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近年来涉台研究的理论拓展与方法实践的科学化转向进行了集中探讨。

本书收录的7篇优秀论文主要来自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联合发起的首届"两岸治理研究工作坊"。这是大陆涉台领域青年学者们为挖掘台湾经验的理论价值以及推动涉台领域与主流学科对话搭建的桥梁，针对全球化与地区发展的主题，在理论拓展与方法实践方面推动台湾研究科学化转向的有益尝试。特别是本书对台湾民众的两岸贸易观分析、对台湾选举政治与民众信任间的关系论述、针对台湾青年学生对大陆学子的态度分析等内容，有助于我们对台湾经贸交流、政治现状的了解与研究。

唐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温州市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闽江学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台湾研究集刊》常务副主编。日本爱知大学和台湾淡江大学的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两岸关系、青年交流与社会融入。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和教育bu课题，已公开出版专著3部，编著1部，公开发表论文30余篇，参与多项政府部门的对策研究。个人入选;福建省杰出青年人才计划。

陈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2015年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政治经济、台湾研究、案例研究方法。出版英文专著1部，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目 录

序（一）：方法、理论与台湾研究 巫永平 1

序（二）：推动台湾研究成为政策性和学术性兼备的学科 祁冬涛 4

序（三）：台湾研究的知识困境 王 华 8

前言：传统与新声 唐 桦 陈 超 20

经贸整合、利益认知与政治立场：台湾民众两岸经贸态度的

动态分析（20042016）陈 玮 耿 曙 1

技能专有性与投票行为：基于台湾地区的研究 凌 争 蒙 克 21

经济绩效、政治腐败与政治信任：台湾公众政治

信任变迁研究（20012014） 韩冬临 杨端程 陆屹洲 37

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行动动员机制

基于台湾的个案研究 蔡一村 55

党意、民意与选举

台湾当局;内阁不稳定原因探析 张遂新 祁冬涛 王秀萍 79

时间可以改变台湾青年对大陆学生的偏见吗？

两岸青年学生群际接触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 段哲哲 马 冀 郑振清 99

两岸生产分工、贸易依赖与经济周期协动性

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分析 王 华 116

序（一）：方法、理论与台湾研究

巫永平

大陆的台湾研究出现了新趋势。标志这个新趋势的不仅是新人加入带来的时间和世代变化，更在于由此而出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2018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两岸治理工作坊反映了这种变化趋势。本书从会议论文精选出的7篇论文是其中的代表。这次会议除了与会者年轻，还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突出特点是与会者的学科背景多样化，这一特点带来了多元的论文视角，同时也带来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论文的规范性提高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很大变化。规范性的加强是一个显著特征。规范性体现在更加注重研究方法，更加注重理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对国际学术界开放的结果，也是与国际社会科学同行交流的结果。但是，规范性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研究水平的提高。衡量研究水平高低的标志在于对现实的解释力。现在的不少研究，用了似乎;科学的研究方法，看上去似乎符合规范，也用了别人的理论，但得出的结论要么是常识，让人觉得所做工作多此一举，要么是反常识，与现实相去甚远。

方法和理论是任何研究的基础，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令人担忧的倾向。

研究方法的不断推陈出新是当今社会科学的一大特征。这体现了社会科学的活力，也给社会科学不断带来变化。但如何看待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研究的目的是要解释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主体。方法只是手段，是工具，是服务于解释研究对象的。方法本身不能替代分析，也无法替代分析。对研究对象的解释永远是研究的主体。但现在的一个趋势是相反的，研究对象沦为方法的工具，成为印证某种方法优越与先进的素材，方法本身成了目的。这种反客为主的做法导致研究为了方法而方法，研究者成为研究方法的操作员。

