前一年夏天的一次正式仪式上组建的。在那次仪式上，数百名匪徒、游民和工匠整合起来，结成拜把兄弟。以后几个月里，罗汉党的主要活动就是抢劫，徐耀和另外一些同伙在1853年春因此被捕，被关进嘉定县衙前面的木笼里。8月中，其他罗汉党成员动员了数百乡民，攻入县城，袭击衙门，放出囚徒。县令冯瀚逃跑了，城市没有了政府的管理。在接下来的几日里，这帮人逡巡在街道上，向富户敲诈钱物，然后才开拔。随后，徐耀带领部属前往青浦北部与周立春会师。

被罗汉党放出的囚徒中有一个名叫陈木金的土匪，他在数名土棍的帮助下，很快就纠合1000人左右组成三刀会。他们的初衷是抢劫太仓富户，然后奔赴南京参加太平军；结果反倒是遵循罗汉党的路子，与周立春祸福与共。

一方面，队伍因此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嘉定城看起来又比较容易拿下。周立春终于同意举起义旗，小刀会起义开始了。义军于1853年9月5日夺取嘉定城，在随后的两周之内占领上海、宝山、南汇、川沙和青浦。这些城池的攻占是在天地会的标准服饰和标语的演示中进行的。义军的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句子;反清复明;顺天行道;专杀贪官污吏，告示上则声称是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富人的为富不仁，逼迫人民起来造反。此外，起义领导人还许诺免赋三年。

小刀会进攻迅即得手，更多地证明政府一方的疏于准备（尽管已经得到起义密谋正在进行之中的充分警告），而非义军在组织上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们攻占的城池至多由县令在最后关头临时拼凑一小队乡勇来防守。绅士组织的任何一支团练都明显缺乏击退造反者猛烈进攻的打算。虽然太仓、松江的官员以及一些精英成员，自从春天太平军征服南京和镇江以来就游说组建地方防御团队，但他们的努力不起作用。其他的绅士显然没有分担同样的紧迫感，明显表现出不愿意为团练事务捐献经费或贡献出管理上的专长。

只有在城池落入造反者手中之后，这种不甘不愿才被热情取代。而且，绅士的反应相当迅速，尽管综观整个过程，这个反应已算是姗姗来迟。绅士支持下组建的团练，在从造反者手中收回若干城池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例如，在嘉定，从8月里罗汉党占领该城，举人吴林就一直敦促绅富们参与自卫准备，现在他终于得到组织团练所需的帮助和经费。他招募了一些善战的青年，但其队伍的大部分成员是因为无法进入严密封锁的城里卖棉花而对起义运动失去兴趣的农民。9月22日，这支团练与从包围南京的清朝军队中抽调出来的官军共同行动，重新占领嘉定。周立春被获（根据有些报告，他是被不满的农民自己抓住的），并被送往苏州严加审问后处死。同一天，官军将小刀会赶出青浦和宝山。在接下去的5天之内，由数名下层绅士带领的地方团练收复了南汇，而川沙的叛乱者逃往上海。这样，除了上海被小刀会一直占据到1855年2月，松江府、太仓州各城不到一个月就又恢复了清政府的统治。

然而，这些县城被收复，并不意味着松江和太仓民众反抗斗争的终结。整个1853年秋直至1854年春，那些地方的佃户和土地所有者继续从事以暴力抗租抗税的集体行动。随后，集体反抗活动消退，直至1860年太平军进犯，当地才再次发生有组织的抗议活动。1853年后，江南其他地方也经历了一个集体抗租抗税活动频率下降的过程。活动数量从1853年的32次下跌至这个10年剩余时间里的每年13次。

选自［美］白凯著、林枫译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反抗斗争（1840194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