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薛忆沩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号： 9787567525009

出版日期：2014年10月  字数：88千字

定价：24.8元   开本：32开

上架建议：文学随笔

《献给孤独的挽歌——从不同的方向看“诺贝尔文学奖”》是薛忆沩近年所著的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作品结集。作者用严苛的文字对这一热门话题发出了“另外的声音”。

收录了缅怀马尔克斯的同名长文《献给孤独的挽歌》。

对赛珍珠、黑塞、海明威、加缪、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贝娄、马尔克斯、布罗茨基、希尼、帕慕克、略萨、门罗等重量级作家的得奖轶事娓娓道来，作者迷人的文字令其对这些得奖作家代表作品的评价剖析具有了与逸闻趣事同等程度的可读性。

薛忆沩，生于郴州，长于长沙，现居蒙特利尔。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士学位，从蒙特利尔大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1996—2002年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6—2007年为《南方周末》及《随笔》杂志撰写读书专栏。2009—2010年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2013年受聘为中山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院学人。1991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

主要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遗弃》（2012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版）、《一个影子的告别》（台湾版）；短篇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流动的房间》、《首战告捷——“战争”系列小说》（南方读书报2013年度“十大中文小说”）、《出租车司机——“深圳人”系列小说》（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空巢》；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与马可•波罗同行》。

自序

“大地”的回报

其父与其女

“一个时代的灵魂”

“普通的古巴人”

加缪的“百年孤独”

致命的殊荣                                                             

冷战中的热点

亲爱的“赫索格”先生

献给孤独的挽歌

“圣经”的第二自然段

那一次没有终点的旅行

“变节”者的辩解

从语言的“裂口”看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用记忆画下的“黑玫瑰”

“暴跌”的略萨

门罗的诺贝尔

自序

        最近这十个多月来，每次出现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突发事件，我总是会收到来自祖国一些媒体的约稿电话和邮件。收集在这部随笔集中最长的三篇作品都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完成的。我没有料到它们会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关注……其中，四月二十七日由《深港书评》以五个整版刊发的《献给孤独的挽歌》更是引起了一时的“轰动”。那是我近三十年写作生涯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轰动”。

       很清楚，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关注并不是因为它们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而是因为它们不仅仅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或者说它们不仅仅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写作。借用诗人帕斯（他本人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关于诗歌的说法，这些作品是用独特的方式发出的“另外的声音”。很清楚，正是这“另外的声音”激起了阅读的兴趣。

       突然想起当年在为《南方周末》和《随笔》杂志写作读书专栏的时候，也有一些文章涉及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它们发出的也同样是“另外的声音”。这种同质的异质性让我萌生了将所有这些作品结为一集的想法。

       实现这个想法的难度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因为对自己和写作的苛求，我总是用怀疑甚至敌意的目光审视自己从前的写作。在整理这一组文稿的过程中，这种怀疑甚至敌意不断升级，让每一篇作品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高声朗读每一个句子，我反复斟酌每一个词，我不断发现原作（尤其是当年那些作品）中的疏漏甚至错误。这是让我感觉欣慰的“发现”。它意味着我对写作还保持着纯真的激情和卑微的虔诚。它更意味着我的语言能力和认知水平还在进步。我没有放过任何新发现的疏漏，我改正了所有新发现的错误。而对其中将近一半的文章，我甚至进行了精益求精的“重写”。

       现在，我终于可以向读者交出这部随笔作品集了。

       二十世纪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东西方冷战开始之后的写作者，都会知道自己的同行里有一类被称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特殊人物，也都会知道一个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十分谦卑又非常祥和的国家与当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写作是孤独的精神探险，是一种神圣的事业，而形形色色的“文学奖”只不过是与这种孤独和探险关系暧昧的世俗的光环。这种世俗的光环当然不可能影响任何一位将事业当成宗教的写作者对文学的情感和判断。但是，同行中的这些特殊人物和文学版图上的这种特殊关系不可能不引起每一个写作者的注意和思索。毫无疑问，这些特殊人物和这种特殊关系为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之后的写作者打开了一个观看文学与时代以及个人与历史相互冲撞的特殊窗口。

       这当然也是为所有读者打开的窗口。我相信每一个对文学怀有敬意的读者都应该能够从这个特殊的窗口看到孤独的神圣和探险的艰辛。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与更多的读者分享我极为有限的观看。

