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领域的里程碑，

构想人机共生的后人类未来

【图书简介】

当世界越来越多地被算法改变，人类是否终将成为数字母体的后代？

知名后人类研究学者N. 凯瑟琳·海尔斯以跨学科视野剖析数字时代的认知革命，揭示计算机如何重构文学基因与人类意识。本书穿透技术表象，直指数字文明的核心困境——在算法的世界里，我们既是创造者，也是被编码的产物。

本书在从智人到机器智人的文化背景下，重新思考了文学在创造当代文化想象中的作用，探讨了技术如何定义我们及我们的文化。海尔斯不仅探索了人类与智能机器那充满诱惑，但又危机四伏的亲密关系，还为后人类未来构想了概念性的生存指南，为人们认识和研究文学带来了全新视角。

【作者简介】

N. 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 1943—  ），美国知名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出研究教授，杜克大学詹姆斯·B. 杜克杰出荣休教授，20世纪后期研究文学、科学与技术间关系的重要学者，尤其以后人类主义理论、电子文学研究和认知研究闻名。曾获古根海姆奖、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奖等荣誉，并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代表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被誉为“使后人类主义受到广泛国际关注的关键文本”。

【译者简介】

陈静，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数字人文学者。

【编辑推荐】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媒介间性主导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我们的语言、主体性、文学对象和文本性观念提出了挑战。代码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可以与言语和书写相提并论，人类与机器、模拟与数字、旧技术与新技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我的母亲是计算机》生动论述了新兴的数字媒介与各种形式的旧媒介的相互作用：代码与言语的区别；电子文本与印刷文本的差异；数字媒介对自我观念的影响；数字性对印刷书籍的影响；我们将计算机视为生命的观念；人类意识本身就是一种计算的可能性；以及人类透过数字时代的视角看待宇宙的主观宇宙论。本书回顾了人类与技术之关系的发展历程，否定了技术决定论，为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可行方案，对后人类研究、新媒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媒体及名人推荐】

《我的母亲是计算机》展现出令人瞩目的跨学科活力：前一分钟，海尔斯还在驳斥斯蒂芬·沃尔弗拉姆自诩发明了一种新科学的傲慢断言；下一分钟，她又在细致解读科幻小说，批评德勒兹和加塔利无可救药的模糊性，或者津津乐道编程语言C++的历史。——斯蒂芬·普尔，《卫报》

海尔斯再次成功地对高度复杂、广泛分散的论述进行了令人叹服的综合……成就斐然……她是了不起的美国读者。——斯图尔特·摩尔索普，《美国书评》

【目 录】

中文版序

致  谢

序  言 计算家族

第一部分制作：语言与代码

第一章媒介间性：文本性与计算制度

第二章言语、书写与代码：三种世界观

第三章信息之梦：三部小说中身体的逃离与约束

第二部分存储：印刷品与电子文本

第四章翻译媒介

第五章述行代码与比喻性语言：尼尔·斯蒂芬森的《编码宝典》

第六章雪莱·杰克逊《拼缝女孩》中的闪烁关联性

第三部分传输：模拟与数字

第七章（揭下）能动者的面具：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面具》

第八章仿真叙事：虚拟生物能教会我们什么

第九章主观宇宙论与计算制度：格雷格·伊根小说中的媒介间性

尾  声 递归与涌现

译后记 当我们都是智能人工

注  释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摘自“序言：计算家族”

关于标题

在尼尔·斯蒂芬森的《编码宝典》（Cryptonomicon）里，虚构的数学天才劳伦斯·普里查德·沃特豪斯向他的上级厄尔·科姆斯托克中校炫耀他的新机械发明。科姆斯托克问道：

“如果你非得给这个装置起个名字，你打算叫它什么？”

“唔，”沃特豪斯说，“话说，它的基本功能就是执行数学运算——就像计算者一样。”

