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项飙、《单读》主编吴琦典作品、象大众思想读物、豆瓣2020年度图书Top1《把自己作为方法》五周年增订版全新推出、新增五万字。
反思“方法”的启发和局限，再谈“附近”“内卷”“共同焦虑”等共同关切的话题。

一部属于这个时代的对话录，影响一代年轻人谈论自我、认识社会的方式，让社会科学真正进入一代年轻人的日常语言。
一种审视问题、操练思维的方法，一张重新拥抱世界的思想地图
在微小的行动里找回生活的主动权，在不断变动的世界中认识不断变动的自我


1. 一部属于这个时代的对话录，影响一代年轻人谈论自我、认识社会的方式，让社会科学真正进入一代年轻人的日常语言
这是一场历时近十年的对话，一位人类学家，一位青年记者，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哈勒多地，开启漫谈。
学者项飙在这本书里，一次完整地梳理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从童年、青年、北大求学，到“浙江村”的研究，再到后来在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的工作和生活，他把自己当作一个样本，坦诚地拆解开来，不回避困惑，也不掩饰焦虑。他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田野，通过理解自身来理解所处的社会环境，并在此过程中做出个人的选择。

2. 一部象大众思想读物，《把自己作为方法》五周年增订版，新增五万字全新对谈。
六年后，项飙、吴琦重返“把自己作为方法”，回访一本书在六年间激起的讨论、误读与实践，探讨2020年以来读者处境的改变，以及在AI冲击、“内卷”加剧的当下，反思“方法”的启发和局限，再谈“附近”“交流失能”“共同焦虑”，继续追问：当世界变得更加不确定，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如何保有提问、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3. 一种审视问题、操练思维的方法，一张重新拥抱世界的思想地图
这本书不是学术论文，也不依赖抽象的概念和术语。两个人一问一答，用日常的语言，讨论那些在当下社会具有普遍性的议题——反思80年代、年轻人的迷茫、个人危机、爱情与关系、大学与教育、阶层流动、边缘与中心、民族与民粹、人类学的角色、共同理想、全球化、人的再生产——同时也在这些讨论中引入学理的视角，以期校正那些惯性的、未经审视的思维方式。

4. 在微小的行动里找回生活的主动权，在不断变动的世界中认识不断变动的自我
“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生命经验理解世界，但要理解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经验，还有别人的经验，并把两者沟通起来。”——两位谈话者各自带着自己的经验、困惑和判断，在交流中相互激发，诚实而敏锐地理解对方，也厘清自己。项飙教授在讲述自己的同时，也正视自己的缺陷、危机与焦虑，实实在在地去应对学习、研究及生活中的问题。而这本书在编辑过程中，也尽力保留了谈话的流动状态，甚至很多口语的原貌，为的是让读者仿佛坐在他们旁边，从身边事开始发问，厘清焦虑的来路，抵抗信息的淹没，在变动中重建意义和行动的方向。

2018—2020
两代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从项飙教授的个人经验切入，追索一系列超越自我的问题，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等题目的思考。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对话实录，也给出了一种审视问题、思维操练的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在全球化的年代，如何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2020—2025
项飙与吴琦的谈话还在继续，从北京出发，到德国哈勒，回应与反思《把自己作为方法》出版后的各方声音，兼谈附近、内卷、共同焦虑等议题的新进展，并追问，在日渐收缩的社会阶段，如何应对，与谁对话，还有怎样的研究与行动空间。

读者与各界评论
增订版前言 不要停止寻找：“把自己作为方法”之后
代序 重建对话的精神

引言 自我是一种方法

北京访谈 2018/ 03
访谈之前
童年图景
80年代
北大青年的焦虑
研究“浙江村”
年轻人之丧
边缘与中心
个人危机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
用80年代来批判80年代
什么是批判
理解的学问

牛津访谈2018/08
访谈之前 133
牛津记忆
距离感与直接性
人类学的圈子
非虚构写作
学术不是天职
民族与民粹
新加坡启蒙
“盘根”式共同体
跨国性的自洽的小世界
大学应该寻找例外
个人经验问题化
新研究
共同理想
乡绅作为方法

温州访谈 2018 /12
访谈之前
人的再生产
阶层流动的悖论
寻找新的话语
作为中介的人类学
再谈乡绅

《把自己作为方法》后续

2023/09/20（北京）
让自己站得住：对《方法》的再反思
重建交流的能力
对读者的回应：附近、主体性和自我意识
把情感带入思考：《方法》出版后的工作变化
把概念切开：从情感到经验的切近

