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杂忆》原是作者在撰写《胡适口述自传》时，打算自写的一篇短序，不料下笔即几十万言，结果“头”大不掉，只好印成专书，独立出版，可以说是胡适口述历史的缩版。

唐德刚先生凭自己的回忆和日记上的记录，对胡适一生牵惹到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快。但又不止于回忆，他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关注的学问，可见作者才气纵横，博学多智，加上他古文根底深厚，天性诙谐，故落笔气势纵横，妙趣横生。

唐德刚将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

读了唐德刚笔下的胡适，你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辩，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

唐德刚（1920—2009），安徽合肥人。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历史系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硕士、博士。曾先后任职于安徽省立安徽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长期从事历史研究与教学工作，并对口述历史的发展贡献良多。著有《袁氏当国》、《段祺瑞政权》、《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五十年代的尘埃》、《战争与爱情》等，包括历史、政论、文艺小说多种，及诗歌、杂文数百篇。他所写的史书在海内外读者“民国史阅读书单”上，常常排在“首位”。

周策纵先生序

夏志清先生序

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

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

“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

传记•史学•行为科学

国语•方言•拉丁化

“我的朋友”的朋友

较好的一半

历史是怎样口述的

[附录] 论胡适的诗（周策纵）

◎ 唐德刚“辣评”胡适

✳ 二次大战后的哥伦比亚大学原有中国学生三百余人。1949之后人数骤减。学文法科的高班研究生只剩下寥寥数人。笔者当时就是这几个“苦撑”而无从“待变”的中国研究生之一，因而和胡先生在校园内亦偶尔晤面。晤面的场合多半是我是个穿着工作服、正在做工的学生，他则是校方邀请的主客之一。但是胡先生总要找个机会走过来和我们做工的学生和小职员们，拉拉手嘻嘻哈哈聊一阵。那时纽约的左派华文报纸正嘲笑他是“过河卒子过洋来”！起先我们想胡适这员过洋大卒，如何能记得起我们这批过洋小卒的名字呢？拉拉手之后，不就算了。孰知事有不然，胡先生这人很细心，他对这些小地方极为注意。两三次偶尔晤面之后，他老人家便能称名道姓起来，有说有笑，使对方无拘无束把胡适之真的看成“我的朋友”了。

✳ 有一次我告诉胡先生一件趣事：那便是一位反战的史学家也是前哥大名教授的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竟把胡适说成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大意是说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氏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的。胡先生听了这故事大为高兴。他连忙要我把这本书借来，并在对他“不虞之誉”的那一段下面，画了一道道的红线。但是当我问他当年究竟是耍了些什么圈套终于使罗斯福总统上钩的，他想来想去也无法对我的问题作圆满的交代。其实毕尔先生的那一顶帽子，实在是对我们胡老师的“求全之毁”。我们这位“言忠信，行笃敬”的学者大使，哪里会玩什么了不起的外交圈套呢？罗斯福何等滑头！我们胡先生哪有这样的本领来请他入瓮啊！

✳ 那时胡伯母在纽约打起麻将来是日以继夜的。胡先生不但没有阻止她而且有时也加入作战。原因是：一位中国老太太困居纽约，言语不通，又无人经常代为开车访友，麻将实在是唯一的消遣。再者，纽约中国知识分子的牌局是向不“抽头”的，所以不会四家皆输。加以胡老太太技术高，手气好，几乎每战皆捷，对胡先生来说，也不构成经济负担。还有一个重要的副作用，便是公寓里常有麻将客出出进进也可使强盗小偷望而却步也。所以在那一段50年代的灰暗的岁月里，我们这些随胡适之跑来跑去的比较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没有把胡先生看成高不可攀的大学者或名流显要。我们所认识的胡适之只是一位流亡异域、风烛残年的老前辈！

✳ 不打麻将了，胡老太太就烧饭，烧饭也是为着下次打麻将。侨居纽约，大家都没有用人，所以必须先把饭烧好才能上牌桌。等到麻将八圈已过，人饥手倦之时，大家就辍牌、热饭，然后据牌桌而食之。食毕，丢碗再战。其效率之高，真未可与港台间夫人女士道也。老太太找不到“搭子”了，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这一对老夫妇在纽约相依为命，我实在看不出他们伉俪之间有丝毫不调和或不寻常之处。