科姆斯托克哼了一声：“计算者是人。”（600）

这段话反映的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事实， 那些被雇来做计算的人——做这种文书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女性——被称作“计算者”（computer）。 这个词出现在安妮·巴尔萨莫（Anne Balsamo）《性别化身体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Gendered Body）某章的第一句话里：“我的母亲是计算者。”这句话也被我借用，作为本书的标题。巴尔萨莫的母亲确实从事的是计算者的工作，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末，这个词的不同解释也标志着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从用于计算的智力主要与人类相关，到逐渐将这些工作委托给计算机。因此，这句话就是一个提喻，借以比喻智人（Homo Sapiens）与机器智人（Robo Sapiens），即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的关系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这句话今天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语义冲击，不仅源于从人类劳动到机器劳动的转变，还源于一种重要的人类社会亲属关系类别被侵犯的感觉。在此意义上，这句话暗指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等人所说的我们的“后生物”（postbiological）未来：当人类找到办法抛下肉身，将他们的意识上传至计算机，一直被用来定义人类极限的肉体具身化（corporeal embodiment）在未来将变得不那么有效。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中，我强烈反对这种后人类设想，并在书的末尾呼吁，应积极探寻承认具身化的重要性并且有益于地球上的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后人类版本。

那本书出版后的五六年里，计算机技术已经进一步深入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适计算（pervasive computing）、移动通信设备、卫星网络、互联网通信（Internet traffic）已被广泛应用；相应地，经济、制造业、交通以及通信技术都被紧密地整合到了全球调解网络（mediated network）之中。因此，我之前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有关自由人文主义主体和后人类主体之相互关系的分析，已经开始淡出20世纪的历史。在21世纪，这场辩论的中心不再是自由人文主义传统与后人类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聚焦于与智能机器协力进化的不同版本的后人类。

将后人类与自由人文主义传统并置，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存在许多重大差异，但某些后人类版本还是延续了离身化（disembodiment）理念，

这一理念是自由主义传统的突出特征，因为它将自我与心灵联系起来，仅把身体当作心灵运作的容器。随着后人类进化到更新、更复杂的版本，具身化和离身化之间的鲜明差别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且形式更为多样。因此，将离身化的信息与具身化的人类生活世界并列的二元论观点，已经不足以阐述这些复杂性。尽管我没有放弃探究具身化的重要性，但在我看来，当下的处境越来越需要超越二元论的视野，展开更为细致的分析。从我的角度来看，这种发展就需要对物质性（materiality）进行重新解释，将之与物理性（physicality）区别开来，并重新构想混杂文本和主体性（subjectivities）的物质基础。我在著作《书写机器》(Writing Machine）中做出的思考至关重要，让我得以构思出我在此提出的论点。《书写机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及本书构成了三部曲，从20世纪中叶延伸到现在，这一轨迹从具身化和信息之间的二元对立开始，经过对文学文本的物质性的探索，发展到将这些观念扩展、深化为计算和文本性（textuality）。

正如我在《书写机器》中所定义的，物质性是物理属性和表意策略（signifying strategies）之间的动态互动所产生的新兴特质。物质性因此标志着物理现实和人类意图之间的交会点。自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呼吁从“事实问题”（matters of fact）转向“关注问题”（matters of concern）之后，我喜欢将物质性视为对人类意义至关重要的事实构建。这种关于物质性的观点与我所说的“计算宇宙”（Computational Universe）密切相关，后者宣称宇宙是通过在所有物理现实背后的庞大计算机制上运行的计算过程而生成的。对于强烈主张计算是本体论的科学家来说，计算是现实得以在原子、分子和宏观层面上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手段。在《一种新科学》（A New Kind of Science）中， 斯蒂芬·沃尔弗拉姆（Stephen Wolfram）将这种主张扩展到了生物系统，甚至包括社会和文化系统在内的各种复杂行为。在这个语境中，“我的母亲是计算机”可以被理解为暗指用通用计算机（Universal Computer）替代自然母亲（Mother Nature）。正如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自然母亲被看作人类行为和物理现实的源头，现在通用计算机也被设想为我们所有人的母版（Motherboard）。

