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成立起，就承担起向中国读者介绍优秀外国文学作品的重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筹组编委会，组织朱光潜、冯至、戈宝权、叶水夫等三十余位外国文学权威专家，编选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根据“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译本、一流的译者”的原则进行翻译和出版工作。一九六四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成立，是中国外国文学的最*研究机构。一九七八年，“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更名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至二〇〇〇年完成。这是新中国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是外国文学名著翻译的奠基性工程，其作品之多、质量之精、跨度之大，至今仍是中国外国文学出版史上之最，体现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界和出版界的最*水平。

历经半个多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在中国读者中依然以系统性、权威性与普及性著称，但由于时代久远，许多图书在市场上已难见踪影，甚至成为收藏对象，稀缺品种更是一书难求。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封面为网格图案，因而被藏书者称为“网格本”。“网格本”问世几十年来，收到几代读者的喜爱，为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堪称对新中国读者影响*大的外国文学丛书之一。

在中国读者阅读力持续增强的二十一世纪，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空前频繁的新时代，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合作，以“网罗精品，格高意远，本色传承”为出发点，优中选优，推陈出新，出版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值此新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面世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谨向为本丛书做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们和热爱外国文学名著的广大读者致以崇高敬意！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

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1958—1966

卞之琳 戈宝权 叶水夫 包文棣 冯至 田德望

朱光潜 孙家晋 孙绳武 陈占元 杨季康 杨周翰

杨宪益 李健吾 罗大冈 金克木 郑效洵 季羡林

闻家驷 钱学熙 钱锺书 楼适夷 蒯斯曛 蔡仪

1978—2001

卞之琳 巴金 戈宝权 叶水夫 包文棣 卢永福

冯至 田德望 叶麟鎏 朱光潜 朱虹 孙家晋

孙绳武 陈占元 张羽 陈冰夷 杨季康 杨周翰

杨宪益 李健吾 陈燊 罗大冈 金克木 郑效洵

季羡林 姚见 骆兆添 闻家驷 赵家璧 秦顺新

钱锺书 绿原 蒋路 董衡巽 楼适夷 蒯斯曛

蔡仪

2019—

王焕生 刘文飞 任吉生 刘建 许金龙 李永平

陈众议 肖丽媛 吴岳添 陆建德 赵白生 高兴

秦顺新 聂震宁 臧永清

　　《罗亭》和《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颇负盛名的两部长篇小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态，展现了性格与命运之间的关联。《罗亭》中的同名主人公，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看到了贵族的局限性，接授了新思想后曾经胸怀大志，一次次渴望开创一番伟业，却一次次很快就失败。甚至当他爱慕的贵族少女娜塔莉亚对他敞开纯洁、热烈、义无反顾的爱情，他却犹豫、恐惧，很终退缩，充分暴露了以他为代表贵族知识分子的软弱。
　　《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同样患有软弱病，空怀远大志向，却无力解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逃避和退缩是他专享的选择。拉夫列茨基从青年到老年的过程，形象地折射了俄国贵族的由兴而衰的历史。
　　《罗亭》和《贵族之家》都发出了“怎么办“的呐喊，虽然罗亭和拉夫列茨基没有走出困局，但他们的呐喊已经使俄国振聋发聩。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期新思潮派的主要作家之一，被誉为日本文学界的鬼才。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基本贯穿了日本的大正时期，既精通欧洲文学，又具备极高的古典与汉学修养，堪称跨越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一个典型的越境者与中介者。他全力创作短篇小说，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出了大量立意独到、精深洗练的经典名篇，他写出的短篇小说超过一百五十篇，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文学*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短篇小说取材新颖，情节新奇甚至诡异。作品关注社会丑恶现象，但很少直接评论，而仅用冷峻的文笔和简洁有力的语言来陈述，便让读者深深感觉到其丑恶性，因此彰显其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其代表作品如《罗生门》《竹林中》已成为世界性的经典之作。一九二七年，作家自杀身亡，震惊日本。

精彩书评

名人推荐：

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 鲁迅

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和艺术至上主义者。—— 小宫丰隆

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司空见惯的文体，而是消除了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在文学史上，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 中村真一郎

