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你们中的一员，但他成为了亚伯拉罕·林肯”

文/ 亚当·格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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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经济学家迈克尔·豪斯曼主持了一个有趣的研究项目，研究为什么有些客服代表留存率比其他人更高。一开始，他猜测有过跳槽历史的员工会辞职得更快，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同过去5年一直做同一份工作的员工相比，在过去5年中换过5份不同工作的员工辞职的概率并不会更高。

在寻找其他线索的过程中，他注意到了关于雇员在申请工作时使用哪种浏览器登录的信息。一时兴起，他测试了关于浏览器的选择是否与辞职率有关。他未曾期望在这两者间找到任何相关性，正如我们常常认为的，选择用哪种浏览器纯粹是个人喜好的问题。但当他看到了结果，他惊呆了：使用Firefox或Chrome浏览器的员工坚守在某一岗位上的时间，要比那些使用IE浏览器或Safari浏览器的员工长15％。

起初，豪斯曼认为这只是一个巧合，于是又对缺勤情况和业绩水平做了相同的分析，结果竟与之前相同：使用Firefox或Chrome浏览器的员工拥有更低的缺勤率和明显更高的销售额。为什么会这样呢？

差异在于他们是如何获得浏览器的。如果你买了一台个人计算机，次打开它时，IE浏览器已经内置在Windows系统中了。如果你是一个Mac用户，你的计算机就预装过Safari浏览器。几乎2/3的客户服务人员使用的是默认浏览器，他们从来没有质疑过是否存在一个更好的浏览器可以使用。

要获得Firefox浏览器或Chrome浏览器，你必须表现出一些智谋，下载一种不同的浏览器。这些人没有接受默认，而是主动去寻找一种可能更好的选择。这种主动行为尽管不起眼，但也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工作习惯：那些主动把自己的浏览器改成Firefox浏览器或Chrome浏览器的员工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工作。他们寻求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向客户进行推销，为客户排忧解难。当遇到不喜欢的情况，他们会想办法自己来解决。由于主动采取措施来改善状况，他们没有什么离开的理由。他们创造了自己想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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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IE浏览器的世界。正如几乎2/3的客服代表使用计算机默认的浏览器，我们中很多人对生活中默认的常规选择接受，并且这种压力开始得远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早。

在思考那些可能长大后会做出一番伟业的人时，你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神童。这些天才两岁时学习阅读，四岁时弹奏巴赫的曲目，六岁时学微积分，八岁时可以流利地说七种语言。但结果证明，很少有神童能在长大后改变世界。

尽管神童往往有更多才能和更大的雄心壮志，但阻止他们推动世界前进的是：他们并没有尝试着离经叛道。他们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在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在成为象棋的同时，悲惨的事情发生了：熟能生巧，但这种熟练并不能催生出新的事物。

终，大多数天才以平庸的方式发挥着他们非凡的能力，做好他们的工作，而不去质疑默认常规，也不去打破现状。为保险起见，他们遵循传统的成功路径。他们成为医治疾病的医生，而不是为改善漏洞百出的体系而斗争，结果许多患者根本消费不起医疗服务。作为教师，他们设计吸引学生的代数课，但不去质疑代数是否是学生们必须学的。虽然有了他们，世界得以平稳地运行，但他们也使得世界止步不前。

当追求成功的动机膨胀时，它会将创新精神排挤出去。在想要获得成功的心理驱动下，人们的目标并不是获得的成就，而是获得有把握的成功。

期望获得成功的渴望和害怕失败的恐惧阻碍了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创造者和变革推动者。他们关心如何保持稳定和实现传统意义上的成就，因而一直不愿意追求离经叛道。虽然他们似乎拥有成为一个天生领导者的素质，但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几乎是被追随者和同行抬起的。

现在看来，《独立宣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时由于几位关键性革命人物的不情愿，它差点没有诞生。在战争前夕的那几年，约翰·亚当斯害怕英国会报复，犹豫着是否要放弃自己刚刚起步的律师生涯，直到当选为代表，出席届大陆会议之后，他才参与进来。乔治·华盛顿一直专注于管理其遗产以及小麦、面粉、渔业和养马的生意，直到亚当斯任命他为军队总指挥后，他才加入革命事。华盛顿曾说，“我已经用尽我所有力量去避免它”。

近两个世纪后，马丁·路德·金对于领导民权运动感到担忧，他那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牧师，并成为大学校长。1955年，在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因为搭乘公交车时拒绝让座给白人而被逮捕后，一群民权活动家聚集在一起，讨论他们应该如何回应。他们同意组建蒙哥马利进步协会（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以发起抵制公交车运动，与会者之一提名了马丁·路德·金做主席。金回忆道：“此事发生得如此之快，以于我还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它。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拒绝这项提名。”就在三周前，金和他的妻子达成一致，“之后不会再承担任何重大社会团体的工作，因为我近刚完成我的论文，需要更多精力投入教会工作”。然而他被一致推选为这场运动的。那天晚上，他要面向社会发表演说前，他说：“我充满恐惧。”1963年，他的讲话获得雷鸣般的掌声，鼓舞了各地追求实现自由理想的人们，之后，金才克服了恐惧。