      有一点需要说明：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题为《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短文，也曾经广为流传。我决定不将它收在这里，一是因为它仅仅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写作，二是因为时过境迁，鲁迅当年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中国写作者的“低估”显然已经与今天中国的国情不相和谐了。

薛忆沩

二零一四年六月五日于蒙特利尔

“大地”的回报

在整个二十世纪之内，只有一个人会用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对刚刚获悉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做出如此消极的反应：这个人首先用汉语说“我不相信”，接着又用英语说“这太荒唐”。这“双重”的否定是对那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反应，是获奖者本人的反应。

像许多年以后还对那个消息义愤填膺的许多人一样，获奖者也马上想到了另外的结果，那不“太荒唐”的结果。她的双重否定以虚拟的语气相接：她说这个奖项“应该”授予德莱塞。这种谦让无意中暴露了谦让者文学趣味的水准：她欣赏的是山丘，而不是巅峰。她不可能想到已经写出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的乔伊斯。她不可能想到那位两年之后就会离开人世的天才将让世间最高的文学奖蒙受永远的羞愧。

所有的“应该”其实都只是一种偏见，正像任何一种评选结果一样。当“结果”的偏见与“应该”的偏见相冲突的时候，“结果”往往能够传达更准确的信息。

这位消极的获奖者得到的不是抽象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具体的“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焦距调对得更准确一点，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备遭非议的评选结果其实正好与当时风声鹤唳的国际局势相匹配：在欧洲，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队伍正整装待发，而他们支持的佛朗哥也已经在西班牙内战中占据主动；在亚洲，已经占领了华北平原以及中国所有沿海城市的日本军队继续保持旺盛的攻势，将铁蹄伸向了长江的腹地。“自由”这一文学所代表和捍卫的基本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了强悍的敌人。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热爱和平的瑞典人将注意力从文学象牙塔的塔尖上移开，投向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这实际上是对时局的一种本能的反应。他们希望从他们偏僻的讲台上发出和平的声音，他们希望用自己的选择来表达他们对自由的捍卫和对被奴役者的同情。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正是怀着这样的希望选择了赛珍珠。通过她铺天盖地又通俗易懂的写作，这位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美国公民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了自由的代言人。

在初版于1954年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赛珍珠正是从中国的局势谈到了她1938年的瑞典之行。这种叙述方式认同了上面这种关于她的获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她首先谈到了西安事变以及将近两年的国共合作，然后谈到了联合抗日的双方对战争结果的不同期待。她显然对自己获奖的历史背景了如指掌。最后，她将自己对中国局势的分析锁定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单位里：“这就是在1938年11月中国人所面临的处境。”她这样总结说。

这个总结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紧接其后的一个自然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在那同一年的同一个时候，我正在瑞典，我去那里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这简洁的段落显示出赛珍珠准确地知道自己能够登峰造极的“所以然”。

“那同一年的同一个时候”将还很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古老的中国牢固地捆绑在了一起。

她没有再去纠缠自己应不应该得奖的问题，因为她第一位获得那顶桂冠的同胞对她进行了切身的心理指导。在赛珍珠前往斯德哥尔摩之前，同样被公认为玷污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辛克莱.刘易斯这样告诫她：“不要让任何人低估你的获奖。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是一个作家一生之中最大的事件。去享受它的每一个瞬间吧，它将成为你最美好的记忆。”

 一路上，赛珍珠牢记着自己这位同病相怜的同胞的告诫。她置知识精英们的非议和挖苦于不顾，不亢不卑地享受着“太荒唐”的盛名带来的每一个瞬间、每一阵神奇。

与践踏自由的暴力作斗争是这种享受中的一部分。她拒绝了纳粹德国的邀请，因为她不想访问一个不允许她自由思考和畅所欲言的国家。“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她这样告诉尾随她的记者。而她关于中国的言论更是桀骜不驯，如雷贯耳。她说处于民族存亡关头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深得人民信任的强大的中央政府，但她不相信这样的政府能够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形成。她还批评当时的中国政府里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贪污腐化，而且绝大多数官员都毫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和福利。这如果不算是赤化宣传，至少也是左倾言论。作为“回报”，驻瑞典的中国外交官员拒绝出席历史上这第一个与中国有关的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