如芥川一般既有高度的教养，又有优雅的趣味，兼具“和汉洋”三种文化知识的作家，今后恐怕**仅有了。—— 菊池宽

作者像

出版说明

编委会名单

目次

译本序

正文

附录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书目

……精彩书摘

火男面具

吾妻桥上，凭栏站着许多人。警察偶尔来说上几句，不久就又挤得人山人海了。他们都是来看从桥下经过的赏花船的。

船不是孤零零地就是成双地从下游沿着退潮的河逆流而上，大抵都是在中间拉起帆布篷，周围挂着红白相间的帷幕，船头竖着旗子或是古色古香的幡。篷子里的人好像多半都喝醉了。透过帷幕的缝隙，可以看到将一样的毛巾扎成吉原式或米店式的人们，“幺”啊“二”地猜着拳。还可以看到他们摇晃着脑袋，吃力地唱着什么。桥上的人们见了，只会引起滑稽的感觉。每逢载着伴奏队或乐队的船打桥下经过，桥上就哄然大笑起来，还饶上一两声“浑蛋”。

从桥上望去，只见河水像马口铁一样白茫茫地反射着阳光，时而驶过一只小汽船，给河面镀上一层耀眼的横波。快活的大鼓、笛子和三弦声像虱子一样把平滑的水面叮得发痒。从札幌啤酒厂的砖墙尽处一直到远远的堤岸那一头，一片朦朦胧胧，堆白叠粉，连绵不断，那就是正怒放的樱花。言问码头好像有不少日本式木船和小筏子靠了岸。由于刚好被大学的小船库遮住了光线，从这里只能看见一团乱糟糟的黑东西在蠕动。

这当儿，又有一艘船从桥底下钻过来了。这也是赏花的驳船，从方才起，已经驶过好几艘了。红白相间的帷幕竖起同样红白相间的幡，两三个船夫头上扎着同一式样的、印有红樱花的毛巾，轮流摇橹撑篙。但是船的速度仍然不快。可以看到帷幕后面有五十来人。从桥下钻过之前，可以听到两把三弦合奏《迎春梅》之类的调子，奏完后，突然加进锣声，开始了热热闹闹的伴奏。桥上观众又哄笑起来了。还传来了孩子在人群当中挤得哭起来的声音，以及女人的尖嗓门儿：“瞧呀，跳舞哪！”——船上，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戴着火男面具，正在幡幛下面胡乱跳着舞。

那个戴火男面具的人，褪下了秩父铭仙和服上身，露出里面那件漂亮的友禅内衣。内衣的袖子是白地蓝花，黑八领子邋里邋遢地敞开来，深蓝色腰带也松了，在后面耷拉着，看来他已经酩酊大醉。当然是乱跳一气，只不过是来回重复神乐堂的丑角那样的动作和手势而已。而且酒喝得行动好像都不灵了，有时候只能让人觉得他仅仅是为了怕身体失掉重心从船舷栽下去才晃动手脚。

这样一来就更好笑了，桥上哇啦哇啦地起哄。大家边笑边相互发表这样一些议论：“你瞧他扭腰的那股劲儿。”“还挺得意呢。不知是哪儿来的这块料？”“奇怪。哎呀，差点儿摔了一跤。”“还不如别戴着面具跳呢。”

也许是酒劲儿上来了，过一会儿，戴假面具跳舞的那个人，逐渐脚步蹒跚起来，扎着赏花手巾的头，恰似一只不规则的节拍器那样晃动着，好几回都差点儿栽到船外去。船夫大概也放心不下，从身后招呼了两次，可是他好像连这也没听见。

这时，刚刚驶过的小汽船激起的横波，沿着河面斜着滑过来，驳船剧烈地颠簸了一下。戴假面具的人那瘦小身躯，好像一下子吃不住劲儿了，打了个趔趄，朝前边晃了约莫三步，好不容易才站定下来，却又犹如正在旋转的陀螺猛地被刹住一般，转了个大圈儿。一眨眼的工夫，穿着棉毛裤的两脚朝天，四仰八叉地滚落到驳船的篷子里了。

