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我们三代人

定价: 68

作者: 汤一介

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12

用纸: 纯质纸

装帧: 平装

开本: 16

ISBN: 9787500096139

汤一介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稿，尘封12年首次出版！用42万字的赤诚讲述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自省和三代国学大师的传承守望。

星云大师、饶宗颐一致推崇汤一介的学问人品；楼宇烈、乐黛云、成中英、余敦康、牟钟鉴、金春峰、陈可冀、怡学大和尚、钱逊、王博、于丹、林崇德、王守常、李存山、 张广保、干春松、赵白生、苑天舒等近20位大咖联袂推荐。

国学的的群英谱，大师的朋友圈。在《我们三代人》中，汤一介以纪实的笔法全面介绍了他的父亲、一代国学大师汤用彤与胡适、钱穆、熊十力、吴宓、傅斯年等人的交往，并客观讲述了汤用彤晚年的思想变化，而不为尊者讳。比如用彤先生是如何认识共产党的；国民党败退前，汤用彤为什么选择留在大陆？汤用彤1951年的一份思想检查等。

自我解剖，秉笔直书，直面问题。汤一介以忠厚的立场记载了自己一生的悲欢得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沉浮、始终孜孜以求的学术历程。首次用1万多字的篇幅讲述“梁效”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不回避自己的责任。

真实、真诚、中正的书写态度。

汤家三代人牵扯到很的人物关系，汤一介本着一种同情的理解和中正为人的态度来写这些关系，没有阿谀逢迎，没有吹捧，也没有有意的贬低任何人。这样的书写，堪为后辈典范。

中国百年学术文化史的缩影。《我们三代人》提供了一个理解百年学术史和文化史的线索，同时也给了我们提供了中国政治史的角度。汤先生在他的学术思想、哲学思想发展当中有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三代人的传承，百年来中国政治变革、社会发展、思想文化发展，其实这三代人是中国发展的缩影。

讲述创办中国私立大学的梦想。汤一介生前一直想把中国文化书院办成一所综合性的私立大学，他在书中全面介绍了他担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期间为此所做的努力，以及梦想难以实现的遗憾。

首次完整呈现汤氏家训的原始手迹。汤氏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出自汤一介祖父汤霖的《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自序》中。《我们三代人》首次将颐园老人的珍贵手迹完成呈现给读者。

《我们三代人》是汤一介先生的遗稿，经整理后首次出版。全书以三个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祖父、父亲，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等内容，生动而深刻地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

父亲汤用彤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作者细致地回顾了父亲的人品、操守、个性，以及他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学问成就。

对于自己，汤一介更以力持客观、自我解剖的态度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学术生涯，将一生悲欢得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沉浮、始终孜孜以求的学术历程等完整地呈现出来。令人深思，也令人感叹！

不难想见，这部中国读书人的百年缩影，其历史价值会随着岁月的流逝历久弥新，其学术价值也定会随着一代代学人的深入体会而不断放大。

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珍惜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我祖父

略述家史 / 003

读祖父雨三公《颐园老人生日?游图自序》 / 009

读祖父雨三公的诗文 / 015

有关我祖父的一些材料 / 022

我父亲

我的父亲汤用彤 / 027

记我的母亲 / 034

汤用彤先生与东南大学 / 038

用彤先生的文化观 / 040

汤用彤与胡适（一） / 047

汤用彤与胡适（二） / 059

汤用彤与胡适（三） / 077

……

我自己

我的童年 / 191

到云南与父亲团聚 / 195

我的中学时代 / 204

西去延安幻想曲 / 208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 / 212

我能有什么信仰吗 / 217

北大四院的生活 / 230

东厂胡同大院中的大孩子和小孩子 / 235

我和邓可蕴 / 238

在进退两难之间 / 248

我与“梁效” / 261

父亲对我的唯一一次责骂 / 280

从《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向我提出的问题说起 / 287

我在沙滩的北大和未名湖的北大 / 293

我的子孙成了美国人 / 298

我与中国文化书院（一） / 302

我与中国文化书院（二） / 316

我与中国文化书院（三） / 328

我的哲学之路（一） / 344

我的哲学之路（二） / 369

我的哲学之路（三） / 378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从1956年起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三智文化书院、什刹海书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代表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等。大部分著作与论文已结集为十卷本《汤一介集》出版。主编有《汤用彤全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中国儒学史》（与李中华共同主编）、《中华佛教史》（与季羡林共同主编）等著作。以古稀之年主持大型文化工程《儒藏》“精华编”的编纂，竭尽全力地推动中国新时期的哲学和文化建设，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去延安幻想曲

1943年春，我和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在联大附中读初二，还有读初三的余绳荪，我们都对当时的训导主任、童军教官不满意，觉得他对我们总是另眼相看，这样使得我们更加对学习没有兴趣。一天，余绳荪向我们说：“有一本书叫《西行漫记》，读起来很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几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一听，大家都很高兴，愿意一起读。当时，我们都住校，当然不能在学校里读。不知余绳荪怎样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我们就在那里读这部旷世奇书。我记得，我们租的房子是在一个小楼上，下面就是大街。

