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名：拜德雅·视觉文化丛书

书名：电影与伦理：被取消的冲突

著者：丽莎·唐宁  莉比·萨克斯顿

译者：刘宇清

书号：978-7-5689-1811-4

责任编辑：邹荣

定价：48.00元

开本：32

成品尺寸：140mm×214mm

印张：8.5

字数：210千字

页数：272

外文书名：Film and Ethics: Foreclosed Encounters

编辑推荐

★ 希区柯克与精神分析？

★《末路狂花》与女性主义？

★《杀死比尔》与后现代主义？

★《异形》与后人类主义？

从电影诞生时起，围绕电影的伦理争论就没有停息过。从是否应该在电影中展现接吻，到如何正确地表达暴力；从电影分级的标准，到私人生活的呈现方式，伦理问题伴随着世界电影每个历史时期。

然而，电影研究却迟迟不愿明确采用伦理学来观照电影。本书打算改变这种状况，展现当前电影批评中这种“被取消的冲突”。本书致力于填补这个空白，既要描述这个领域的关键议题，也要为将来的研究建议方向。

内容简介

近年来，国际电影学界出现了重申伦理学的研究趋势，相关成果不断出版。本书就是其中最早的一项重要研究。在后结构主义思想影响下，本书呈现了电影研究的两个基本维度：

其一，电影学术研究日渐被伦理问题抢先占据，电影人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回应了挑战——充分地表现同一性、差异性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其二，随着电影实践的发展，观看行为本身也被含蓄地设定在各种理论线索中。

同时，本书又是由两位学者共同创作的。在各个章节中，读者可能会看到截然不同的观点。关于他者性和责任的伦理深刻地影响了萨克斯顿的理论思考，而唐宁却常常在深受精神分析和酷儿理论影响的激进哲学的反社会的和自我导向的能量中探索伦理问题。因此，本书不仅对伦理思想与电影的关系提供介绍和反思，而且呈现明显相反的观点之间的一系列冲突，拒绝抹平在处理差异和歧见时必然面临的伦理难题。

作者简介

丽莎·唐宁（Lisa Downing），伯明翰大学教授，主要关注性别研究和批评理论等。

莉比·萨克斯顿（Libby Saxton），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教授，主要关注后现代主义理论等。

译者简介

刘宇清，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电影历史、理论与批评。著有《中国电影的历史审思与当下观察》，译有《他山之石：海外华语电影研究》（编译）、《纪录片导论》、《让·科克托》、《让·热内》、《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等。

目录

总序

致谢

绪论             

第1部分：表现与观众

导言      

1 “跟拍镜头是个道德问题”：伦理、美学与纪录片    

2 考验肯定性：性别、性与表现      

3 南半球回望：伦理，种族，后殖民主义      

4 伦理学、观众身份与受难场面      

第2部分：理论、伦理与电影   

导言      

5 失明的想像：列维纳斯、伦理与面貌   

6 解构的伦理学：德里达、德莱叶与责任      

7 聚焦福柯：伦理、监视与身体      

8 心理分析的电影伦理：未来、死亡驱力与欲望   

9 如果我们是后伦理的会怎样？后现代主义的伦理与美学   

结语      

参考书目      

索引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精彩书摘

也许，研究电影中的伦理问题，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思考银幕上的行动者（agents）在面对伦理困境时的表现。最通俗的电影不厌其烦地表现“善良”与“罪恶”或者“德行”与“缺陷”之间的战争。很多好莱坞的叙事电影，不管类型如何，都将自己植入一个道德框架中。在道德框架中，美德常常表现为为了更大的利益而自我牺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 Michael Curtiz, 1942）的结局，主人公为了民主的理想而牺牲个人的浪漫爱情和欲望。对自我牺牲的强调，作为犹太-基督传统的一种遗产，是明晰可辨的。在神学惊悚片《驱魔人》（The Exorcist, William Friedkin, 1973）这种影片中，犹太-基督传统有更加明确的体现，其中，善与恶不是用隐喻表现的，而是神学的绝对律令。

自我牺牲常常被拿来与其他传统美德相提并论，比如：勇敢、忠诚和智慧。通常，主流的叙事电影向我们展示一个正在追求某种事业的英雄人物；经过道德编码，英雄必须在追求的过程中展示各种美德。我们在绪论中提到的约瑟夫•库普弗（Joseph Kupfer）的《美德想像》（Visions of Virtue），就直接探讨这种道德的主人公。当然，对于他的统一主体（unified subject）观念，我们也表达了保留意见。将库普弗的“美德理论”（virtue of theory）用于电影，进一步的问题是它可能倾向于忽略真正行动者和被表现的代理人之间的差异。它忽视了电影媒介的特殊性以及电影机器（apparatus）操纵和调节我们对英雄行为做出反应的方式。在古典好莱坞电影中，体现“英雄”角色的行动者往往是一个正直的白人。库普弗的批评没有消除人文主义主张的普遍主体（universal subject）模式（常常被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酷儿理论解构）内含的中立（不偏不倚）的神话。库普弗的说法正好体现了伦理理论对身份政治缺乏敏感的危险。除了一个例外，他所讨论的美德的体现者全是白人男性、核心家庭和异性夫妻。

最近的某些电影探索了上述道德结构在“英雄”人物或者我们认同的焦点具有不同身份时遇到的情况。这正好让我们从关注“美德理论”进入伦理-政治的领域，从普遍的自我进入多样的主体（突出多样主体的差异）。当妇女和（种族的和性别的）少数族群的成员占据了传统赋予男性英雄的道德追求或者困境时，故事毫无疑问地证实了这种对差异的敏感性。在这里，肯定性表现（positive representation）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这种对差异的敏感性，非常吸引积极表现的理念，但是可能让反人本主义的哲学家深恶痛绝，比如巴迪欧，他把这些话语称为“‘伦理的’意识形态”，并且将它们与对“真理”的追求区别开来。通常，“肯定性表现”被轻蔑地贴上了“政治正确”的标签。不过，被巴迪欧所忽视的是女性主义、后殖民思想和酷儿理论中的某些组成部分自我反射地质疑了身份的具体化并且拒绝将政治冲动固化在伦理意识形态中。另外，巴迪欧的重要尝试——将普遍的范畴还原为宽容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和列维纳斯标榜的“他者的伦理”之外的一种选择——可能有点草率。它冒险地假设这些思想和政治必须要做的工作（强调压迫的真实例子）已经完成，并且由此认定我们觉得它们是应该淘汰的。本书的结构表明，我们发现并且承认这种工作的必要性。在开始考查这些彻底抛弃伦理学的常识性概念的做法之前，我们需要质疑表现的伦理与身份政治的潜力。这也涉及它们自己抵制身份/认同范畴的观点，正如在酷儿理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思想的解构成分中发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