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书名：滔天洪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 

系列：理想国译丛

著者：[英] 亚当·图兹

译者：陈涛 史天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书号：978-7-5113-8278-8

出版时间：2021.05

定价：148.00元

装帧：精装

尺寸：152mm * 228mm * 51mm

字数：630千字

页数：744

◎目录

插图列表

图表列表

前言　滔天洪水：世界秩序的重建

第一部分　欧亚危机

第一章　处于平衡状态的战争

第二章　没有胜利者的和平

第三章　俄国民主被战争埋葬

第四章　中国进入战火中的世界

第五章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第六章　达成一种苛刻的和平

第七章　世界分崩离析

第八章　干涉行动

第二部分　赢得民主的胜利

第九章　加强协约国

第十章　民主的军工厂

第十一章　停战：实现威尔逊的设想

第十二章　压力下的民主

第三部分　未完成的和平

第十三章　东拼西凑的世界秩序

第十四章　“和约的真相”

第十五章　赔偿

第十六章　欧洲的屈服

第十七章　亚洲的屈服

第十八章　威尔逊主义的惨败

第四部分　寻找新秩序

第十九章　严重的通货紧缩

第二十章　帝国的危机

第二十一章　华盛顿会议

第二十二章　再造共产主义

第二十三章　热那亚：英国霸权的失败

第二十四章　悬崖边上的欧洲

第二十五章　战争与和平的新政治

第二十六章　大萧条

结论　加大赌注

注释

致谢

索引

译后记

◎精彩书摘

前言（选摘）

滔天洪水：世界秩序的重建

1915年圣诞节早上，格拉斯哥（Glasgow）工会工人不断发出嘘声，以此来迎接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这位过去的自由主义激进派、现在的军需大臣。劳合·乔治要求招募更多士兵投入战争，并说出了一番颇有预见性的话。他警告说，这场战争将重建整个世界：“这就是那场滔天洪水，它是自然的战栗……给人类社会和工业文明带来闻所未闻的改变；它是一场飓风，把现代社会的花花草草连根拔起……它是一场地震，将欧洲生活的巨石抛到空中；它是大地又一次的震动，各个国家稍不小心，就将前进或者倒退几十年。”四个月后，在战线的另一侧，德国宰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说出了同样的话。1916年4月5日，在噩梦般的凡尔登战役开始六个星期之后，霍尔维格把一个事实赤裸裸地摆在了德国国会面前：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经历过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历史已经无法再回到从前”。这场激烈的大战足以改变一切。到1918年，亚欧大陆上的古老王国—沙皇俄国、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都已经在“一战”中土崩瓦解，中国则因内战而动荡不安；到20世纪20年代，东欧和中东的地图已然重绘。尽管这些变化是如此不可思议、众说纷纭，但其重要性仍然是无法否认的，因为与之同时发生的还有另一个更加深刻却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改变。一种新秩序在战火中冉冉升起，它超越了新兴国家喋喋不休的争吵和民族主义表演，彻底重建了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俄国和美国这些大国之间的关系。理解这场权力转移的规模与重要性需要一些地缘政治和历史的想象力。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秩序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其决定性因素——新兴大国美国——的缺席。但对于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来说，这一结构性变化的前景确实有一种让人痴迷的魔力。

1928年年底到1929年年初，在大战结束十年之后，三位同时代的人——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都在回顾历史。1929年元旦，在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保守党内阁中担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正抓紧时间完成他“一战”史诗《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的最后一卷《战后》。对于那些熟悉丘吉尔后来的“二战”回忆录的人来说，最后这一卷令人惊讶。1945年后，丘吉尔将创造一个新词“第二次三十年战争”（Second Thirty Years War），把对德国的长期战争描述为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然而在1929年，他说的可大不一样。那会儿丘吉尔在面对未来时相当乐观，而不是垂头丧气。一套新的国际秩序似乎已经在“一战”的狂风暴雨中逐渐形成了。通过两个区域性条约，全球性的和平已经建立起来：1925年10月在洛迦诺（Locarno）提出的《洛迦诺公约》（Locarno Treaties，12月在伦敦签署）以及在1921年年底到1922年年初所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Pacific Treaties）。对于这两个条约，丘吉尔写道：“是一对坚不可摧的和平金字塔……需要得到世界大国及其全部陆海军力量的拥护。”这两个条约使1919年在凡尔赛未能完成的和平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这张空白支票填写完毕。丘吉尔认为，“我们翻遍历史，也无法找到类似的伟大事业”。他写道：“现在，我们的希望建立于稳定的基础之上……我们将永远远离战争的恐惧。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各个大国向着世界组织稳步迈进，确信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而对于希特勒和托洛茨基来说，他们在“一战”后十年回望历史时，显然不会说出这样的话。1928年，曾经的“一战”老兵、从失败的起义者转型成为政治家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大选失利的同时，还在跟自己的出版商讨论，打算在第一本书《我的奋斗》（Mein Kampf）之后再来个续集。第二本书的计划是将他1924年以来的演讲和文章编成合集，但由于《我的奋斗》在1928年的销量就像希特勒在选举中的表现一样糟糕，因此他这份手稿并未出版。这就是后来的“第二本书”（‘Second Book’［Zweites Buch］）。对于托洛茨基来说，他倒是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写作和思考，因为在与斯大林（Stalin）的斗争失败之后，他被驱逐到了哈萨克斯坦，1929年又流亡到了土耳其。在那里，他笔耕不辍，记述下自1924年列宁逝世后的革命局势。把丘吉尔、托洛茨基和希特勒放到一起，虽然说不上令人反感，但也挺不搭调的。对一些人来说，将这三个人相提并论，本身就足以引发争论。当然，无论是作为作家、政治家、知识分子，还是作为道德个体，这三个人的分量都不尽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们对世界政局的看法互相印证。