余绳荪读《西行漫记》，我们几个人听着，这时我们才知道《西行漫记》是斯诺写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我们越听越感兴趣，对“革命”我们一点也不懂，但爬高山过草地使我们神往，而且让我们知道还有个地方叫“延安”，在那里共产党领导着抗日，一定很有意思。其实，我在八九岁时就知道有个共产党。那时我哥一雄在汇文中学读书，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常常把一些上面印着字的红红绿绿的花纸带回家。有一天，我问他这些花纸是干什么的，他说这是共产党宣传抗日的。我又问他，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他说共产党是干革命、抗日的。我还想问他“什么叫革命”，他有点不耐烦就说，别多问了，你小孩子不懂。当时我虽然不懂“革命”是什么意思，但“革命”两个字却在我记忆中了。我们几个人读《西行漫记》，越读越入迷，常常不上课，躲在小楼上读。一天，余绳荪说不如我们去延安看看。我们都兴奋地表示同意，他还说在西安他有个亲戚（好像他当时说的是他表哥，这点我记不清了），我们到西安再设法去延安。

要去延安，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得弄到一笔路费，我们商量可以从家里偷点黄金卖了作路费。于是我们成了小偷。我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个金表、一个上面刻有我父亲汤用彤清华周刊总编辑的金牌，游宝谟偷了一副金手镯，其他人偷了些什么已记不得了。我们把其中一部分卖出，最值钱的当然是那副金手镯。我们做了一点简单准备就乘火车由昆明到曲靖，在曲靖住了一天，找黄鱼（就是运货的大卡车，他们可以私自载些客人）。第二天，我们坐上一辆运盐的大卡车前往贵阳。那时公路凸凹不平，十分颠簸，有很多急转弯，还有一个长达一二十里的大坡，在那里常常出事。坐上卡车，我们都很兴奋，一路有说有笑，中途停车时，就找饭馆吃饭。总算一路平安，到达贵阳已经天黑了。我们找了个旅馆，住下后就到外面去吃饭。吃完饭，回到旅馆，就看见有几个彪形大汉，我们一进来，他们就问我们，你们是不是由昆明来的×××、×××？我们不能说不是，因为我们在旅馆登记时都用的真名，这说明我们没有经验。我们只得说是。他们说：“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跟我们走一趟。”我们问：“到哪儿去？”他们说：“到地方就知道。”我们只得收拾行李，跟着他们走。到那儿，我们才知道是“贵州省警备司令部”。这就是说我们被捕了。到那儿，已是半夜，就把我们关在一间小房子里。第二天我们才知道这里是侦缉队两间房子的里面一间。那几个彪形大汉把我们锁在里面就走了。虽然我们并没有表现得很慌张，但心里直打鼓，不知会把我们怎么样。彪形大汉们一走，我们就商量该怎么办。这时才想起，我们箱子里还有那本《西行漫记》，这倒使我们有点慌张了。不知谁看到我们住的小房间的地板有不少缝隙，我们就把《西行漫记》撕下，一张一张由地板缝隙塞入地下。并且大家商量好，都说我们因对联大附中不满要到重庆念书。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他向我们说：“你们年轻不要信什么宣传，免得误入歧途。”又问我们平常看什么书，我说：“我喜欢看巴金的《家》、《春》、《秋》等等。”大家都胡编乱凑地说一些书名，有些我们看过，有些我们也没看过。但和余绳荪说话有点不一样，参谋长说：“你要知道，这是抗战戡乱时期，乱来是要枪毙的。”参谋长和我们谈话也没问出什么来，就把我们关着。每天都是侦缉队的人，要我们拿来钱，他们帮我们到外面买饭。有时我们还和他们聊天，我们问他们：“你们把我们关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又没有犯法。”他们说：“你们这些孩子，懂什么。”大概关了一个星期，忽然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来看我们，他说：“我是来接你们回昆明的。”这时，我们当然想回昆明，因为关在警备司令部不是什么好玩的。第二天魏泽馨把我们接出去，先带我们到贵州省秘书长郑道儒家。郑道儒给我们集体训话，无非是要我们好好读书，不要听信各种扰乱人心的宣传。好像他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次日，魏泽馨就带着我们返回昆明。一路还有一位穿着一身黑衣裤的彪形大汉护送着我们。回到昆明后，父亲并没有因此事责备我，反而拿出一封我们的几位家长给联大附中校长黄钰生的信，信中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

延安没有去成，这本来就是一场幻想曲。今天想来，由昆明到延安，如果没有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是绝无可能的。延安没有去成对我也许是幸运的，否则说不定会在延安“整风”中呜呼哀哉！这大概是命运的安排。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应该相信“命”的，可我真有点相信在冥冥中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每个人。正是由于我没有去成延安，我才有机会在北大念书，也才能在北大遇到了乐黛云，我们才能结合在一起，虽然经过许多苦难，可我们相依为命，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到今天，也许我得感谢贵阳警备司令部吧！乐黛云曾写了一篇散文《啊，延安……》，是说1948年时一批中国青年如何向往“延安”这“革命圣地”，但到头来，他们在四十多年的历次运动中经历着各式各样的悲惨命运。中国的一代一代青年总是被骗，总是怀着满腔热血，而在经历了四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往往会写出韦君宜同志的《思痛录》来。我多么希望不要再欺骗青年人了，而青年人应尽力远离那容易受欺骗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