桥上的观众又哄然大笑起来。

这下子大概把篷子里的三弦给砸断了，透过帷幕的缝隙望去，喝醉了酒、闹得正欢的人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都慌了神。一直在伴奏的乐队也登时像喘不过气来似的一声不响了，光听见人们在吵吵嚷嚷。总之，准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混乱局面。过一会儿，有个酒喝得脸上通红的男人从帷幕里伸出脑袋，惊慌失措地摆着手，急匆匆地不知对船夫说了句什么。于是，驳船不知怎的突然向左掉转船头，朝着与樱花方向相反的山宿河岸驶去。

十分钟之后，戴火男面具的人暴亡的消息就传到桥上观众的耳里了。第二天，报纸的“琐闻集锦”栏刊载得更详细一些。据说死者名叫山村平吉，患的是脑溢血。

山村平吉从父亲那一代起就在日本桥若松町开画具店。平吉是四十五岁上死的，撇下一个满脸雀斑的瘦小妻子和当兵的儿子。虽说不上富裕，倒还雇用两三个人，生活好像过得去。听说在日清战争时期，他把秋田一带用孔雀石制的绿颜料都垄断下来，发了一笔横财。在这之前，他那个店不过是个老铺子而已，主顾却寥寥无几。

平吉这个人是圆脸盘，头发略秃，眼角上有细碎的皱纹。他有那么一种滑稽劲头，待人一向谦恭和蔼。他的嗜好只是喝酒，酒后倒不怎么闹。不过，有个毛病，喝醉了准跳滑稽舞。照他本人说来，这是从前滨町丰田的老板娘学巫女舞的时候，他跟着练的。当时，不论是新桥还是芳町，神乐都颇为流行。但是，他的舞跳得当然没有自己吹嘘的那么好。说得难听一些，那简直就是乱跳一气；说得好听一些，总还没有喜撰舞那样讨厌。他本人好像也明白，不喝酒的时候，关于神乐，只字也没提过。即使人家劝他：“山村大哥，出个节目吧。”他也打个哈哈敷衍过去。然而只要酒上了劲儿，马上就把手巾扎在头上，用嘴来代替笛鼓的伴奏，叉着腿，晃着肩，跳起所谓火男舞来。他一旦跳开了，就得意忘形地跳个不停。旁边不论弹着三弦还是唱着谣曲，他全不管。

由于饮酒过度，有两次他像是中风般地倒下去就昏迷不醒了。一次是在镇上的澡堂里，浴后用清水冲身的时候，倒在水泥地上。那一回只是把腰摔了一下，不到十分钟就清醒过来了。第二次是在自己家的堆房里摔倒的，请了大夫，差不多用了半个钟头，好容易才恢复了神志。大夫每一次都不许他再喝酒，但他只是刚犯病的那个当儿正经一会儿，没有喝得涨红了脸。接着就又开戒了。先是说“来上一合”，喝得越来越多，不到半个月就又故态复萌。他本人却满不在乎，瞎说什么：“不喝酒好像反而对身体不好哩……”完全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前言/序言

译本序

短篇小说巨擘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的一位重要作家，是新思潮派的柱石。这个流派表现了二十世纪初日本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而又苦于无出路的心情，在艺术上则突破了长时期作为日本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文学，正视社会现实，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倾向。

芥川龙之介的创作生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开始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反战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二三年反动当局利用关东大地震之机对广大革命群众及进步组织进行血腥镇压，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一九二七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现实社会的这种紧张沉闷的气氛使芥川感到窒息，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鲁迅先生指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