在费正清1982年出版的著名自传的第253页上，我还读到了另一次更后来的“回报”。那已经是她领奖十年之后的事情了。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对赛珍珠当年的反蒋言论仍然耿耿于怀，而对她刚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更是恼羞成怒。她用非常滑稽和“小气”的方式对赛珍珠进行了羞辱和报复。

赛珍珠将她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发言收在《我的几个世界》之中。这简短的发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是简短的客套。在稍长的第二段里，赛珍珠突出了自己“美国女性作家”的特殊身份。这身份中的性别特征很有份量，因为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才有另一位同一性别的美国作家站到了同一讲台上（对文学而言，托尼.莫里森的获奖那当然是毫无争议的结果）。而在最长的第三段里，赛珍珠将自己的身份进一步“特殊化”：她突出了她与中国的关系，她让全世界知道她是与中国息息相关的美国人。这应该是很难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再现的特殊身份。通过这极为特殊的身份，对中国的爱第一次回荡在举世瞩目的文学圣殿里：

如果不以我个人的方式提到中国人民，我就还不是真正的自己。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就是我自己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也将永远都是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领养过我的中国与我自己的国家有许多心理上的一致之处，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自由的热爱。今天，当整个中国正在从事人类最伟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看清楚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加敬佩中国。现在，中国人民正团结在一起反击威胁她的自由的敌人。有了这种对自由的决心（这决心深深地扎根于她的本性之中），我知道，她是不可战胜的。

其实，赛珍珠的自传里充满了对中国的敬佩。比如她将一篇她三十岁时发表的随笔收在自传之中。她用这篇题为《中国的美》的随笔极力为“中国的美”进行辩护。她说中国的美是一种需要更多人去发现和欣赏的内在的美和古典的美。而她关于梅兰芳的回忆片段也提到了大师性格中“内在的尊严”，她认为那是大师艺术魅力的道德基础。

“太荒唐”的荣誉使赛珍珠有机会将这种令她陶醉的中国的美展现给更多的听众。按照惯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要在领奖的第二天做一个正式的演讲，讲述自己文学的渊源。这位在中国生活过四十一年的四十六岁的美国人的文学来自何处？

赛珍珠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小说》。这篇根据她在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扩充而成的讲稿后来以同样的题目（加上了“诺贝尔演讲”的副标题）单独成书出版。

演讲一开始，赛珍珠就肯定地指出，“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塑造了她的文学之路。接着，她侃侃而谈，从汉代的笑话，唐代的传奇一直谈到了明清的经典（特别是她自己翻译过的《水浒传》）。她说中国文学虽然没有留下像西方那样耀眼的小说作家，却留下了与西方的成就同样伟大的小说作品。她说中国的小说不是那种可以用西方标准来衡量的，由孤独的艺术家创造的精致的艺术品，但是，它却有极为粗壮的生活之根：它来自于人民，它服务于人民，它属于人民。“就像中国小说家一样，我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我要为人民写作……人民对故事有最正确的判断，因为他们的感觉未被磨损，他们的感情不受拘束。”她在演讲的最后这样自豪地表白。这是她充满感情的知恩图报。

赛珍珠曾经被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分类到“无产阶级作家”之中。她关于自己写作立场的这种表白也许就是这种分类的凭据。这种表白马上让我想起了比她晚一年半出生的那位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就在赛珍珠这不为中国人民所知的演讲三年半之后，他发表了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影响极为深远的“讲话”。赛珍珠的演讲与毛泽东的“讲话”经殊异的道路而同归于“人民”。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时代的必然？

我想象不出赛珍珠通俗的声音当时会在瑞典的大雅之堂上引起怎样的反响。许多年之后，由瑞典皇家学院包办的她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结合”仍然是西方知识精英们的笑料，并且仍然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不知，众多的中国同行所不齿。她“通俗”的声音与左右之源都无法相逢。

赛珍珠的自传出版于1954年。这对她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份：她离开领养过她的中国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这对美国同样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份：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麦卡锡的主要目标拉迪莫尔（Owen Lattimore）是赛珍珠相知多年的朋友。她在自传中再现了她与拉迪莫尔夫妇三十年代初在北京的见面，并且提及那位天才的东亚学者后来帮助蒙古的宗教领袖逃离集权统治等等轶事。自传出版前三年，麦卡锡并没有能够成功地给拉迪莫尔带上“头号苏联间谍”的帽子，赛珍珠完全没有必要用自己的回忆来为他作证。但是，她没有放弃这样的机会。她平缓的讲述再现了曾经在听证会上与不可一世的麦卡锡针锋相对的拉迪莫尔的人格魅力。

