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全景式全球变迁角度重新审视冷战，通过讲述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剖析冷战的起源、发展和落幕，以及两大阵营各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何影响了它们的相互关系与冷战的最终格局；跳出两大阵营的窠臼，将视角转向第三世界国家，观察它们的发展道路与内外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的走势；探讨冷战时期的生活方式、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变迁如何成为搅动世界风云的基础性因素。最终，本书试图超越冷战本身，透视当今所谓“新冷战”，追溯在冷战时已埋下种子的今日冲突的根源。

作为冷战的“同龄人”，作者的个人经历与冷战息息相关。在理论之外，作者深入纷繁的史实，将冷战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故事，去关注千百万普通人的过去与未来，从根植于恐惧与痛苦的历史记忆出发，展望一个祛除“新冷战”的时代。

序言 冷战时代真的过去了吗？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30多年。冷战结束后出生的一代，现在也已进入而立之年，这真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但从世界变迁、社会发展变化的角度看，30多年只是一瞬间，特别是像我这样生于冷战、长于冷战，又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人，更觉得一切都像在昨天。

冷战与今天仍息息相关

为什么要回顾冷战的历史？实际上，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冷战这个大时代所塑造的世界格局中。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战略上的纵横捭阖、全球治理体系、国际金融系统、贸易规则、科技与教育、意识形态与文化潮流，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语言表达、文艺作品，都可以从冷战时代找到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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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持续采取遏制、打压措施，中方据理进行了反制，两国在官方层面出现很多分歧。一方面，中美交恶影响到民间交往。即使不考虑为时三年的新冠疫情的干扰，到对方国家旅游和学习的人数也大幅下降。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经济分离，技术脱钩，影响到全球政治经济的大趋势。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国际上的两极格局又出现了，一场“新冷战”已经开始。中美之间是不是进入了“新冷战”，或者到了“新冷战”的悬崖边上？

我认为，不必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把自己套在一个历史概念里。可以肯定的是，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冷战的逻辑并没有消失，这个逻辑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继续塑造世界的面貌和我们的生活。参与过冷战决策的多数国家机构和机制还在运转，经历过冷战进程的许多个人也健在。冷战在这些机构和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还远远没有褪去。

理解“冷战”的观念和立场

在国际政治语境里，冷战是指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和斗争。这两大集团也被称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或者东方和西方。我对“东西方关系”这种概念有保留，这里姑且用之。

冷战时期的对抗和斗争有几个特征。第一，规模大，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只是卷入的程度有深有浅。第二，对抗和斗争涉及方方面面，从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到经济、科技、文化、生活方式，无所不包；斗争双方基本处于隔绝状态，经贸联系很少，民间来往几乎断绝；两个领衔的国家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战争，但局部战争、小规模战争不断，像朝鲜战争这样的大规模战争、越南战争这样的长期战争也发生过，所以可以说“冷战不冷”。

冷战属于世界政治的范畴。如何理解冷战，仍然众说纷纭。以如何看待冷战的结局为例，冷战以苏联和苏东集团的解体而告终，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阵营不战而胜。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我们理应感到惋惜、痛心疾首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冷战的结局是不是应该说很坏？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笼罩在整个世界头上将近半个世纪的核大战阴云消散了，为经济全球化扫除了最大障碍，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更加开放，更加繁荣。原苏联的所有加盟共和国都获得了独立，除了一些俄罗斯人以外，似乎很少有别的国家对苏联的解体感到痛惜。而对于中国来说，冷战结束以后的30多年，是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时代。如果这样去看，冷战的结局是不是可以说很好，或者至少不坏？

换一个思路，你能否想象冷战时至今日仍未结束，或者以苏联胜利、美国失败并解体而告终？这样的结局，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在观念和立场方面，另一个大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是敌是友，与一个国家是“好国家”还是“坏国家”的关系。

在冷战初期，中国曾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好国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坏国家，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是不好不坏的国家。另外一种通常的思路是，跟中国官方关系好的国家，那自然是好国家；与中国官方关系不好的国家，当然就是坏国家。冷战时期留下来的这种思维定式，至今还在起作用。但是，一个国家是敌还是友，是好还是坏，是会发生转换的。冷战历史在这方面提供了最为丰富的例子。有时是客观形势变化不得不如此，不过更多时候，这种变化取决于国家的政策选择。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会多次讲述到这种敌友转化。基于个人经历，我对这点感触特别深。

我出生于1948年，那正是冷战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际关系中采取了“一边倒”战略，即全面倒向苏联。我们都尊敬“苏联老大哥”。1957年，作为北大附小的学生，我到北京友谊宾馆和苏联小朋友联欢，踢足球赛，觉得苏联很了不起，一切都要向苏联学习。我们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既是纸老虎，又是最凶恶的敌人。我们都会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可是，曾几何时，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领导的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变成了“修正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又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美帝、苏修并列为两大霸权国家、两大敌人。1969 年，中苏对抗发展到兵戎相见，中国到处修防空洞，防范苏联可能发动的核战争。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72年访问中国后，中美关系逐步改善。美国从最凶恶的敌人变成了共同抵御苏联扩张的战略伙伴。

冷战时期国家之间敌友关系转换的情形，当然不止于中国。美国、苏联两大国在世界很多国家努力培植自己的代理人，使这些国家出现了政权更迭。比如，美国支持智利右翼军人在1973年发动政变，推翻了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总统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苏联从1973年到1979年支持阿富汗的亲苏势力发动过三次政变，把不听苏联指挥的领导人赶下台。中国跟一些国家的远近亲疏关系，也随着这些国家跟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古巴、越南都曾是反美最前线的英雄国家，但是后来跟着苏联跑了。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古巴、越南又成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没有变，是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变了。

到了冷战快要结束时，我们中国人眼中的“敌人”和“朋友”又一次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中苏关系改善，中美关系却因种种原因而恶化。这些变化，为今天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