✳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奈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五四运动史》的作者、老友周策纵对胡氏的批评，也就着重在这一点。一个学者如对新兴的经济学基本的概念也不清楚，那他对现代的政治问题本来也就无置喙余地！不特此也。胡氏对他成名以后才逐渐发展的其他多种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史学等等，也未尝钻研。如笔者老友杨龙章今日所搞的所谓“群体社会学”（mass sociology），真是胡先生连名词都未听说过。因而随工业革命而起的名目繁多的社会问题和种族问题——有远见的孙中山先生1896年在伦敦脱险后已见其征兆，而1950年在纽约的胡适之先生仍未感觉其严重性，而只醉心于工业革命前期的桀苻生和科玄交替时代的杜威那一套，那就未免与工业化后期的世界现势脱节了。

✳ 但是胡先生为什么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呢？此事说来也不难理解。胡氏治学的态度原是最谨严的。成了大名之后，众目所视，那就使他益发小心。等到他搞中古哲学史时——尤其是佛教史——他不把佛教问题彻底弄清楚，他就不敢动笔。但是把佛教问题“彻底”弄清楚，谈何容易？一个神会和尚已够他忙一辈子了！胡先生治学的态度是和冯友兰、顾颉刚诸先生不同的。冯、顾诸先生是举一反三。有点证据，就先把议论发了再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版就错误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则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号限制，坚守有论必有据的原则。所以就“无征不信”这一治学规律来说，胡先生绝对是当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的盛名之累。他出的书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错。胡适之治学，让人抓住小辫子，那还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别谨慎。

✳ 根据袁同礼先生所收的资料，截至1960年，哥大授予华人博士学位的人数为全美各校之冠。但是根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则退居第二共203名（伊利诺伊大学第一共204名）。因而在袁氏编纂期中，他交给我一个名单要我在哥大替他帮忙“复查”一下。在这名单中，想不到“胡适”也是问题人物之一！袁先生分明知道胡先生是哥大1917年的博士，为什么哥大提供的正式记录上却晚了十年呢？笔者为替袁公帮忙，并为好奇心所驱使，乃自哥大“校史图书馆”（Columbiana Library）和其他有关部门，以胡适清查虚云老和尚的家世和年龄的办法，把胡适“老和尚”和其他十来位小和尚的度牒案底也彻底清查一遍。结果我替虚云老和尚报了个小仇。我告诉袁先生说胡先生的正式学位记录确是1927而非1917。其他有关文件我就未向袁氏作不必要的透露了。我知道他处理这一问题相当棘手，因为那时大陆和台湾两地都以“打胡适”为时髦。袁氏少知道一点真相，反可减少他精神上的压力！这位诚实的迂夫子那时已被类似的问题弄得头焦额烂。如果别人再说袁同礼说的，胡适是个假博士，那袁氏岂不要跳楼？袁先生最后决定把这两个相差十年的年代在他的“目录”上并列，才结束了我二人这段小“考据”。胡、袁两先生相继谢世之后，那些“胡学”研究员和“待赠博士”，惑于袁书而向笔者问难。我只告诉他们：“1927！”未及其他。那位专研“胡学”的哈佛博士格里德在他的《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一书中也就根据我的一句话而照抄无讹，又未注明资料出处。幸好他的论文导师是费正清教授，如果审查员是胡适或区区，他这种无征而信的记载，可能就要使他博士延期了。

✳ 胡先生打麻将时最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便是：“麻将里头有鬼！”胡夫人上阵几乎每战皆捷，所以时以“技术高”自许；胡先生接手则几乎每战必败，所以时以“手气不好”解嘲。手气不好，是“客观实在”使然，是“鬼使神差”的，与技术无关！其然乎？岂不然乎？胡适之是不喜欢邵康节的，但是打起麻将他的确相信“有鬼”！因为这个“鬼”是他在麻将桌上“小心求证”，证出来的。除此之外，胡适是绝对不信“有鬼”的。胡适不信鬼这一点也被哈佛博士格里德在李敖的书里找到了，人云亦云，因而大谈其胡传、胡适父子是如何地受了范缜《神灭论》的影响。这就是洋人治汉学不知轻重的地方了。

✳ 就在这个爱因斯坦的世纪里，我们中国出了个“文艺复兴之父”，他投身于杜威之门，但是在有神与无神的问题上却和老师唱反调。是胡适读通了“相对论”而为爱因斯坦助威耶？非也。只是因为胡氏除杜威之外还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就是孔丘和孟轲！就凭这点，我们能说胡适违反我们的传统去歌颂西洋文明？西洋文明减去了个基督教还剩些什么东西呢？所以胡适之并不是盲目地说月亮是美国的圆。他是歌颂他所认为应当歌颂的；他不是那种小气鬼，把什么都说成自己的好。胡适也承继传统，但是他只承继他所认为应当承继的。对圣人之糟粕，胡适是没有胃口的。整个地来说，胡适之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只可说是三七开。他自己的思想言行、立身处世，和他的胡开文老店在进出口交易上所贩卖的货色，也大致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