赛珍珠接下来的生活最好是从她的那本“文化传记”中去打探。这部出版于1996年的传记史料翔实、立场端正、叙述稳健。它为赛珍珠前六十年的生活补足了盘根和错节。而作者康恩（Peter Conn）最大的贡献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传主最后二十年的生活：穿过无休无止的误解，赛珍珠最后的生活继续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她的畅所欲言令她在自己的国家腹背受敌。她因为对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的批评而受到了她那些敌视“共产主义”的朋友的冷遇；她又因为对“共产主义”持“不同政见”而遭到极左派知识分子的唾弃。她因为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性别歧视，反对战争等等，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代表、女权运动的先驱。在1969年一项权威的民意调查中，她被列为美国十大杰出女性的第八位（并且是仅有的两位纯粹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丈夫的势力进入那个名单中的女性之一）。可是与此同时，她的行为却又引起了官方的警觉和民众的敌视。她的FBI档案因此越积越厚，将她的作品从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清除出去的呼声也不断高涨。

这个在政治上极有争议的人物却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母亲。她带大了她自己“永远不会长大的”弱智的女儿。她发表于1950年的长文《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激起了包括“背负着同样的十字架和忧伤”的戴高乐夫人在内的成千上万的母亲的强烈反响，进而撼动了西方社会对弱智以及其它心理疾病患者历来的歧视。（她将这篇长文单独出版后得到的丰厚版税全部捐给了她资助多年的弱智儿童学校）。同时，她还领养过七个孩子。而由她创办的领养儿童的著名机构“欢迎之家”多年以来已经为世界各地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孩子们找到了新的生活和意想不到的未来。

她在腹背受敌的窘迫下也没有掩饰过她对中国一贯的热爱。这种热爱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几乎是一种罪过。而在她出版于1961年的《过路的桥》（一本关于她在日本的经历的书）的第一页上，读者就会看到了她对仇恨的断然拒绝。“我拒绝称它（中国）是敌对的国家。”她这样写道。她说在她的记忆中，中国的人民“太善良”，中国的土地“太美丽”。

她总是提醒她的读者和听众不要忘记她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她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还要长。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对这句话的正确性却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因为她极为健康的身体状况很可能会要打破她引以为自豪的这种生活的“逆差”。正是在这个时候，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又让她看到了维持这种“逆差”的希望。尽管她已经七十九岁了，她仍想（比如以记者的身份）加入尼克松“破天荒”的代表团。如果如愿以偿，她可能是代表团中唯一可以将那一趟历史性的出行称之为“回家”的人。她频繁地用电报向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提出申请。同时，她又求助于包括尼克松在内的美国政要。但是，她再一次左右都无法逢源。

在尼克松改变世界的中国之行结束之后三个月，赛珍珠才收到新中国政府对她的签证申请的答复。从中国驻加拿大的外交机构中寄出的答复由一位低级官员签署。他这样写道：你的所有信件都及时收到了。考虑到长期以来你在作品中对新中国人民和领导人所持的歪曲、丑化和污蔑的态度，我授权通知你，我们不能接受你访问中国的申请。

这位早在1933年就被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作家断定对中国的了解只是“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的“美国女传教士”在几乎四十年之后又被进一步定性为是“革命的敌人”，被领养过她的“大地”拒之于万里之外。

（顺便提一句，赛珍珠举世闻名的代表作被译为《大地》丢失了英文原名The Good Earth中的“好”处和善意。1938年，从中国抗日前线考察出来的英国诗人奥登曾经用英国式的幽默从这“好”处下手，在他的报道中称他所看到的中国为“the Bad Earth”。这引起过赛珍珠的愤慨和反击）。

能够让赛珍珠对新中国“里面的情形”进行深入了解的道路被完全堵死了。中国只可能存在于她的记忆中，而不可能再现于她的视野里。或者换一种说法：对赛珍珠来说，中国永远只是那个令她倾倒的“古典美人”，而不可能是那个令她疑惑的“现代巨人”。

