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修订版

对经济学与市场道德的再观察，对标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回答普通人“究竟需要多少钱，才够过好这一生”的困惑。经济学家陈志武推荐。

书名：金钱与好的生活（2020新修订版）

定价：59.00元

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0-07

页码：304

装帧：假精装

开本：32开

ISBN：9787521716726

1、对经济制度与市场道德的再观察，对标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不是将经济学作为一门狭隘的科学，而是融入哲学、社会学的开放人文通识。这一观念在近些年被越来越广泛的人群接受。

2、解答“究竟需要多少钱，才够过好一生？”年轻人不知道金钱的价值在哪里，陷在工时一直涨、收入一直降的底层循环；富有的人比贫困的人更勤奋，增长红利被富有阶层攫取，这刺激更多人投入更多工作时间逐富，财富焦虑成为社会现象；国家用GDP衡量经济发展，但是经济越发展，民众距离美好生活越遥远，贫富差距、周期性金融危机、生态破坏，对于这些现象，书中给出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3、作者是“20世纪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他是英国TOP10名校华威大学的荣休教授，全球重量级研究机构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的邀请嘉宾。他的成名作是3卷本《凯恩斯传》，许知远评价这是他的一部“即刻经典”（instantclassic）。外媒称之为“20世纪最值得阅读的人物传记”。爱德华是他的儿子，一位研究古典道德哲学的讲师。

4、一本由经济学重量级学者，写给“迷途者”的经典入门。大多数人都是“迷途者”——我们从生产社会快步进入消费社会，从短缺经济快速走向充裕时代，逐利被视为衡量进步的“有效”准则。“为了增长而增长”取代了“为了好的生活而经济增长”。这是固化了的认知偏差。对于普通人来说，《金钱与好的生活》解困“我懂你的财富焦虑”；对于专业读者来说，这本书将分析经济学思想的演变，重点探讨现代经济学逐利思想如何左右我们的工作观、消费观、经济增长和发展观。

5、一份实现好的生活的解决方案——美好生活7要素清单。构成美好生活的7个要素是健康、安全、尊重、个性、与自然和谐相处、友谊以及闲暇。放弃贫困视角和逐利准则，在充裕时代享受“无目的而合目的”的闲暇时光。

6、2020新修订版，译文修订，装帧改为平装本，方便阅读保存。

资本主义的诞生曾使物质条件大为改善，推动经济增长理所当然被视为一种正确的途径。但在发展过程中，增长危机也相伴出现：在国家层面导致经济危机、贫富差距、生态灾难……在社会层面，短期逐利、“经济上的不知足”成为普遍心理。这些问题折射出更深层次的矛盾所在，也让我们看到现代经济学的挣扎之处：为什么经济越发展，我们似乎越过不好这一生？

“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曾在1930年做过一个推断，他认为100年后，随着经济增长达到某种高度，人们将能过上每天工作3小时就能满足日常需求的好的生活。这个预言几乎是失败的。100年快到了，我们虽然已经从短缺走向物质充裕，但却似乎对赚钱乐此不疲，闲暇成为奢侈品，通过工作积累财富，才能带来真实的安全感。

我们究竟拥有多少钱，才会觉得足够过好这一生呢？

答案或许取决于我们用哪种经济学观念看待金钱与好的生活的关系。

《金钱与好的生活》从凯恩斯时代的经济思想追溯至古代东西方世界，对亚里士多德财富观至现代经济学各流派的观点做了梳理。它让我们看到，回到经济学源头，财富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和维持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劳作是为了赚钱，享受闲暇人生则出于个体的自由选择。经济学理应顺应这一事实——让经济增长服务于创造更好的文明，不再盲目逐利造富。书中给出来“美好生活”的7个元素：健康、闲暇、生态和谐等，通过这种有道德价值的框架，来抵制我们对财富增长欲求的过度膨胀。