另一个问题是理论。理论不足和贫乏是我们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理论开始被大量引入中国，这些理论的引介对于中国社会科学与国际接轨、提高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引进的理论的问题。如果说80年代对引进理论采取饥不择食的态度有其现实需要，但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们还停留在依赖引进的理论指导我们的研究的状况，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任何理论都是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提炼出来的，有它的适用对象。任何理论因而都有自己的假设前提。不同的社会构成了这些假设前提的基础。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提供的假设前提是不同的。建立在这些不同假设前提基础上的理论是有特定适用范围的。根据某一假设前提提炼出的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另外的社会。理论的意义不在于一种理论能够适用于所有社会，而在于通过对该理论所解释的对象总结提炼出来的观点说明了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该对象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的解决方法说明了什么。这样的发现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个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解决方式是否对其他社会具有启发意义，而不是就假定这个问题一定具有普遍性、这个社会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其他社会面对同样的问题，只能采取同样的办法解决问题。如果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把现有理论当成权威，无须辨别就可用来解释其他社会的情况。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就处于这样的局面。被引进的理论被假定成一定可以解释中国的情况。既然有这么多的理论可以用，我们就放手用和尽情用。结果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只是扮演某种理论检验员的角色，用中国的证据去验证各种他人理论的正确性。中国的经验只是扮演证据的角色，充当印证他人理论正确性的素材。

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历史、文化和传统，也有着自身制度的巨型文明，中国经验长期在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有进入主流视野。这本是现有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缺陷，把中国经验纳入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中国经验本来应该对社会科学具有三个意义：中国遇到的问题是否是普遍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如何被看待和被解决的，这种看法和解决方式说明了什么。其中第二个和第三个意义尤为重要。中国经验通过这三个作用本应能够修正和丰富现有理论，发展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理解，并进一步提出新的理论，把人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带入崭新的境界。但由于我们对他人理论的自我矮化态度，中国的经验并没有产生这样的作用。相对于四十年前，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研究人数增加了数倍，研究经费今非昔比，产出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很难说社会科学有多少发展。衡量的标准是我们仍然在印证他人的理论如何正确和了不起，很少看到根据中国经验提出了什么新的理论，人类对自身的认识由于我们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有了什么新的进展。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美欧社会科学的延伸甚至注脚。陷入这种状况而不自知，进而满足于这种状况，才是令人担忧的。这种认知和心态，决定了今天社会科学研究的平庸化状况。

现今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存在两个傲慢。一个是方法的傲慢，以为只要采用了哪一种自认为先进的方法，就能解释现实。一个是理论的傲慢，认定只要借用一种他人的理论，就掌握了现实的解释权。这两个傲慢的背后是对真实世界的傲慢，用方法和理论替代了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和分析。在两个傲慢之下，研究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成为方法的操作员，成为他人理论的检验员。确立研究者的主体身份，确立中国经验的主体性，是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研究领域难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作为台湾研究的新生力量，年轻学者如果能意识到并有意克服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做出真正有解释力的研究，提出真知灼见，为台湾研究做出新一代人自己的贡献，把我们的台湾研究水平提上去。这其实也是海峡两岸研究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时间可以改变台湾青年对大陆学生的偏见吗？

两岸青年学生群际接触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

一、群际接触理论中的群际认知态度

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ract theory）形成于二战后的美国，由Allport在1954年首先提出，原本用于解释种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尤其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后来在不同国家的诸多群体研究中均得到验证。该理论认为，群际冲突的原因主要是认知上的刻板印象、态度上的偏见和行为上的歧视。这些冲突的发生正是因为不同群体之间缺乏接触。在地位平等、有共同目标、群际合作和制度支持下进行群际接触，是减少偏见的主要方式。因此，提升群体之间的友善关系，就需要给予足够的信息，而足够信息的获取，主要来源渠道之一是群际接触。

在群际接触理论中，群际认知态度指的是群体之间一方对另一方好或者不好的评价，可以细分为表达判断、估计情况、对行为的疑问等，为进一步的群际关系发展提供机会评估。大多数情况下，群际认知态度分为正向态度和负向态度两类，也有文献在正向和负向态度之间加入中立态度，将其分为三类。Bourhis等在描述移民接收国与移民的群际认知态度时又进一步将其分为四个类别：整合（inter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隔离（seperation）和排斥（marginalization）。

如何测量特定群体的群内和群际认知态度是群际接触领域讨论已久的难题。Saguy等在测量群际态度时，提出的三个子问题分别面向人文素养（是否友好）、态度感受（是否尊敬对方）、人格品质（有同情心）。[类似的，在关于南非人对英国白人的群际态度和研究儿童的群际认知态度研究中，研究者们使用的测量问题也都针对人格品质（是不是好人）以及态度感受（是否喜欢对方）来进行。]Zagerfka和Brown在测量德国移民后代群际认知状况时则选取自身的生活习惯、文化特质等方面来进行评判。同样以学生群体作为测量对象，Brown等在测量认知态度时，使用七分量表，测量一个学校学生对另一个学校学生学习（努力还是懒惰）、人文素养（友好还是不友好）和其他方面（体育能力高低，是否聪明）的评价。