在被中国拒签十个月之后，赛珍珠孤独地离开了人世。死亡也许是能够保持赛珍珠引以为自豪的那种“逆差”的唯一的方式：她在中国生活的时间长于她在美国生活的时间。

没有将她纳入历史之行的尼克松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桥梁”为她盖棺定论。这座“桥梁”的建筑风格基本上应该是中国式的，正如赛珍珠为自己设计的墓碑。那座墓碑上没有出现她家喻户晓和登峰造极的英文名字，而只留下了她备遭冷遇和羞辱的中文名字。她好像只想像一个中国人一样回归“大地”。

                             其父与其女

        在第一次（1910年）随父亲回美国的漫长旅途中，这个在中国长大的“害羞的女孩”与她的父亲之间有一次对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似乎显得早熟的交谈。她不理解自己的祖国（美国）为什么也会被包括在“列强”之列，受到第二故乡（中国）的人民铺天盖地的仇视。她辩解说，美国并没有像那些强霸的国家一样在中国圈立租界，美国又将庚子赔款用来资助中国的学生，美国还在中国建立了那么多的医院和学校，还为遭受饥荒的中国灾民提供了那么多的救济……

听完女儿的辩解，父亲心平气和地说：“永远不要忘记美国传教士并没有接到过中国人民的邀请。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责任感来到了这里。因此，中国人民并不欠我们什么。我们为他们做了许多好事，那只不过是尽了我们自己的义务……我们的国家没有租界，可是别的国家在圈立租界的时候，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何况，我们也的确从不平等的条约中得到了好处。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逃脱最后的清算。”

这位在女儿的眼里像是“一座冷漠的纪念碑”的父亲就这样将自己害羞的女儿带到了更深的羞愧之中。这烙印在灵魂深处的羞愧会让她更理解她热爱的大地和人民，并给她的写作留下永不磨损的标记。

赛珍珠的小说没有激起我的敬意，但是她的传记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她的自传《我的几个世界》出版于她彻底离开中国二十年之后的1954年。这个在中国生活过四十年并且“因为中国”而站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美国人（尽管这是颇遭非议的获奖）为我打开了可以同时观赏“几个世界”的窗口。

她用不少的篇幅谈论她童年世界里的那“一座冷漠的纪念碑”。她说，直到长大了以后，她才开始慢慢地欣赏她的父亲。而在父亲七十岁以后，她才彻底发现了他的魅力。“是我而不是他的错让我们要等到这个时候才能够互相理解。”她这样写道，“从前，他不知道怎样接受我的世界，我也不知道怎样进入他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一起长大和成熟。”成熟的赛珍珠很高兴自己的父亲活到了他们“能够互相理解的年纪”。

在自传的后半部分，死去多年的父亲又有一次极为隆重的出现。他出现在赛珍珠从年迈的瑞典国王手上接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刹那。“在那一刹那，我看到的不是国王的面孔，而是我父亲的面孔。”她在自传中“首次”公开了她十六年前的那一次魔幻般的奇遇。她说，甚至就连国王伸过来的手都与她父亲的手极为相像。当时她大吃一惊，几乎忘记了在领奖之后要“退回”座位（而不是背对着国王走回座位）的礼仪。父亲在如此特殊的瞬间的复活给忐忑不安的赛珍珠带来了巨大的安慰。

赛珍珠在性格和体格上都与她的父亲非常相像。谈到她自己缺乏幽默感的时候，她的传记作者曾经这样攀比：“她仍然是她父亲忠实的女儿，固执地相信严肃的问题必须严肃地对待。”

在她出版于1961年的一本书的最后，类似的幻觉再次出现。赛珍珠误以为冥冥中听到的一段神圣的声音来自她埋葬在“中国正中心的一座山顶上”的父亲。而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她引用了瓦莱里动人的诗句：

                   我只想躲避在自己的心中

              在那里，我可以尽情享受对他的爱

像她的父亲一样，赛珍珠的一生充满了对中国的爱。然而，她尽管活了很长的时间，却没有活到能够与中国“相互理解的年纪”。这当然不是“她”的错。她一直对这种“相互理解”充满了幻想。这幻想刻凿在她为自己设计的墓碑上：她没有在那里留下她的英文名字。在寂寞的死亡之中，她不再是西方世界里家喻户晓的Pearl S. Buck，而只是在第二故乡默默无闻的“赛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