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别墅离开心很远，封闭式管理并不安全，买私家车约等于花钱变胖，汽车专用主干道更易发生严重事故，一站式大型商场是城市经济的血栓，通勤时间越长婚姻和子女会越不幸福……现代都市崛起阶层的梦寐以求竟是生活质量的噩梦？为什么今天都市居民的物质条件空前优渥，幸福指数却未随之提高？

是近百年的建筑和城市设计理念出了问题，也扭曲了个人安排居住时的判断。人们越发期待私家车，却把自己堵在了路上；高端的郊区豪宅，实是儿童的身心杀手；大楼沦为大城市纯粹的技术与财富炫耀，而罔顾人与他人、与街道的联结机会和幸福感受……种种窘况正在引起世界多座都市的重视和反思。

作者考察了世界各地的建设教训和可喜变化，以环境规划及心理学的思路论证了城市设计的紧要性，从区划规定、节能减排等宏观考虑，至红绿灯间隔、道路宽窄、公园的体量和密度、怎样让社区具备真实的公共空间等技术细节，都会人的生活有显著影响；不够人性的城市设计必须改变。

对此，个人亦有自己的能动性：亲近邻里，迎接自然，重返城区，回归人的尺度。

如何做到这些方面？读者尽可在本书中寻找建议。

[加]查尔斯·蒙哥马利（Charles Montgomery）：一名屡获殊荣的记者。他也因作品《鲨神》（The Shark God，加拿大版名为《最后的异人》 [The Last Heathen]），获 2005 年查尔斯·泰勒非小说类文学奖。他创建的“幸福都市”项目（Happy City)已运行了10年有余，致力于研究和探索城市规划及设计与居民的健康、幸福感、人际关系的影响，并提供相关的咨询和设计。

1. 幸福市长 1
2. 建设城市即建设幸福 16
3. 破败的光景 46
4. 来龙去脉 67
5. 错误的做法 83
6. 如何更亲近 112
7. 欢聚 157
8. 宜行都市 I ：交通体验与改进缺乏 190
9. 宜行都市 II ：自由 210
10. 城市为谁而建？ 243
11. 万物互联 268
12. 城市扩张区改造 287
13. 拯救城市 拯救自己 310
结语：起点 330
注释 338
致谢 368

当心危险

201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环境健康科学教授理查德· 杰克逊（Richard Jackson）对《纽约时报》表示：“我们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人。于是我们住得远离工作地点，以此减少拥挤，提高空气和水的质量，进而降低传染病发生率。”所有这些都很好，但看似安全健康的分散型郊区营造的生活机制，却很可能是致命的。
最大的危险是郊区那天生的毫无激情，这是一种由于什么都不做而得的病。公共卫生专家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致胖”（obesogenic）来描述威斯顿牧场这样的低密度社区。除了久坐不动的沙特阿拉伯人和南太平洋及太平洋中部岛屿的居民，美国人是世界上最胖的一群人。足有1/3的美国人属于肥胖，近 1/5 的儿童超重。加拿大有超过1/4的人肥胖。英国儿童30%超重。过去30年，中国的肥胖率几乎变为原先的3倍，如今是世界上超重人口最多的国家。
成年肥胖患者中，超过3/4患有糖尿病、高胆固醇、高血压或冠状动脉疾病中的一种。疾病控制中心（CDC）发出警告，因生活方式导致的糖尿病已至流行病水平。同时，生活在低密度扩张区的居民面临更高的风险罹患关节炎、慢性肺病、消化障碍、头痛和尿路感染，这一定程度上与自己驾车或身处汽车尾气环境时吸入有毒气体有关。但最关键的是，这些都是因为人们生活的社区令自己只得驾车。光是住在城市扩张区，就能让人老上4年。

过去几十年，郊区曾被视为安全港湾。因为距离较远，近年来更有了大门、警卫和防盗墙，郊区被认为可以保护人们免受抢劫、偷窃或凶杀等犯罪的侵扰。但如果目标只是免于被陌生人伤害或杀害，那么城市边缘的社区实在是糟糕的选择。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系教授威廉·露西（William H. Lucy）梳理了美国数百个县的“因陌生人而死”的数据，发现了这个悖论。为准确评估陌生人造成的危险，露西的研究把陌生人致人死亡的数据与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结合了起来，结论是：开车致人死亡的司机在城市扩张区非常普遍，他们造成的死亡远超使用其他武器的杀人凶手。行走在远郊边缘地带的人死于陌生人之手的可能性，远高于美国中心城市或近郊地区的通行者。唯一的区别是，大多数郊区案件的凶手并非主观故意。
城市扩张使美国人每天的开车距离不断增加，美国的道路死亡人数也一直在每年4万人上下，比枪击死亡人数多1/3，更比在2001年“9·11”恐袭中丧生的人数多 10 倍。试想一下：美国每年在高速路上死亡的人数其实就等于每3天有一架满载乘客的波音747坠毁。从全球范围来看，交通事故是10—24岁年龄段人群的头号杀手。 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会对郊区的道路状况感到恐惧，一个理性的政策制定者的宣战对象也会是交通死亡事故，而非其他国家。