2023/10/18（北京）
亲切与距离感：研究者的位置
新的起点：研究青年，还是和青年一起研究

附录
韩文版序言 与混沌共生的力量
项飙著述目录（1995—2025）
索引

项飙 吴琦，著，项飙，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1995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完成本科学习，1998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获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吴琦，《单读》主编，播客《螺丝在拧紧》主播，前《Across穿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下一次将是烈火》《去山巅呼喊》《在门外谈话》译者。


增订版前言
不要停止寻找：“把自己作为方法”之后

2017 年，我和丹妮找到项飙老师，讨论做一次长期访谈的设想，并很快达成共识，着手开始。三年后，谈话的成果出版，获得出乎意料的回响。从结果看，这是一本成功的书，甚至有同行从营销的角度认定，它还可以更成功。但作为这个项目的作者之一，也出于对文化行业的了解，在回顾这段历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对偶然与意外的体会更深。
在当时的语境里，这本书是一个非常规的选题。两个人的漫谈，并不是常见的体例，成书的形式要从头摸索，从文字的语感到编辑方针，后到书的封面设计，都不想落入某种特定类型而希望做出“例外”的样子。如今想来，它能突破各种规范终问世，不仅是作者的幸运，也是环境使然。别样的尝试、对过往的反思、对单一的主流叙事的批判，那时仍有空间。此后的几年，我们都见证了，社会情势是如何走向了它们的反面。
首版五年后—— 如果从2017 年算，其实快过去十年—— 在我们考虑修订这本书时，首先做的就是回望和标记当时的起点。作为那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它试图展开对话的对象和此后激起的各方讨论之间，它寄望通过学术研究与文化工作的协作来推动的改变和时代命题结构性的更迭之间，产生了许多张力和错位，值得新的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回望是再一次的自省，而不仅是纪念。
一开始当我们说“把自己作为方法”，不论在个人还是分析的层面上，背后的动力都首先来自一种边缘感。我们感受着各自行业内部的困境和壁垒，也共情于周遭在“上行”的旋涡里挣扎的人、在社会阶梯中遭遇阻碍甚至被阻止的人、被经济发展换算为代价的人、秩序里的异类、被限定而不是被解放的青年等等，于是才想问，何以至此？非此不可吗？项飙老师自80年代以来的知识经历，在这里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可以展现而非说教，是一种反思式的自我认知，透过自身的不适，看到结构性的症候，进而在模板和指令之外，寻找个性化的发展路径。尽管“方法”两个字天然具有实用的诱惑，但我们期待中的思想工具，本身是在反对各种过于简化的实用性，以及不假思索的成功感，而不是被用来粉饰竞争，甚至继续竞争。
新一轮宏观环境的转向，让这种反对和与之相应的变通更 加困难，尤其，当压力层层传导，个体是末端也是脆弱的一环。要应对重新动荡的世界，已经是紧迫的任务，还要调动自己给出反弹的力量，更不容易做到。来自过去年代的许多召唤，此刻至多只能作为轻声的安慰，因为形势总是对“我”提出新的挑战。然而，既辩证又无奈的是，所剩不多的行动空间仍在“自我”这里，越是受限就越是如此。当结构难以撼动， 个体更需保持灵活，当评价标准趋于固化，内在的支撑体系就尤为重要，当一切都可以成为方法，行动的效用就加倍取决于它的主体。我们的访谈曾花了不少力气，把个人视角作为观察时代变迁的引线，但个人不仅是客体而已，今天，也许是时候让书名中隐含的主语更有力地浮现。对话、研究和书写，背后固然有更大的关怀在推动，但在生活和工作的层面，也是我们走出困顿、自我照顾的基本方式。一部分人，或者大部分人在一些时刻，都会忍不住停下来考虑，如何应对眼前不断变化的现实，如何吞咽内心的不服与热望，并从中找到主动活着的感觉。新出现的AI（人工智能），确实可以替代许多技能，但它不可剥夺的正是这种人的质感、活的气息。
在技术的追逐下，学术、出版、传媒业的变革如今都进入 了更深的阶段，知识如何介入社会，甚至部分知识是否还能存续，都更成问题了。我们都在相似的隧道中穿行，并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这本书作为一次出版实验，本身并不成熟， 很多问题没有答案，很多答案有待再解释，结论也是互动式、开放性的，但它的特殊之处也许就在于愿意敞开这些不够成熟、顺滑的部分，保持一定程度的坦率和天真，说出自己心中的异议，在各种标准答案的诱惑下，仍想冒险试试别的路。这可能不算方法，而更近乎本能，真实的情感和经验，对一个动态的生命历程的理解，是人始终可以尽力把握的部分，也是一场谈话好的助燃剂。
在增订版中，我们增加了几次后续访谈，聚焦在“把自己作为方法”这一主题本身，把这个概念放回读者和作者后来的实践生活，继续做推演。过去我们主要通过它，触及宏大议题的讨论，现在折返回来，继续以它为名分享彼此新近的苦恼。不变的是，我们珍惜这些困惑和怀疑，因为没有问题可能比没有答案更值得警惕，亲身经历过这个周期的人，会更清晰地知道，不存在一的真理可以抹平有问题。不要停止寻找，自己保有自己身上反思和批判的力量，而不是过早地放弃并选择顺从—— 我们的起点曾在这里，今后更是这样。