和丘吉尔一样，希特勒和托洛茨基也都注意到了一件事。他们都相信，“一战”开启了“世界组织”（world organization）的新阶段。然而，不同的是，丘吉尔认为这一新情况值得庆贺，但对于像托洛茨基或者希特勒这样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意味着被历史抛弃。从表面上看，1919年所达成的和解似乎使欧洲中世纪末期开始出现的主权自决观念更为合理了。这一观念在19世纪促成了巴尔干半岛上新生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又在当前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溃中达到了巅峰。然而，尽管主权国家的概念变得丰富，但其内涵已经被掏空。大战已不可逆转地削弱了欧洲的所有参战国，即使其中最强大的国家和战胜者也不例外。1919年，法兰西共和国在太阳王* 的凡尔赛宫庆祝自己对德国的胜利，但无法掩饰的是，“一战”终结了法国成为全球列强之一的企图。对于那些19 世纪诞生的弱小民族国家来说，战争带来了更多的创伤。1914年到1919年，随着战事起起伏伏，比利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塞尔维亚都几近亡国。1900年，德国皇帝趾高气扬地在世界舞台上占领了一席之地；可二十年后，德国就已经堕落到要跟波兰在西里西亚（Silesia）的边界问题上争论不休，最后还得找一位日本子爵来主持争端的地步。德国已经变成了国际政治（Weltpolitik）一词的宾语，而不再是主语。意大利在战争中倒是加入了战胜国集团，但除了盟友信誓旦旦对它许下的承诺，和平只是强化了它作为二等国家的自我认知。如果要说欧洲有一个赢家的话，那就是英国，所以丘吉尔才会有一种晴空万里的感觉。不过，英国以前可是世界帝国的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当时的人觉得大英帝国在经历过战争后还算是差强人意，这只进一步证明，欧洲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一个世界性强国的时代，欧洲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已经不可逆转地只能是偏居一隅了。

唯一一个看起来在战争中毫发无损，甚至变得更加强大的国家是美国。事实上，美国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以至于人们再次开始思考17世纪时从欧洲历史中排除出去的那个问题：美国是否就是当年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意图建立的那个包罗万象、席卷世界的帝国呢？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20世纪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发现，“分崩离析的欧洲”意识到“自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正如同”战前欧洲东南部国家与巴黎和伦敦的关系。它们空有主权国家的华服，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希特勒在1928年警告说，欧洲的政治家必须帮助其人民摆脱普遍存在的“政治上的轻率无知”，否则，“北美大陆那位感受到挑战的世界霸主”将把它们都贬低到瑞士或荷兰的地位。从白厅的角度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丘吉尔感到，这股力量并不是历史的猜测，而是权力的现实。正如我们将看到的，20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这个痛苦的现实，即美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国。它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新型的“超级大国”，对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行使着否决权。

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勾画出这一权力新秩序的形成过程。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美国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展示着自己的权力。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领导人无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大国。他们通常不会直接出面，而是采取间接的方式、用潜在的手段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尽管如此，美国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还原世界各国努力构建国际新秩序，并最终承认美国核心地位的过程，将是本书的主要工作。这个过程是一场全方位的斗争，涵盖了经济、军事和政治各个领域。它在“一战”还未结束时就已经开始了，并一直延续到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搞清楚这段历史十分重要，因为我们需要理解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缘起，今天，它依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要特点。另外，搞清楚这段历史还能为我们提供一把钥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丘吉尔在1945年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来概括的第二场世界风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暴力如脱缰野马一般不断升级，这其实说明了那些暴乱分子认为自己面临着什么样的力量。希特勒、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以及他们的日本同伴采取那样极端的行动，恰恰是因为他们隐隐约约感受到，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未来将会支配整个世界。这个敌人看不见摸不着，它正在策划一个阴谋，要将全世界都笼罩在其邪恶的影响之下。这样的想法很显然有些神志不清，但是，如果想要搞清楚两次大战之间的极端暴力政治是如何在“一战”中及其结束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秩序和暴乱的这种辩证关系。如果仅仅将法西斯运动和苏维埃共产主义运动看作与欧洲近代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相似的事物，或者等到1940—1942年它们在欧亚大陆盛行，似乎将要改变历史的时刻才开始了解它们，那就太片面了。意大利、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领导者，都把自己看作以暴抗暴，反抗强大、不公正国际秩序的人。20世纪30年代这些政治家都认为，西方大国不是软弱，而是懒惰和虚伪。它们曾经击垮过德意志帝国，也有能力改变现状，却将自己伪装成正人君子和乐天派，隐藏锋芒。想要抢先一步阻止历史终结于这种不公平的状态之中，就需要冒着极大的危险，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这就是那些暴乱分子从1916年至1931年的历史里获得的可怕经验。本书就将回顾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