引言//Ⅲ

第1章凯恩斯的预测失败了

凯恩斯的预言应验了吗？//006

对平均数的误读//010

凯恩斯的预测为何会失败//017

第2章失控的浮士德式交易

乌托邦：从理想到历史//040

经济学家：从贪婪到自利//044

浮士德与魔鬼的赌局//053

资本主义真的会灭亡吗？//058

未兑现的承诺：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063

第3章财富的价值

古代欧洲和古代亚洲的金钱观//083

美好生活的梦想黯然失色//093

第4章幸福的幻影

幸福是什么？//110

幸福的悖论//117

幸福经济学的两个谬误//122

第5章增长的天花板

信仰问题还是科学问题？//146

环保主义的道德根源//154

人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160

第6章美好生活的7个基本元素

基本元素的清单//179

基本元素的实现//199

第7章这个时代需要变革

道德碎片的影响力//221

给政府的政策建议//229

经济前景的升级//250

致谢//257

译后记//261

注释//265

[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Skidelsky

英国经济史学家，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他为“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撰写了三卷本传记，这部《凯恩斯传》赢得5项大奖，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为此获得英国女王授勋，并被媒体誉为“20世纪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伦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席。他曾担任莫斯科政治研究院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他还是英国五大学术院之一——英国国家学术院的院士。代表作品有：《凯恩斯：大师归来》《金钱与好的生活》《经济学怎么了写给迷途者的经济学入门》《货币与政府：主流经济学的新挑战》。此外，他还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的与会嘉宾，受邀做过经济学和经济思想的演讲。

[英]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EdwardSkidelsky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儿子，任教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担任哲学讲师，主要研究伦理学与经济学、美德伦理。他的作品有《恩斯特卡西尔：最后的文化哲学家》《美德的语言》。

经济学家：从贪婪到自利

文艺复兴发明了（或重新发现了）利用人类欲望管理社会的方法，而不是把欲望当成邪恶加以矫正。马基雅维利写道，贤明的国君对待子民的方式应该是让他们有自主性，而不是对他们提出诸多要求，利用子民的浮躁、虚伪和贪婪心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政治上，对德行的检验是以成功为标准，而不是以良善为标准。马基雅维利的教义令基督教道德家们大为震惊，以至“老尼克”在英语中成了“恶魔”的代名词。但是，他的想法还是引起了他人的注意。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都追随马基雅维利，他们把政府描述为和平地满足人类的欲望，而不是压抑人们的欲望所做的设计。在这些“现实”的国家教义背后是一种值得称赞的雄心壮志，那就是把人类生活中的暴力风险，尤其是宗教暴力降至最低。18世纪是更加和平的年代，尝试将人类的激情转移到有益的事情上，这个任务就落到了经济学家的肩上。

在科技时代之前，拜金主义在道德上被视为可耻的行为，而且具有破坏性。奥古斯丁斥之为人类罪恶的行为，甚于对权力或性的迷恋，道德型政治家往往也对此表示赞同。经验表明，贪婪和奢侈会伤及文明国家的元气，使它们成为还未受到财富玷污的、好战的野蛮人的猎物。这个古老的模式支持塞勒斯特和其他罗马人的循环历史观，它也出现在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和吉本的思想里。

过多的财富会导致社会堕落，这样的想法存在于武士贵族阶层或者有市民武装的共和政体中。但是，在现代之前的欧洲国家中，军人是一种特殊职业，这种想法就没有太大意义了。当时，君主有充分的理由鼓励人们创造财富，增加财政收入，以此招募雇佣军，或者供养常备军队。如此看来，财富积累可被看作获得权力的手段，而不是削弱权力的不道德行为。如果财富和权力相辅相成，那么经济周期最终可能会被打破，从而使持久的经济进步成为可能。

18世纪初，这套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欧洲主要商业强国的施政基础，如英格兰和荷兰。但是，这两个国家仍然持有贪婪和奢侈是不道德行为的理念。如此一来，虚伪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直至被一名荷兰裔英国三流作家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3年）以讽刺的手法戳破。

曼德维尔是经济学界的马基雅维利，他致力于帮助人们努力看清人性的本来面貌，而不只是相信道德家的说教。有些人明明享受到了贪婪和高利贷的好处，但嘴上却反对这么做，曼德维尔对这些人的虚伪进行了抨击。他曾写过一句著名的话：“美德是政治的产儿，正如谄媚是傲慢的生父。”10这是曼德维尔可怕的一面。作为医生，他专攻“疑病症和歇斯底里症”。闲暇时，他会写些讽刺文章和政治小册子。批评家对他的冷嘲热讽感到震惊，在有学问的人看来，他的作品闪耀着邪恶的灵感。