吴琦2026年5月


读者与各界评论

《把自己作为方法》是一项宣言。它号召着中国乃至世界的青年，暂且不管自己是消费者、追求利益大化的个人主义者，还是特定政治或社会运动的一分子，回过头来看看他们“自己”。项飙所呼吁的是一种智识上的行动主义，其理念是： 在这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大部分人都有资源去理解他们在大千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而在此基础上，他们能通过发挥能动性来解决问题，以此改善个体与社群的生活。出于学者的身份，项飙发挥自身能动性的方式比较特别，即运用社会科学的工具，其生产的知识或许能帮助他人发挥主体性。但项飙并 不认为学术主体性与知识生产就优越于“浙江村”创业者的成就。我们须承认，确实存在着限制或激发主体性的结构与力量，但主体性永远是一场对可能性的探寻，而非不切实际地寻找逃离与超越的方式。
—— 王大为（David Ownby，《把自己作为方法》英文版译者，蒙特利尔大学东亚研究和历史系教授）

我把这本书翻译成了韩语，与预期相反，翻译工作相当愉快且顺利。原因是我能在日常生活中轻松理解书中介绍的几个重要概念。例如，当我看着在广州一所大学教书的妻子时，我能生动地想象出项飙老师介绍的中国“乡绅”是怎样的人。我妻子在我们居住的社区参与各种活动，比如与邻居一起建造菜园或打理花园、自己开创并运营社区公共空间、探索流浪猫与居民和平共处的方法等。当我每天为韩国以及远方发生的各种问题而深感忧虑、叹息不已时，她会鼓励我，让我们先关注那些能靠自己力量实践和解决的问题。
……
《把自己作为方法》中文版出版的2020年对有人来说似乎都是特别的一年。在中国，随着21世纪的到来……次经历城市化人际关系成长起来的Z世代走向成年，并开始谈论“内卷”和“躺平”。韩国的Z世代与过去的世代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更像西方化的一世界公民，而非东亚人。他们似乎感觉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比邻国更亲近。此外，他们也不相信上一代人信奉的历史进步。原因很多，但可能是因为他们成长期间的韩国社会不再向他们保证支撑现代性的进步、发展和增长的成果。虽然年轻女性仍然更支持进步，但那是因为她们有争取性别平等的目标。许多进步主义者将气候变化等环境生态问题、少数群体权利、国际和平与移民等各种议题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但这也带来了年轻男性反击和保守化的副作用。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感觉到，与逐渐在网络 空间中孤立的男性相比，更擅长线下社交的女性正在主导变革。
但是，无论国籍、性别、年龄，关于项飙所说的超现代社会带来的共同忧虑，即更多的理性反而使我们失去对生活的控制感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通过“附近”，寻找自己生活的意义、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把握图景、努力采取以问题解决为方向的态度，是克服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阵营逻辑和民族主义负面的现实方法。
韩国人和中国人，东亚人或者说有现代人，都需要在略有不同的历史路径和背景中，各自以自己作为方法前进，但我们仍然有许多可以共享的共同叙事和忧虑。希望从这起，我们的对话能够重新开始。
—— 金裕益（《把自己作为方法》韩文版译者之一）

项飙采用类似于乡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研究 者面对当下现实的角色和使命：立足于边缘、对中心采取批判的立场，以此来透彻理解中国官方视野不能涵盖的社会语境。项飙的声名鹊起似乎表明他在这方面的实践是成功的…… 他外公的遭遇使他学会与权贵保持距离，并寻求与思想敏锐的知识青年交流…… 他把“乡绅气质”区别于卡尔·曼海姆说的“在社会上自由游离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而是将其定位为扎根本土因而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特质。
—— 赖因哈德·克雷克尔（Reinhard Kreckel，社会学家、哈勒大学前校长）