芥川龙之介，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寿陵余子。能赋俳句，俳号我鬼。他于一八九二年三月一日出生在东京，因为恰好赶上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故名龙之介。原姓新原，父亲经营牛奶业。生后九个月，因母亲精神失常，过继给住在本所的舅父做养子，改姓芥川。芥川家世世代代都有人在将军府任文职，明治维新后，养父在东京府做土木科长。他虽然有自己的房屋，退休后仅仅靠养老金糊口，生活并不宽裕。芥川在《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中写道：“他们的贫困并不是住在连檐房里的下层阶级的那种贫困，而是为了保持体面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的中下层的贫困。”养父母对诗书琴画无所不通，家庭里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气氛。本所区又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保留着使芥川神往的江户情趣。芥川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影响下，自幼受到中日古典文学（包括《西游记》《水浒传》和泷泽马琴、式亭三马、十返舍一九等江户时代作家的小说）的熏陶。他生性异常聪慧敏感，体质虽纤弱，学习成绩却总名列前茅。上中学后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喜读易卜生、法朗士、波德莱尔、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深受十九世纪末文学的影响。他曾引用法朗士的话说：“我不是通过与人接触，而是通过与书接触才了解人生的。”明治时代的作家中，他最喜欢幸田露伴、泉镜花、樋口一叶和德富芦花。

十八岁时，芥川作为优等生免试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一九一三年入东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期间，成为第三次和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一九一五年发表《罗生门》，但当时并未引起文坛重视。大学毕业之前，在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上发表《鼻子》（1916年2月），备受夏目漱石的赞赏。《芋粥》（同年9月）和《手绢》（同年10月）接连问世，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新进作家的地位。大学毕业后，在镰仓海军机关学校教过三年书。一九一九年三月入大阪每日新闻社，一九二一年以该社海外特派员身份到中国十余个城市游览，回国后写了《上海游记》(1921)、《江南游记》(1922)等。

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新思潮派是从日本大正中期到昭和初年，继白桦派之后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又称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通常指第三次(1914)和第四次(1916)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代表作家有芥川龙之介、菊池宽、久米正雄和山本有三等。他们大多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深受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影响，并得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启发。当这一派作家跻身文坛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白桦派文学。

白桦派作家所主张的理想主义，作品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等，有的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派的作家们尽管没有什么鲜明的文学主张，不像过去的自然主义、浪漫主义那样具有明确的文学理论和见解，但在创作上却显示出共同的倾向：既反对自然主义那种纯客观的描写方法，又怀疑白桦派文学的理想主义；认为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强调题材的多样性，并且十分讲究写作技巧，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然而，这派作家的创作又不同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所提倡的新浪漫派，乃至唯美派或颓废派文学。他们认真地审视人生，把握现实，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赋予自己笔下的一切以新的意义，理智地加以诠释，所以有时他们也被称为新理智派。在技巧上，他们一般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是更着重于人物心理的刻画。

芥川龙之介曾认为二十世纪初席卷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理想，可以用一个“真”字来概括。一九○八年以后，以永井荷风为中心的唯美主义派打着“美”的旗帜，写出了一系列颓废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品；一九一○年出现的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则以“善”作为理想。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间走上文坛的一批新作家便试图将上述真善美三种理想糅合在一起，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来。这便是新思潮派作家在创作上的共同宗旨或倾向。但是，这一派的作家却又各具特色。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不论是历史题材如《罗生门》、《鼻子》、《地狱变》(1918)、《蜘蛛丝》(1918)等，还是现代题材如《魔术》(1919)、《秋》(1920)、《一块地》(1923)等，都是以典雅的语言，细腻的心理刻画，巧妙的布局和机智幽默的情趣，显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但他后期的现代题材作品里，如《玄鹤山房》《齿轮》《某傻子的一生》（均1927）等，却又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探讨现实人生中经历幻灭之后的苦闷和绝望。菊池宽和久米正雄早年写过一些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后来却转向通俗小说创作。

在不太长的创作生涯中，芥川写了一百四十八篇小说、五十五篇小品文、六十六篇随笔，以及不少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他的每一篇小说，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各有特点，这是由于他在创作过程中苦心孤诣地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他的文笔俏皮，精深洗练，意趣盎然。

芥川龙之介早期的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多是借古喻今，以嘲讽的笔触针砭时弊。它们可分为五类：