曼德维尔最出名的作品是《蜜蜂的寓言》，创作方式有点与众不同。这是一首长篇打油诗，带有哲学意味，描述了一个难以对付的蜂群的命运，蜂群显然比喻的是18世纪的英国。曼德维尔笔下的蜜蜂沉溺于“欺诈、奢侈和骄傲”，但借助“国家的手腕”，它们成功地将这些“恶行”转化成工商业的“利益”：

贪婪，恶之源，

它是受诅咒的有害恶习，

是挥霍的奴隶，

高尚的罪。

还有奢侈，

雇用了上百万穷人，

可憎的傲慢雇用了百万人还多，

嫉妒和虚荣，

就是工业大臣。

美德出现后，繁荣不再，蜂巢被毁，蜜蜂们开始变得节俭，却导致财富缩水。这种描写深受凯恩斯的喜爱，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引用了《蜜蜂的寓言》的好几个段落。曼德维尔的观点很简单——你可以富有而言行邪恶，也可以穷困而德行高尚，但不能集富有和美德于一身。你想要哪一种呢？

曼德维尔对邪恶、傲慢的处理方式适用于王朝复辟之后的英国，但半个世纪以后，一种世俗的清教主义取而代之。现在，把邪恶视为新进步科学的基础是不可原谅的做法，讽刺就更不可以了。但是，当时进步的思想家们很快就找到了一种让曼德维尔的讽刺不再自相矛盾的方式，那就是重新定义善与恶，使它们与经济的效用和负效用保持一致。大卫·休谟是这个新方法的倡导者，他写道：“似乎任何道德体系都会抨击邪恶，但它在总体上却对社会有利，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13于是，人们逐渐弃用“贪婪”这个词，而改用中性的“自利”。而且，“贪婪”一词只用于形容病态的或犯罪版的财富获取方式，比如囤积或诈骗。同时，普通商业活动被形容为一种虽然不英勇却有益的事。约翰逊博士说过：“在人可干的事情中，很少有比挣钱更纯洁的了。”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人孟德斯鸠则谈到了“商业贿赂”。

一旦赚钱这件事不再受道德的谴责，它就被人们完全以因果关系来看待。休谟的朋友、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一马当先。1776年，他在个人著作《国富论》中指出，人类天生受到自我改善欲望的驱使，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增加公共福祉。牛顿的机械论自然观因此延伸至经济学领域，自私自利承担起地心引力的角色。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传统道德将社会看作一个致力于公益的企业，但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却恰恰相反，他认为社会纯粹是自利个体之间的一种因果关系。不可思议的是，亚当·斯密称上帝为“宇宙的指挥者”，上帝只是启动了大自然这部机器，让自利的个体去自行谋求利益。正如诗人亚历山大·蒲柏说的那样：“因此，上帝和大自然构成了总体框架，使利己主义和社会融为一体。”

亚当·斯密有关自利的学说不仅把贪婪变成了美德，还把传统美德变成了恶习。奢华的炫耀性消费行为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节俭”或“储蓄”。在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禁欲主义被定义为有道德的自利，也是社会进行资本积累的直接原因。*施舍不受鼓励，因为它助长懒惰；淫欲极其有害，因为它会让人无心赚钱和积累财富。正如弗洛伊德后来所说，财富的增长需要压抑人的本能。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化的胜利，它是奥卡姆剃刀定律在人类社会行为方面的创造性应用。狂暴的激情被简化成自利这个单一的动机，赋予经济学独特的分析能力。正如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所宣扬的那样，经济学不必再为理解和管理多变且矛盾的激情而担心。出于自身利益而追逐财富成为人们的主要动机，它将所有其他动机归于一边。亚当·斯密不像追随他的人那么吝啬，除了有“自利”的动机，他承认还有一个“同情”的动机，并在《道德情操论》中对后一种动机进行了详细论述。但是，随着经济学的形成，这些复杂性逐渐被消除。对人类“实际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的研究，变成了一座无法攻克的数学堡垒，蛊惑了它的追随者，并且令其他所有人的声音都弱化成徒劳的抗议。

亚当·斯密对自利的辩护并没有令所有人信服，却让经济学有了“夺走美德的光辉和消除恶习的刺痛”这样一个名声。托马斯·里德是早期的批评者之一，他指责亚当·斯密的道德理论是用公平掩饰自利的工具。埃德蒙·伯克唱起了古典保守派的挽歌：“骑士时代一去不复返，代替它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时代，欧洲的荣耀将不复存在。”对商业主义的抵制来自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者，他们想回到古罗马的“共和美德”时代。