我特别要说，在学术上或者在我们互相理解上，对话的目的很少是达成共识，从结果来说，很少曾经达成过共识。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达不成共识，对话仍然非常重要，因为你在讲你的道理，我在讲我的道理，讲来讲去，你也没有信我的道理，你还是信你的。大家后都信一个人的话，我反倒慌了。对话不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甚至可以说，思想层的对话基本上不能以达成共识为目的。那么对话以什么为目的？就是说我虽然没有信服你的整个理论、你的整个态度，但我仍然从跟你的对话中修正了我的某些观念，调整了我自己，深化了我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对话的作用就是使我们各自的思想、观点、立场和为人不断深化，不是说后要让我们变得更加相似。
——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把自己作为方法》成功之处，是将众多“无我” 的“客观表述”样样都“与我相关”，以含蓄的方式触及一个尚待明晰揭示的“方法层次”。
——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尽管人类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并不处于核心地位，但近年来在中国却备受瞩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项飙的研究……他与记者吴琦对话结集而成的著作《把自己作为方法》，在中国已畅销数十万册，并被豆瓣评为2020年度读书榜单“受关注的图书”一名。书中分析了中国年轻人当下生活面临的复杂困境， 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项飙认为，“内卷”一词——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曾用它来描述农业社会——恰好可以用来诠释中国年轻人如今的困境。所谓“内卷”，即陷入一种螺旋式向内的状态，无论个人如何努力向前，都无法摆脱这种原地打转的困境。它描绘了一代人的生存状态：深陷高失业率的泥潭，无力购房，也不愿生育。2020年，“内卷”一词高居中国网络热词首。正如项飙所言，它传达的是人们陷入“永无休止的自我鞭笞”的普遍情绪。
——《经济学人》

六年来，通过这本书和它激起的讨论与活动，许多年轻读者在心里“和项飙谈话”。找解释，找个人能为解释提供的意义，找理解方式，找具体经验的碰撞，找能说得通话的朋友，找心灵咨询，找未来图景和与未来相处的办法，找生活方法论， 其作用和一百年前的新文学不是没有相似之处。在实践中，它从社会科学方法之书，变成了办法之书，有时是答案之书。在这其中有多少生命和头脑的活力，与生活经验可提炼的潜力啊， 那些由书激发的波纹，已成为一本新的“把自己作为方法”。
—— 淡豹（作家）

这本书让我仿佛回到青年时期，我也觉得今天读到这本书的年轻人特别幸运，因为有人把几年的劳动压缩成了这样一本书，项老师把这么多年的个人经历和治学经历浓缩进了这样一本书，当然这跟他其他的学术著作是不一样的。“大局观”这个词现在已经用滥了，但其实对于年轻人而言，重要的还是大局观，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在变动中随波逐流终走失。我相信有大局观的年轻人会做出另一种选择。
—— 索马里（编辑、译者）

项飙老师是一位很理想的对话者。对我来说，这本书解答了一些问题，遗留了一些问题，并制造了更多问题；我成为一个问题的问题，需要从自己的问题去解决更大的问题。因为这些年编辑了非常非常多对话稿，对这种呈现方式感到亲切，也会在阅读时考虑如果是我来操作会如何提问或编排。答者和问者的坦诚对于一次对话来讲非常重要，前者是针对自己的欠缺不足，后者是针对当下的迷茫无力，这些部分或许也可以投射到读者身上，激发出更多“有机”的想象与对话。
—— 冷建国（“随机波动Stochastic Volatility”主播）

这场无尽的对话的过程，就是一种读者在直觉中反省直觉且需要立刻跳出过度反省的理想的阅读过程。在小世界，我们依然在谈论“自我”，可以是全球化中的乡绅，或真正的知识分子，哪种身份都好，这本书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 给人以继续保有思考行为的勇气和笃定。这场对话证明，思考本身就是前景。
—— 柏琳（作家、独立记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巴尔干研究中心特聘兼职研究员）

诚恳，坦然，务实，关怀。项飙对于附近世界的关照和叙述，不仅是对学术大而化之的语言的抵抗，也是对于淹没个体的政治话语和政治权力的突围。这种叙述渴望抵达的，是普通人的故事，牵涉的是具体的事件、具体的社会关系、灵动的生活图景。我们太需要读到这样质朴真诚的话语，太希望那些对于社会有观察的学者说人话。难能可贵的是，项飙认为“学术是一种干预”，社会科学能为人提供思考的工具，他说：“我是一个活人，我对这个活的世界要发出自己的想法。”如此恳切，让人感动。
—— 张畅（作家、译者、前媒体人）

在这本访谈录中，“把自己作为一种方法”主要是一种理解自我、认识时代和世界的知识态度，项飙是抱着“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体察者，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这种心态在使用“把自己作为方法”，早越出了学院的围墙，直接指向每一个自觉的行动主体。这种“在地性”蕴含着大的批判能量，同时又不固执，懂得如何在现实的夹缝中有限、有效地落实理想。
—— 迟有悔（豆瓣读者）

这的确是一场诚挚的邀请，对话并非在访问者与被访者之间形成一种封闭的振动，而是开放的呼唤，提供给有读者在场的机会。而参与其中只需要一个前提，相信公共精神，相信思考能够推动改变的发生。
—— 竹官碧（豆瓣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