参考上述研究文献，本研究使用了李克特五分量表来定义因变量，亦即让台湾青年自评他们对陆生的群际认知态度，1为非常不好，2为不好，3为一般，4为好，5为非常好。

二、群体偏见与群际接触

1.政治社会化、群体偏见与群体态度

社会化是将个人持续且广泛导入社会客观世界的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初级社会化是个体在孩童时期成为社会一员的第一步，次级社会化则是指将已经社会化的个人重新导入各种新的社会组成部分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民主化后台湾社会重要的形塑政治立场的解释变量。政治社会化的媒介有家庭、学校、共同团体以及大众传媒等，尤其是大众传媒可以促进公民在政治方面的兴趣、学习、效能与参与。台湾媒体普遍具有浓厚明显的党派立场，是影响民众政治立场的重要因素。;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这一非经济学的解释理论认为公民政治行为主要由其价值与情感偏好决定，诸如意识形态、政党支持、身份支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信任等。这些内在价值认同与政治定向，经过社会政治化学习认知之后，比较难以改变。由于长期受到各种政治社会化机制的影响，近年来许多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初始印象或刻板印象多是负面、消极、贬抑的。这种负面印象当然也存在于台湾的高校学生身上。;太阳花学运之后，两岸青年群体间逐渐形成偏见、紧张甚至敌视等心理。现有的研究显示群体偏见可以通过政治态度与初始印象情绪测量。

个体在幼年时期就已经能够形成并表现出对外群体的偏见，这些偏见可以影响到其成年之后对外群体的态度。初始印象情绪既能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接触和判断提供条件，也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偏见。对于台湾青年和陆生两个群体而言，政治态度是尤为重要的初始印象情绪或群体偏见。多年来的群际接触研究不断完善了Allport所提出的接触最优条件，其中就包括良好的初始印象情绪等。已有群际接触研究显示，众多影响群际接触的变量中，对另一群体的政治态度非常重要，因此本研究选取最能体现台湾青年对陆生偏见的因素，即对两岸关系的态度作为研究接触态度的重要变量，并且认为更加敌对的政治态度（;台独倾向）可能会使台湾青年对陆生的接触态度产生负面影响，而怀着温和政治态度（倾向于维持现状和两岸统一）的台湾青年会对陆生有更加正面的接触态度。

台湾民众对大陆人的初始印象情绪主要源于不同社会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塑造，台湾青年也不例外。在社会舆论、教育机构与媒体长期的影响下，台湾青年与陆生面对面交流之前就对陆生存在某种预设。当带有鲜明政治观点的台湾青年与陆生接触时，政治态度可能会影响台湾青年对陆生的初步印象情绪。情绪因素通常分为正面、中立和负面。负面情绪例如厌恶、憎恨、远离等会阻碍群际互动的发生，而群际接触时的正面情绪，例如认可、欢迎、赞许等，则能够有效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研究发现，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存在更积极的群际情绪态度，进而增加交流，导致更好的群际认知态度变化。英国的南亚血统群体和白人血统群体在正向的群际认知态度下，群际关系会由于自我调整而更为正面，减少了群集焦虑。Islam和Hewstone在研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信众之间的群际认知态度时选择了情绪因素作为重要变量，将其区分为：平等（完全不是rarr;完全是）、非自愿或自愿、泛泛而交或亲密、愉快（一点也不rarr;非常）、竞争或合作。他们发现，正面的情绪因素不但能够显著减少群际接触中的焦虑，更能够直接作用于群际态度，带来显著正面影响。DeSteno等人的研究主要针对中立情绪和负面情绪对群际态度的影响。他们发现相对于中立情绪，生气、嫉妒、害怕、厌恶以及其他负面情绪会带来显著的群际偏见和负面认知态度。对于台湾青年与陆生之间的群际互动结果而言，台湾青年的情绪因素可能对结果产生重要正相关影响。因此，本研究以110分对初始印象情绪进行连续测量：1代表非常正面，10代表非常负面。本研究假设台湾青年正面情绪因素会对群际认知态度产生正面影响，而负面情绪因素则对认知态度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