亚当·斯密自认为反驳了曼德维尔的“自利体系”，但事实上，他并未完全抛开这个体系。17曼德维尔的核心观点是“利用邪恶的欲望完成有益的事业”，它存在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之中，通过将“邪恶”重新定义为一种无害的人性，就洗刷掉了它身上的魔鬼气味。“效用”和“偏好”这些中立的词语让资本主义的浮士德式交易的邪恶气息消失于无形。

亚当·斯密只在很少的场合才表露出他对曼德维尔的亏欠心理。其中之一就是《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文字，它描述了富人的恶行如何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利益。（顺便说一下，也就是在这段文字里，亚当·斯密首次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这个原理。）他写道：

虽然他们只在意自身的利益，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欲望，但是他们与穷人分享了自己所有的成果。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完成了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这与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因此，他们在非有意为之而且不知情的情况下，为社会增加了福址。18

在此，亚当·斯密公开地重新拾起有关贪婪、虚荣和贪得无厌的传统道德观念。尽管竭力掩盖，但亚当·斯密仍然无法对商业体系对工人的生活和性格产生的恶劣影响视而不见。他对劳动分工的扭曲效应的描述要早于马克思：

如果一个人一生都在从事几种简单的劳作，其结果或许总是相同的，也可能相差无几。他会没有机会运用其理解能力或发明能力去找到解决难题的方法；他会自然地失去这种能力，变得愚蠢和无知。这导致他不能理解或参与任何理性的对话，也不能形成任何慷慨、高尚或温柔的情感，最终他对许多人，甚至是个人生活中的日常职责都不能形成任何公正的判断。

尽管底气不足，但亚当·斯密还是总结说，希望有朝一日教育能消除这些使人变得愚钝的倾向。然后，他就把这个话题丢到了一边。显然，他考虑过大头针工厂单调乏味的劳动分工是为了获得未来的利益必须付出的代价。

现在有必要暂停一下，来看看亚当·斯密推翻古典善恶组合的“得”与“失”论。“得”指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获得了释放，只要对社会有利，个人欲望就会得到许可；而“失”指的是失去作为集体成就的社会福利，其结果是个人在市场中追逐私利。契约的逻辑与互惠的逻辑分离开来，而在大多数人类文化和社会中，互惠的逻辑是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越来越难以区分“欲望”和“需要”。从这个角度看，凯恩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人，这也是他所阐述的“满足”的概念显得离奇有趣的原因。

亚当·斯密的著作写于工业时代到来之前，他没有想到经济可以无限增长。事实上，他和同时代的人根本未谈及增长，而是谈及“改善”，这是一个隐含了道德和物质条件的词汇。这条路的尽头是“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改善的可能性为零。所有古典经济学家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终点，只是富足的程度各有不同。

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是亚当·斯密观点的传承者，但他们没有亚当·斯密那么乐观。马尔萨斯写《人口原理》是为了挑战威廉·戈德温的乌托邦观点，即财产重新分配将使全民富足成为可能。该书的逻辑是直截了当的循环论：如果没有道德上严格的“遏制”措施，人口将不可避免地超过土地的供养能力，人口的变化还将影响收入升降的周期。1817年，李嘉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在马尔萨斯观点的基础上加上了“土地报酬递减”的看法。经济学家所能做的无非就是对过去的理论进行适当的修正，由此，经济学获得了“沉闷的学科”的名声。

19世纪中期，在工业化开始发挥作用之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将一个更加乌托邦主义的愿景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穆勒认为，在既有的富裕水平上，假设人口增长得到控制，英国就有可能让其居民过上美好生活。他认识到“欲望”的相关特点，但不明白为什么如果想要收入分配更平等，就应该抑制竞争。

我承认，我没有被某些人抱持的人生理想所迷惑。这些人认为，人类的正常状态是挣扎求生，以及彼此蹂躏、倾轧、推挤和踩踏，它是人类最渴望的命运，而不是工业化进程的某个阶段令人不快的症状。它也许是文明进步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即使那些目前有幸免受其害的欧洲国家还是不得不经历这一切……但人类社会的最佳状态是没有穷人，没有人会渴望变得更富有，也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自己会被他人挤到后面。

在穆勒之后，无论是沉闷的还是乌托邦式的，“静止状态”这个概念退出了经济学领域，直到凯恩斯使之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