计算机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重要性，而计算宇宙的出现显然不是巧合。我们可以将之与18世纪的评论家进行类比，他们受到牛顿运动定律的简化能力和计时装置日益增加的复杂性的影响，宣称宇宙是一个钟表。正如玛乔丽·霍普·尼科尔森（Marjorie Hope Nicolson）在20世纪40年代所指出的，钟表隐喻有效地表达了一个优美而精确地运动着的宇宙的有序性和可预测性。与此同时，它掩盖了现实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随后在浪漫诗歌、量子力学和复杂性理论等多样发展中表现出来。同样，计算宇宙使得我们对现实的某些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看法和新的直觉；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它也遮蔽了现实的其他方面，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历来着重阐释的主体性建构。尽管这项研究的重点之一是传统的主体性视角和计算视野之间的摩擦，但它还关注使传统视角和计算视野协同合作的新配置（new configurations）。

在这本书中，我对计算宇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包括对当下研究观点的批判性质疑。然而，我最主要的兴趣，并不是将计算宇宙作为生成现实的手段，与其作为理解自然和文化过程的比喻这一功能区分开。相反，我感兴趣的是计算宇宙同时作为技术和艺术实践中的工具与比喻的复杂动态机制（complex dynamics），这一机制产生了递归循环（recursive loops），也由递归循环所生成，这种循环彼此纠缠，也与计算作为技术、本体论和文化符号的多重意义纠缠。我认为，这种递归、多重因果的动态互动成为再设计和再制造一系列文化制品（cultural artifacts）［包括计算机仿真（simulations）和文学文本］的沃土。

该书名除了与 “计算宇宙”和“自然母亲”有关，还暗指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颇具影响力的论点，即阅读旨在“于字母和线条之间产生幻想意义”。在《话语网络》（Discourse Networks）中，基特勒指出，随着19世纪语音学的引入，孩子们通过发声来学习阅读，先是大声地一字一句说出来，然后再默读。这些练习使印刷文本，特别是小说，有了 “声音”——大多数人听到的声音正是教导他们阅读的声音，即母亲的声音，而母亲的声音又被认同为自然母亲，是自然世界与人类意义之间的共鸣。在当代，作为“幻觉”的阅读，在一定程度上被即时通信、聊天室、电子游戏、电子邮件和网络冲浪所取代，这些都已成为年轻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萦绕在阅读中的母亲的声音已经被另一组刺激所取代：来自计算机的视觉、听觉、动觉和触觉信号。如果说母亲的声音是连接主体性与书写、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纽带，那么计算机的哔哔声、点击声和音调则是连接当代主体性与电子环境、人类与计算宇宙的纽带。我的分析脉络之一，就是探究这些无处不在的互动对主体性建构与当代阅读实践的影响，通过将印刷文本和电子文本与计算实践联系起来，勾勒出由此产生的转变。

谈到标题的亲缘内涵，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是一个人工生命仿真对其父母是谁这一问题的可能回答。该领域的研究者经常引用人类的亲属关系术语来描述计算机仿真。例如，常见的说法是，计算机（或者更准确地说，程序）“生出”不断进化的人工生物群（biota）。这种用法将拟人化投射与描述性意图混杂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母亲是计算机”阐述了某种拟人化投射，形成了对计算机运作模式的（错误）理解。通过将计算机的实际操作神秘化，拟人化投射创造了一种文化想象，其中的数字主体被视为拥有类人（human-like）动机、目标和策略的自主创造物。这种投射也带来了一个反向效果：它让人开始质疑，人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计算机程序。副标题中的“数字主体”，即暗指人类与人工造物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若将“数字主体” 解读为界定研究领域的短语，那么它则通过双关巧妙地将数字性（digitality），尤其是计算宇宙这一研究主题，与这些混合主体性联系在一起。

那么，副标题另一半为什么是“文学文本”？我很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读者艾伦·刘就此问题向我大胆质疑。在初稿中，我认为文学的加入多少是不言而喻的；我毕竟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诸多头衔之一）。 然而，进一步思考后，我认为这个问题点明了文学在主流文化中日益边缘化的地位，它需要与票房大热的电影和畅销的电子游戏等文化现象进行竞争与合作；同时，这一问题也是在邀请大家重新思考文学在创造当代文化想象中的作用。