情绪化的工程师

很可惜，有些本是用来防范道路危险的设计起了反作用。几十年来，道路工程师一直严格遵循行人与汽车分离的标准，消除干扰，拓宽车道。宽阔畅通的道路能提升安全性，这点长期以来被相关工程理论奉为圭臬，背后的假设是如果能被汽车碰撞的东西离汽车越远，撞车事故的发生频率就会越低。换句话说，工程师们关注的是一种价格昂贵但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
采取了这些看似理所应当的措施后，意想不到的后果也逐渐累积起来。把行人和其他干扰物从城市道路上排除出去的行动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汽车革命，结果却让道路变得更加危险。问题在于，这种简单的便宜法门忽视了复杂的道路心理机制。工程师用围栏、路障和人行横道限制行人移动范围的同时，却似乎是在告诉司机油门可以随便踩。道路交通研究发现，我们大多数人开车的速度并非按照限速规定走，而是根据自己对道路安全的感受。道路设计让我们觉得可以开多快，我们就会开多快。结果是，在郊区宽阔的居民区街道上，死于车祸的行人数量是传统社区狭窄街道上的 4 倍，因为宽阔的道路让我们感觉开快车也很安全。真正致人死亡的不是碰撞事故，而是高速碰撞事故。速度为35英里/时的小汽车如果撞到行人，致死率是25英里/时速度时的10倍。若是路上能停几辆车或是在路中间种几棵树木，这些曾经被认为会引发道路危险的东西反而会帮司机放慢他们致命的速度。若能在路上增加一堆干扰物，包括大量的行人，司机就会更加留心，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也会骤降（我将在第9章继续此话题）。
另一个重大错误是人们为应对房屋火灾等显见风险而付出的善意努力。二战前，美国和加拿大的居民区街道通常只有28英尺宽。如果路的一边用于停车，那么相向而行的两辆车仅能勉强通过。当时觉得这种状况难以接受，特别是再有紧急车辆通过就更不行了。如果普通小汽车在这样的狭窄街道上都有剐蹭危险，那么要是一辆消防车因此没能赶到起火的房子，会酿成怎样的惨剧啊。道路规划者正是考虑到了这一因素，想到了浓烟、火苗、困在楼上的孩子，这些会引起关注、左右决策的危险画面。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道路的宽度标准不断增加，行人死亡人数也在急剧上升。
如今，许多住宅区的道路宽度已经达到了40英尺。研究人员则发现，这些原本希望减少显见风险的努力本身却引发了一系列悲剧。这些宽阔崭新的住宅区街道使人更容易开快车，而相关的行人死亡人数则是老旧窄街的4倍。
（对郊区居民来说讽刺的是，这些为消防车通行设计的道路在实际灭火过程中并未带来丝毫不同，比起街道老旧狭窄的社区，街道崭新宽阔的郊区在火灾中丧生人数一点不少。其中部分原因是郊区宽阔的街道和大幅地块占据了过多空间，市政无力在附近建设消防站，因而增加了消防车到达失火地点的时间。 ）

孩子们为距离付出的代价

2010年，我回圣华金县去看远郊地区的恢复情况。我途经斯托克顿的威斯顿牧场，这里的变化很明显。草地和灌木丛被杂草淹没，缺乏打理和浇灌，围栏也褪色、损坏。一群青少年在人行道当中开酒会，我停下和他们聊了起来。他们的父母10年前从奥克兰搬来远郊，希望远离城里帮派的影响。少年们骄傲地向我展示了他们的帮派色—皮带、头巾、连帽衫都是北墨西哥式的血红—然后做了郊区孩子一代代都在做的事：抱怨居住环境。他们说自己被困在了这里，去哪儿都要好几英里。此类抱怨并不稀奇，但形容这座没有城市的城市却异常贴切。行将成年的他们不仅很难获得工作和受教育机会，周围也鲜有商店，更不要说去派对、电影院、餐厅什么的了。我告诉他们自己正在研究城市与幸福。一个女孩掀掉帽兜，露出一头“脏辫儿”，对我说：“你知道什么会让我幸福吗？一个商店，买什么都行，开在这个拐角就好。”

