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封书信，记录四十年前一代青年人的心灵史

刘青峰两万言自序，追忆一个并未远去的时代

书名：公开的情书（新编版）

定价：59元

作者：靳凡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

装帧：圆脊精装

IBSN：9787520710992

上架建议：文学·社科

关键词：情书 金观涛 刘青峰 爱情 乌托邦

书中四位年轻人相信个体的选择自由与代表多数人长远利益的革命事业同样神圣，同样不可剥夺。这种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一次思想解放，如同在密不透风的环境中打开一扇窗，使年轻人从无力感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青春的活力与希望。

我们这一代探索者的命运也许是悲剧性的，其中很多人背负着社会的误解和鄙视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他们进入老年，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为这个民族做些什么，他们仍在哺哺自语：“水呵！你何时才流？雷呵！你何时才响？”

每个人都生活在当下，回到过去的感觉并不好受。当年与我们通信的人早已失去联系，但在此刻，我却想知道，在他们也活到差不多退休的年纪时，如何看待自己过去四十年的经历？故人往事，埋在我的心里，作为亲历者，没有理由忘记。因此，我们决定重编此书，或许可以作为恢复历史记忆的一种尝试。

——刘青峰

靳凡，原名刘青峰，曾任郑州大学教师、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主编；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本书是一部书信体小说，作者以自己与朋友间的大量通信为基本素材，经过加工虚构而成。1972年，四个天南地北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半年间的数十封往来书信中，诉说人生的坎坷，探讨爱的权利，憧憬国家的未来。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等“思考的一代”青年形象呼之欲出。他们不媚俗、不颓废，坚持独立思考，在动荡的环境中追寻真、善、美，展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青年人历经迷惘、痛苦后的自觉与奋进。

本书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最为珍视的一部作品。此次再版，作者特意写作了两万言自序，并精选大量读者来信，生动还原了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活和年轻人的精神追求。四十年前的一代青年已经老去，但那个年代散发出的青春理想与人性光芒，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有褪色……

目录

新版序言：从爱的权利到思想自由（刘青峰）

第一辑　等待和寻找

第二辑　心的碰撞

第三辑　带着镣铐的爱情

第四辑　只有一次生命

油印本（1978）序言（山友）

油印本（1978）跋

彷徨·思考·创造：致《公开的情书》的读者

读者·作者·编者

附：《公开的情书》读者来信选摘

新版后记（刘青峰）

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本序言以下简称《情书》）成稿于1972年春天，至今已过去四十五年。半个世纪用历史尺度来看很短暂，对于个人来说却很漫长，长到足以忘记一些不应该忘记的人和事。为什么想到做这个新编？是由2016年7月收到老友一包快递而引发的。

包裹里装着《情书》残缺不全的油印本，落款为1978年12月，纸张发黄变脆，可以说，这是《十月》1980年第1期首刊这篇小说之前，《情书》作为非正式出版物流传的物证。

手捧油印本，先看序言。序言写得真好，散发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但写序的“山友”是何人？很可能就是五年前病故的老友李三友吧？今天，再也不能找他核实。再看最后只有大半页的小跋。有段文字透露出作者不希望读者追究自己的身世，也许是针对手抄本传阅后有人把小说人物与真人对照而言。对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只有一句话：“那些年月还有什么好提的呢？”最后一句是：“未来永远属于青年！”好像那时我们已告别青年时代。我完全忘记写过这个小跋了。掩卷追忆，是由谁主持、哪些朋友参与，用哪里的打字机和油印机做出这份油印本的呢？完全记不起来了。我追问多位亲友，回答都是：真的记不起来了。毕竟，快四十年了，记忆早已斑驳脱落。记忆被唤醒却又难以复原，所谓事过境迁，历史的真实过程就这样被埋没了。

2016年11月初的一天，观涛在杭州上完中国美术学院大课，我们与十来位学生到“西湖春天”餐厅吃晚饭，一位年轻女博士拿出她从网上淘来的《情书》单行本送我。我问同桌的“80后”“90后”年轻人：“看过这本小书吗？”有几位说看过。“看得进去吗？”一位从事IT 的年轻朋友说：“刚看过，很感动，很有意思呢。”另一位问：“为什么不再版？”我随口答道：“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观涛素来健康少病，11月底到12月间因突如其来的高烧住进医院。他感慨：正在做、想做的事还不少，身体垮下来怎么办？现在是否应该听朋友劝告，写写回忆录了？他常把自己比作一支射向茫茫黑夜的箭，掉在哪里无所谓。如果不是生病，我们一般不会讨论这个问题。为此，我快速浏览封存在电脑中的1989 年以前通信的扫描件。不看则罢，一看整夜失眠。1980 年《情书》读者的一封封来信，诉说着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苦闷和追求。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胡凡女士的多封来信，平静叙述《兴盛与危机》出版屡屡受挫和她的执着力争。商务印书馆高崧先生来信告诉我们，史枚先生在编《历史的沉思》后如何受到压力，抑郁而逝。上海人民出版社老编辑马嵩山先生在1989年7月的一封信中提到，为争取出版《新十日谈》，他在烈日下步行七小时。90年代初，高先生、马先生已相继病逝……

分开来看，每一封信似乎都很平淡、平常；集中在一起看，所涉人和事是如此鲜活、生动，不经意地透露着80年代充斥整个社会的开放气氛和活泼向上精神。三十多年后再看那个已逝去的年代，就如同坐在飞机上俯瞰阳光下的蓝色大海。如果说当年那些著名事件、社团和代表人物，好像海面上一排排耀眼的白色浪花，那么，当年写信的这些人，就如同那深埋波浪之下、难以被看到的推波助澜的洋流。他们的所思所为，代表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和官员的思想转变。这种共同意志汇聚起来，成为推动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巨变的决定性动力。然而，这生动的历史现场却如庞贝城那样被掩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