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卡伦·霍妮第一本重要专著，引人入胜地刻画了人格中难以察觉的神经症。她提出神经症是一种偏离共同文化模式的心理紊乱，是人的内心与环境产生冲突无法平衡的结果。全书对焦明确，语言生动细腻，帮助现代人认识和接纳自我，走出焦虑泥潭。

序言

第1章 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第2章 为何谈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第3章 焦虑

第4章 焦虑和敌意

第5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第6章 对爱的神经症需求

第7章 对爱的神经症需求的更多特征

第8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拒绝的敏感

第9章 性在对爱的神经症需求中的作用

第10章 对权力、名誉和财富的追求

第11章 神经症竞争

第12章 回避竞争

第13章 神经症罪疚感

第14章 神经症受苦的含义（受虐问题）

第15章 文化与神经症

译后记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20世纪重要的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之一，被公认为与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等人齐名的西方当代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

出生于德国汉堡附近的小村庄，1912年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精神病医院担任医师，1920年私人开业，并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1932年移民美国。初期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副所长，后迁往纽约重新开业，并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

霍妮是社会心理学的早起的倡导者之一，曾追随弗洛伊德学派，后在神经症研究上与其分道扬镳，主张以文化决定论替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主要著作有《我们内心的冲突》《自我分析》《神经症与人的成长》《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等。

1952年12月4日，卡伦·霍妮病逝于美国纽约。

郑世彦，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心理咨询师，编辑，著有《看电影学心理学》，译有《生涯咨询》《选择理论》《爱的先知：弗洛姆传》《成为我自己：欧文·亚隆回忆录》《我们内心的冲突》等。

　　第一章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在今天，我们相当随意地使用“神经症”这个词，但对它的含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通常情况下，这个词只不过是一种略显高雅的表达不满的方式：过去，我们习惯于说某个人懒惰、敏感、苛求或多疑，而现在很可能会说他有“神经症”。然而，我们在使用“神经症”这个词时，确实又是意有所指的。我们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使用了某些标准来确定这个词所指的对象。　　首先，神经症患者对事物的反应不同于一般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很自然地怀疑一个人有神经症。例如，一个女孩甘于平凡，拒绝加薪，也不希望与她的上级协调一致。再如，一位艺术家每周只挣30美元，如果他花更多时间来工作，就可以挣更多的钱；但他宁愿以此微薄的收入尽情享受人生，花大把的时间与女人厮混，或者沉迷于自得其乐的嗜好中。之所以称这些人为神经症患者，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熟悉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意味着，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赶超他人，并赚取远远超过生存所必需的金钱。　　这些例子表明，我们用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患有神经症的标准，是看他的生活方式与这个时代所公认的行为模式是否一致。如果这个没有竞争欲（或者至少没有明显的竞争欲）的女孩，生活在普韦布洛（Pueblo）的印第安文化中，她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同样，如果那位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或墨西哥的一个村庄里，他也会被认为是正常人。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如果有谁在满足绝对必要的需求之外，还想赚取更多的钱或者付出更大的努力，那将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再往前追溯，在古希腊，如果有人在超出个人需要之外还拼命工作，这种态度无疑会被认为有伤风化。　　因此，“神经症”这个词，虽然本来是医学用语，现在却不能不考虑它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对病人的文化背景一无所知，而诊断他有一条腿骨折了；但如果因为一名印第安男孩告诉我们，他有着深信不疑的幻觉，我们就称他是精神病患者，这是在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在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对幻觉和幻象的体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天赋，是来自神灵的福祉。这些幻觉和幻象是被故意唤起的，拥有它们的人被认为享有某种特殊的威望。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声称和他已故的祖父谈了几个小时，他会被认为患有神经症或精神病；而在一些印第安部落中，这种与祖先的交流则是一种公认的模式。再比如，如果有人因为别人提到他已故亲属的名字而勃然大怒，我们确实应该认为他有神经症；但在基卡里拉·阿巴切（JicarillaApache）文化中，人们有这样的反应则是完全正常的。1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一个男人非常害怕靠近月经期的女人，我们会认为他有神经症；但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对月经的恐惧则是一种普遍的态度。

“正常”的概念不仅随着文化的不同而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同一文化内部也会发生改变。例如，在今天，如果一个成熟独立的女性因为自己发生过性关系，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配得到一个正派男人的爱”，那么我们肯定会怀疑她有神经症，至少在很多社交圈子里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大约40年前，这种罪疚感则是十分正常的心态。此外，“正常”的概念也会因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封建阶级的成员认为，一个男人终日游手好闲，只在狩猎或征战中才一显身手，这再正常不过了；而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如果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就会被认为明显不正常。这种“不同”还会表现在性别差异中－－只要我们的社会认同性别差异，就像在西方文化中，男人和女人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气质；所以，对一个女人来说，当她接近40岁时整天担心变老是“正常的”，而一个男人在这个阶段对年龄感到紧张，则会被认为有神经症。　　在某种程度上，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对于何谓“正常”，其实存在许多不同的标准。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西方人大不相同，爱斯基摩人的清洁观念与我们相去甚远，巫医治病的方法与现代医生亦完全两样。然而，很少有人懂得，人类不仅在风俗习惯上，而且在动机和情感上也有诸多差异，尽管人类学家已经含蓄或明确地阐述过这一点。正如萨丕尔（Sapir）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就是不断地重新发现和定义“正常”。P6－9

心理学大师卡伦·霍妮成名代表作，标志着精神分析文化决定论学派的形成。

以专业的研究硬核反对弗洛伊德，对后世影响巨大，比如人本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马斯洛等。

论点清晰，论证细腻，千万读者强烈共情：“每句话都像在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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