1．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其中《罗生门》和《鼻子》是通过大约成书于十二世纪上半叶的佛教故事集《今昔物语》改编的，揭露利己主义在社会上的风行。芥川很重视细节的真实，字字句句苦心孤诣，一丝不苟。例如，为了写罗生门上的尸体，他曾专程到医科大学的解剖室去取经。

那些尸体的拇指上都挂着穿上铁丝的牌子，上面记着姓名、年龄等。他的朋友弯着腰，灵活地运用解剖刀，开始剥一具尸体脸上的皮。皮下布满了美丽的黄色脂肪。

他望着那具尸体。为了完成一个短篇——以王朝时代为背景的一个短篇，他非这么做不可。可是，像腐烂了的杏子一样的尸臭是难闻的。 （《某傻子的一生》九“尸体”）

《地狱变》写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为了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献出生命，并指出暴君把人间变成了地狱的故事。

2．取材于近世传入日本的天主教，如《烟草和魔鬼》(1916)、《信徒之死》(1918)、《众神的微笑》(1922)等。

3.描述江户时代的社会现象，如《戏作三昧》《大石内藏助的一天》(均1917)等。在《戏作三昧》中，作者借主人公泷泽马琴的内心活动，阐发了超然于庸俗丑恶的现实生活之外的处世哲学。

4．描绘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的小说，如《手绢》、《舞会》(1920)等。《手绢》辛辣地讽刺了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的鼓吹。

5．取材于中国古代传说的作品，如《女体》《黄粱梦》《英雄器》(均1917)，《杜子春》《秋山图》(均1920)等。

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萌芽。芥川也在时代的影响下，着重写反映现实的作品，题材颇为广泛，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颓唐消沉为对照，歌颂一个农村姑娘淳朴善良的《橘子》(1919)，表现现代男女青年苦闷的《秋》(1920)，刻画少年心理的《手推车》(1921)，描写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块地》(1923)，嘲讽乃木希典的《将军》(1920)以及批判军国主义思想，对下层士兵寄予同情的《猴子》(1916)和《三个窗》(1927)等。

芥川晚期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一九二七年初，发表《玄鹤山房》，通过老画家之死，揭露家庭内部的纠葛，反映了人生的惨状和人们的绝望心情，暗示了旧事物的衰亡和新时代的来临。写这篇作品的时候，芥川已萌自杀的念头，而后的作品《海市蜃楼》等充满了阴郁气氛。遗作《齿轮》和《某傻子的一生》（均1927）描写作者生前的思想状态。评论集《侏儒的话》(1923—1927)阐述了他对艺术和人生的看法。

《竹林中》(1921)堪称芥川历史小说的代表作，结构谨严，技巧纯熟，手法新颖，寓意深刻，发表后获得好评，已在日本搬上银幕。故事情节是樵夫在竹林中发现了武士的尸体，武士那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以及凌辱她的强盗都分别供认自己是凶手。死者的亡灵则借巫婆之口，说自己是愤而自杀的。樵夫、云游僧、捕役和武士的岳母各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案情提供线索。每个人讲的话都能自圆其说，但把七份供词对照一下，便发现此案扑朔迷离，让人摸不着头脑。作者要写的显然不是什么情杀案，作品也不着重于通过曲折情节，发现元凶。芥川在此作中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客观真理是不容易搞清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捏造事实。三个主要人物，只要有一个说的是真话，其他两个便是在扯谎。作者故意留下伏笔，发人深思。

芥川的反映现实的作品中，《阿律和孩子们》(1920)写得比较成功。作者围绕着患十二指肠溃疡、命在旦夕的阿律，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员虽简单，关系却很复杂的一家五口的心理活动。阿律的丈夫贤造是一家小针织厂的老板，他和前妻生有一女，叫阿绢，嫁给了绸缎庄的少东家。阿律和前夫生的大儿子叫慎太郎，贤造和阿律又生了个叫洋一的小儿子。这二男一女，根据每人在家庭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对贤造和阿律的感情有着微妙的差别。甚至对婶婶（前妻的本家）、数名店员、腼腆俏丽的女用人，以及为同行的误诊打圆场的医生，作者也都用极凝练的笔墨描绘得十分逼真。日本人把写几代人历史的长篇巨著称作“大河小说”，这种作品读了有时令人不免感到水分太多。芥川则将可以写成一部长篇的题材压缩成精致的短篇，文无虚笔。作者通过洋一的耳闻、阿绢的寥寥数语就勾勒出这个正在受着经济萧条威胁的中等商人家庭。