当教皇委派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上画壁画时，后者并没有什么兴趣。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雕塑家，而不是画家，他发现任务艰巨，因而逃到了佛罗伦萨。在教皇的坚持下，两年后他才接受这一任务。由于哥白尼拒绝发表他的日心说理论，天文学停滞了几十年——由于担心排斥和嘲笑，哥白尼保持了22年的沉默，他的发现只在他的朋友中流传。终，一位红衣主教得知了他的研究，并写了一封信鼓励哥白尼将其理论出版。即使这样，哥白尼还是拖了4年才行动。在一位年轻的数学教授主动承担这个任务，把书付梓之后，他的巨著才为世人所知。

我们可以想象有多少个像马丁·路德·金、米开朗琪罗和哥白尼那样的人从来没有追求、出版或推销过自己的独创见解，因为从没有人将他们拖拽或推到聚光灯下。希望获得成功的压力使我们做了恰恰相反的事情，我们只是采用肤浅的方式显示我们具有叛逆精神，例如戴上领结，穿着鲜艳的红鞋，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敢冒风险真正地离经叛道。当涉及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思想以及我们心中的核心价值观时，我们抑制了这些想法。因为我们认为，成为一个离经叛道者，需要承担的风险。

“创新需要冒风险。”这一被默认的观点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文化之中，以于我们很少会停下来去思考它是否正确。当我们惊叹这些给世界带来创造力和重大改变的创新者时，我们往往以为他们是不同寻常的人，他们比常人更愿意也更勇于承担风险。但事实情况却恰好相反，那些成功的创新者实际上比常人更渴望规避风险。

那些被排在美国商业杂志《快公司》2015年具创新力公司榜单前几位的公司创始人，即便在他们的公司成立以后也照样继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前田径明星菲尔·奈特（耐克公司创始人）于1964年开始用他的汽车后备厢摆摊起家，销售跑鞋，但一直到1969年，他还一直在从事会计工作。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在发明了代苹果电脑之后，于1976年与史蒂夫·乔布斯合作创建了苹果公司，但直到1977年他仍在惠普公司做全职工作。虽然早在1996年，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就琢磨出了应该如何大幅度地改进互联网搜索，但直到1998年他们仍在斯坦福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佩奇说：“我们差点没办成谷歌公司，因为我们非常担心完成不了博士研究项目。”

继续做本职工作这种习惯并不限于成功的企业家。许多有影响力的创新人才即使在从重大项目中获得收入以后，仍继续从事他们的全职工作或学业。电影《塞尔玛游行》（Selma）的导演阿娃·杜威内在拍摄她头三部电影的同时还做着公关的全职工作，在拍片4年并获得许多奖项之后，她才将拍电影作为全职工作。布莱恩·梅（Brian May）开始在新的乐队演奏吉他时还正在攻读天体物理学的博士学位，而且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学业。几年之后他才全职加入皇后乐队，之后不久他写出了那首《We Will Rock You》。《呆伯特》（Dilbert）漫画的创造者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在他连载在报纸上的部连环画作品大获成功之后，仍然在太平洋贝尔电话公司工作了7年。

“风险组合”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为何这些创新天才通常在生活中的一个方面表现得极富创意，而在其他方面则相当传统。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创意性的成就很难实现，如果没有集中精力努力工作，公司也不会繁荣昌盛。这些假设忽视了一个平衡的风险组合的重要效益：在一个领域有安全感，使我们能够自由地在另一个领域成为创新者。能够应付基本的生活开销，我们就不会迫于生存压力而去出版半成熟的书，销售拙劣的艺术品，或创办未经考验的公司。平衡风险组合并不意味着保守持中，不去冒太大风险。相反，这些创新者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他们在一个领域冒了风险，在另一领域却谨慎从而抵消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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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初为数不多的那几个人没有听从内心的反叛直觉，美国或许根本不存在，个人电脑可能还未普及，我们大概还坚信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只有一些人会产生重大影响，大多数人终将平庸。然而，那些打破常规、改变世界的人其实和你我并没有太大不同。亚伯拉罕·林肯通常被视为美国伟大的总统。但当专家们根据“取悦别人，避免冲突”这一项对总统进行排序时，林肯却是得分高的。在内战期间，他一天要花4个小时的办公时间同公民和赦免逃兵见面交谈。在签署《解放奴隶宣言》之前，林肯就是否应该废奴的问题苦恼了半年之久。他对自己是否拥有宪法赋予的解放奴隶的权力存在怀疑，担心这一决定可能会使他失去边境各州的支持，害怕他们会放弃作战，从而使整个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

由此可见，离经叛道不是一种天生的特质，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林肯并非生来更具原创精神，也并非更有勇气应对争议。正如思想家杜波依斯所评论：“他是你们中的一员，但他成为了亚伯拉罕·林肯。”

终，那些选择离经叛道的人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的人。身为沃顿商学院的组织心理学家，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这些人，与他们交流。令我震惊的是，他们在创新道路上的心理历程与我们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和我们一样，他们也会产生恐惧，也会心存疑虑。他们之所以会与众不同，正是因为即便如此，他们仍旧不顾地采取行动。他们打破了常规，并平衡好了风险组合，既没有因为渴望成功而过于保守，也没有一头扎进冒险的深渊。终，他们成为了IE浏览器世界中的那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