“别做梦了，”一个朋友朝她喊道，“我们需要的是一辆汽车和一箱汽油。”

这些孩子担心的事情可远不止去哪儿买更多啤酒这么简单。我走之前，他们提醒我一定要在天黑前离开威斯顿牧场，不然会遇上拿枪的人。我以为是他们大惊小怪，但扫了一眼斯托克顿当地报纸《记录报》（The Record）的一些标题后，我发现我错了。上面报道了一系列在威斯顿牧场发生的枪杀和袭击事件，2009年一个孩子只因趴在窗口往外看就头部中弹身亡，2012年一名说唱歌手在附近的亨利长条公园（Henry Long Park）的长凳上遭枪击身亡。

斯托克顿发展出了全加州最严重的青年帮派问题，城市面临着严峻的贫困和移民困扰，但亲子疏远、社会关系淡漠则是导致帮派问题的关键原因。“如果父母照顾自己的孩子，为他们付出爱和情感，我们该能消除多少帮派活动？”斯托克顿市长埃德·查韦斯（Ed Cha-vez）反问，尽管外围县域仍觉自己相比内城贫困区是更好的选择。

斯托克登青少年帮派危机干预项目负责人拉尔夫·沃麦克（Ralph Womack）表示，在中产阶级眼中，威斯顿牧场的帮派招募活动是十分活跃的。如果孩子没有父母的看管，便可能转而在帮派里寻求替代品。一项调查发现，1/4的人会到其他县区上班，其余则在圣华金各地之间奔波。圣华金县的孩子不得不暂时与亲人分开，同时也无法得到社区服务。五年级和七年级的孩子中，有近一半放学后完全不受成年人的监管。威斯顿农场的大谷（Great Valley）小学被逼无奈把家长会安排在深夜，以照顾长途通勤的父母。沃麦克说，“空巢”儿童因身边没有父母指导，于是其中许多人最终投向了帮派寻找替代。

许多人搬去边缘郊区，忍受通勤煎熬，似乎是在为孩子们做出牺牲。但事与愿违，这些地方对培养孩子而言更不是什么好地方，此类办法默默地走进了死胡同。孩子们不单单是被困在了这里。有证据显示，来自郊区甚至富裕郊区的青少年比城里的孩子更易出现社交和情感方面的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萨尼亚·卢瑟（Suniya Luthar）在研究美国东北部富裕郊区的青少年问题时发现，他们尽管拥有资源、医疗服务和优秀的父母，但比内城的青少年更容易感到焦虑和沮丧，即便内城的孩子要面对各种环境和社会问题。在条件较好的郊区，青少年吸烟、喝酒、吸硬毒品的人数更多，特别是在他们感到沮丧的时候。卢瑟解释道：“这表明他们在进行心理上的自我治疗。”

在这些研究中，不幸福的青少年似乎有一个共同点：因缺少对父母的情感依赖而情绪不稳。能和父母中至少一方吃晚餐的孩子都会有更好的学业表现，情感问题也更少。这年头父母有很多事要忙，马拉松似的通勤、长途购物及远距离见面，这些分散型城市特有的现象让孩子们极度缺乏宝贵的与父母共处的时间。当然缺少父母陪伴的现象不只发生在远郊区，但这些社区的设计无疑造成了居民的时间赤字。

对所有这些，兰迪·斯特劳塞皆不感到惊奇，虽然他承认家人因他的作息表抻长付出了代价。兰迪的女儿金和儿子斯科特还在蹒跚学步时，他就开始了超距通勤生活。科技浪潮席卷硅谷，房地产价格也一路上涨。和其他有子女家庭一样，兰迪开车上了新建的高速主路，越过代阿布洛岭去圣华金的特雷西打拼。两个孩子在工作日基本见不到他。兰迪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了。金和斯科特十几岁时便搬去和兰迪的前妻生活，但她也是一个住在远郊的超距通勤者。

那几年的多数夜里，孩子们只得自己照顾自己。金常常加热冷冻食品，喂弟弟吃晚饭，但谁能指望她一个孩子挑起养育弟弟的重担？斯科特的生活偏离了正轨，他先是被重点关照，继而逃学，扒窃商店，惹的麻烦越来越大。

我们终于到了去往山屋的岔口，兰迪脸色凝重地说：“他成了盐湖城县的客人。”他这话的意思是斯科特蹲了监狱。我也该换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