《河童》(1927)是芥川脍炙人口的晚期代表作。半个多世纪来，日本文艺界每年都在他的忌辰（7月24日）举行“河童祭”的纪念活动，借以悼念这位为日本近代文学留下许多珍品的天才（或者照日本人的说法——鬼才）作家。

《河童》是一部寓言体小说，作者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口述他在河童国的见闻，抒发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看法。发表后不久，作者就自杀了。作者描写的当然是个虚构的世界，色调颇晦暗，反映了作者当时的精神状态。芥川借河童国来讽刺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宗教以至风俗习惯。例如在小说的第八段描述河童国有个奇怪的法律，叫作“职工屠宰法”，凡是被解雇的职工，统统杀掉，河童肉则作为副食品出售。当主人公表示惊讶时，河童资本家嘲笑说：“在你们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闺女不是也在当妓女吗？吃河童职工的肉使你感到愤慨，这是感伤主义。”芥川在这里犀利尖锐地抨击了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作品对于资本家发战争财，士兵受虐待，当权者对文化艺术横加压制等，也予以揭露和批判。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芥川对社会的总批判。作品对人生进行哲理的探讨，谐谑中寓有辛辣的讽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日本社会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芥川是个“神经脆弱到连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的人，动荡的局面使他深感不安。他越是接触社会，越憎恨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他虽对现实不满，却又不肯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他曾这样自我反省过：“你为什么要攻击现代的社会制度？”“因为我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某傻子的一生》）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流血的革命。他写道：“总之，我认为要是能像现在的英国那样一点不流血就进入社会主义，那可太好了。”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英国的费边主义，即改良主义。他对阶级是有些朦胧认识的，他写道：“从各方面来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激荡的过渡时代，从而矛盾重重……我们不可能超越时代，而且也不可能超越阶级……我们的灵魂上都打着阶级的烙印……”（《文艺的，过于文艺的》，1927）

芥川这样描述自己道：“……我在气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人生观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其二，1926)他关怀尚处在萌芽状态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在艺术上对它要求很高。他写道：“我对无产阶级文艺也满怀期待……昨天的无产阶级文艺认为社会觉悟是作家的唯一必要条件……批评家们对资产阶级作家说：‘你们必须有社会觉悟。’我不反对这一点。但是我想对无产阶级作家说：‘你们必须有诗的境界。’”(《文艺杂谈》，1926)

他依稀看到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说：“贵族不是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了吗？资产阶级也迟早要让位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过于文艺的》）他甚至承认：“社会主义不是是非曲直的问题，而是个很简单的必然问题。”(《澄江堂杂记》，1918—1924)然而他又坚持自己的悲观论点：“我相信，在任何社会组织下，我们人类的痛苦也是难以解救的。”（《文艺的，过于文艺的》）

芥川在这种矛盾心情和“对未来的模模糊糊的不安”(《给一个旧友的手记》，1927)中，在年仅三十五岁时人为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在日本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动，作家们更是纷纷撰文对这位为艺术呕心沥血的“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和艺术至上主义者”的死表示惋惜。日本评论家中村真一郎认为：“芥川龙之介作品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反映人们错综复杂的思想意识。当我们阅读他的全部作品或是他的一部自选小说集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接近于西欧二十世纪的作家所刻画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读者一篇篇地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感想：人们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社会的，人们对待社会的心理状态是各种各样的。这无疑就是芥川的作品吸引当代读者的最大魅力所在。”他还写道：“芥川龙之介复活了自然主义时期以来日本近代小说所失去的浪漫主义，而且大大发展了日本近代小说的传统。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司空见惯的文体，而是消除了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在文学史上，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在当前的现实中，我抱着很大的共鸣来回顾扭转日本文学方向的芥川十年的业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