为了说清楚我为什么将文学文本纳入其中，我决定从一个基本问题开始：我们依据什么来理解周遭的世界？正如尼古拉斯·格斯勒等人所指出的，这些依据可以归为三大类：数学方程（mathematical equations）、仿真建模（simulation modeling）和话语解释（discursive explanations）。对于数学方程，我没什么好说的，除了指出哈罗德·莫罗维茨（Harold Morowitz）、斯蒂芬·沃尔弗拉姆等人已经说明数学在描述复杂行为时作用有限。因为复杂系统表现出的非线性行为通常不能用有显式解（explicit solutions）的方程式来描述，所以给我们带来经典力学及其他现代科学成就的那种数学，面对复杂系统，几乎毫无用处；留给我们的就只有仿真建模和话语解释了。

当然，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话语解释，包括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等优秀的非文学形式。在这些话语中，文学的独特之处便在于能创造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所说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基特勒认为，阅读小说就像经历了一场幻觉，这彰显了文学的主要迷人之处：能够创造生动的想象世界，在那里，读者可以充分地“幻化”出场景、行动和人物，让文字跳脱书页，与读者栖居于同一个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比起其他话语形式，文学的作用更像仿真，因为与卡尔·西姆斯“进化中的虚拟生物”（第八章讨论）这样的计算机仿真一样，文学文本创造想象的世界，我们（误）以为栖居其中的生物是与我们一样的存在。

仿真和文学文本之间也有着重要区别。对于为复杂现象建模的仿真来说，计算必不可少，而文学的惯用手段则是叙事，尤其是在小说已成为主要文学形式的当代。在人工媒介中，叙事比仿真建模古老得多——许多人类学家相信，叙事几乎和人类物种本身一样古老。叙事通过唤起人类生活世界，呼应着仍然根植于人类感知系统、人类语言和人类文化中的主体性。与之相反，仿真本质上是数值计算。虽然它们可以以视觉形式呈现，唤起人类所看到的可感知世界（如卡尔·西姆斯的仿真），但这些表象是通过算法生成的，而算法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对数值进行操作。由于计算机比人脑更有条件实施仿真所需要的烦琐且耗时的计算，仿真与人工智能和后生物学的主体性密切相关。因此，仿真与叙事之间的动态张力也就涉及人类生活世界与大规模数值计算的（相对）非人类的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种相似/对立所建立的语言与代码之间的互动，是本书对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进行考察和阐述的主要方式之一。另外两种需要强调的方式，即印刷文本和电子文本的相互渗透（interpenetration），以及模拟表征（analog representation）和数字表征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三种动态结构可以被表述为制作（语言与代码）、存储（印刷品与电子文本）和传输（模拟与数字）。制作、存储和传输可被视为与信息相关的形式，也有助于构成主体（subjects）和文本的主体（bodies）。另一种将文学文本和数字主体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是，分析这些形式对其主体的影响。作为一种具身化的艺术形式，文学体现了信息在其物质性上的影响，即它如何调动其物理特征作为创造意义的资源。

这种文本主体和数字主体的纠缠不休，即我所称“媒介间性”（intermediation）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身体和文本以及不同媒介形式之间的复杂交易（transaction）。 因为制作、存储和传输必然包含技术功能，这种分类模式确保了不同版本的后人类能够依循基特勒的理论路径被理解为媒介效应（effects of media）。 与此同时，在我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尤其是我对主体性的关注中，我也坚持认为，媒介效应想要有意义和重要性，就必须置身于一个具身化的人类世界中。由于我拒绝在媒介效应与人类生活世界之间二选一，我再次提出必须像我对物质性进行重新定位时所做的那样，从多重因果律、复杂动态和涌现（emergent）可能性的角度进行思考。 正如计算机仿真和文学文本共同认识到的，自主能动者（autonomous agents）与彼此及其环境进行递归交互，它们永远不能被化约为线性动态关系或单一的因果律。《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作为标题和作为一本书最终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坚持当代后人类配置不可化约的（irreducible）复杂性，因为它们在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计算机程序与人类心身（mindbodies）中不断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