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解码器：该书揭示，帝国兴衰、社会动荡与繁荣，并非偶然，而是一种遵循内在规律的大循环。作者运用惊人的跨学科研究，将历史叙事变为一门可分析、可验证的科学。阅读本书，你获得的将不仅是对过去的理解，更是一套解码人类命运规律的思维工具。
2.历史押着相同的韵脚：“内卷”、社会流动放缓和社会动荡……世界今日面临的许多困境，在旧日的帝国中已一次次上演。该书通过分析古罗马、中世纪欧洲等案例，刻画了一个社会从崛起到崩溃的四阶段周期。在该书中，读者会发现，度内卷、人口压力、财政危机等“现代病”，其实是历史周期中的典征兆。这本书虽不能预测未来，却能为诊断社会、洞察趋势提供启示。读懂它，有助于更清醒地看待我们所处的时代。
3.跳出传统历史研究范式，开创“历史动力学”的先河。历史动力学开创者图尔钦和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涅菲多夫，用扎实的数据和科学的模型，去验证历史发展的宏大理论。该书美融合了人口学、经济学和历史学，让关于帝国兴衰的讨论从空泛的争论变成了严谨的分析。对于任何渴望超越叙事、探寻深层规律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这本书都是典之作。
历史是否总在重演？帝国兴衰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深层规律？
在本书中，两位作者借鉴了历史学家依据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得出的百年价格波动趋势，探究以百年为周期的历史变动规律。为此，作者对古罗马以及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英格兰、法国、俄国共八个百年周期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系统追踪了人口、物价、工资、精英阶层、国家财政的历史变动趋势，揭示了这些因素的内在联动及其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因果机制如何推动过去两千多年的人类历史以百年为周期“押着相同的韵脚”演进。
本书结合了历史社会学、计量经济史与复杂系统科学，不仅为农业社会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框架，也为审视现代社会的长期发展趋势提供了深刻的动态视角。
“比较译丛”序

1章 理论背景
1.1 人口周期观念的形成
1.2 百年周期的综合理论
1.3 变化与拓展
1.4 实证方法

第2章 中世纪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周期（1150—1485年）
2.1 周期概览
2.2 扩张阶段（1150—1260年）
2.3 滞胀阶段（1260—1315年）
2.4 危机阶段（1315—1400年）
2.5 萧条阶段 (1400—1485年)
2.6 小结

第3章 近代早期英格兰：都铎—斯图亚特周期（1485—1730年）
3.1 周期概览
3.2 扩张阶段（1485—1580年）
3.3 滞胀阶段（1580—1640年）
3.4 危机阶段（1640—1660年）
3.5 萧条阶段（1660—1730年）
3.6 小结

第4章 中世纪法国：卡佩王朝周期(1150—1450年)
4.1 周期概览
4.2 扩张阶段（1150—1250年）
4.3 滞胀阶段（1250—1315年）
4.4 危机阶段(1315—1365年)
4.5 萧条阶段（1365—1450年）
4.6 小结：“近乎美的多重百年周期”

第5章 近代法国：瓦卢瓦王朝周期（1450—1660年）
5.1 周期概览
5.2 扩张阶段(1450—1520年)
5.3 滞胀阶段（1520—1570年）
5.4 危机阶段（1570—1600年）
5.5 案例分析：诺曼贵族
5.6 萧条阶段（1600—1660年）
5.7 小结

第6章 罗马：共和国周期（公元前350—前30年）
6.1 周期概览
6.2 异常漫长的扩张阶段（公元前350—前180年）
6.3 滞胀阶段（公元前180—前130年）
6.4 共和国晚期的危机阶段（公元前130—前30年）
6.5 分裂趋势的终结
6.6 小结

第7章 罗马：元首制周期（公元前30—公元285年）
7.1 周期概览
7.2 扩张阶段（公元前30—公元96年）
7.3 滞胀阶段（公元96—165年）
7.4 危机阶段（公元165—197年）
7.5 萧条阶段（公元197—285年）
7.6 小结

第8章 俄国：莫斯科大公国周期（1460—1620年）
8.1 15世纪的危机
8.2 扩张阶段（1460—1530年)
8.3 滞胀阶段（1530—1565年）
8.4 危机阶段(1565—1620年)
8.5 小结

第9章 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周期（1620—1922年)
9.1 扩张阶段(1620—1800年)
9.2 滞胀阶段(1800—1905年)
9.3 危机阶段（1905—1922年）
9.4 小结

10章 一般性结论
10.1 人口数量
10.2 精英动态
10.3 国家
10.4 社会政治不稳定
10.5 历史动态是否存在普遍规律？

致谢
参考文献
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历史动力学开创者。维也纳复杂性科学中心社会复杂性与崩溃研究项目负责人，康涅狄格大学进化生物学、人类学、数学荣休教授，牛津大学人类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社会与文化演化、历史宏观社会学、经济史与计量史学以及历史数据库的构建与分析等。著有《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历史动力学：国家为何兴衰》等。
谢尔盖·涅菲多夫（Sergey A. Nefedov），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杰克·戈德斯通，乔治·梅森大学教授
该书的广博度、严谨性、创造性、原创性和说服力令我深感钦佩。书中图表以清晰直观的方式呈现数据，文本论述直截了当且令人信服。本书将历史动力学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科马克·奥·格拉达，都柏林大学教授
该书是两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完成的一项雄心勃勃、见解独到且引人入胜的学术成就。这本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将吸引全球历史与长期经济变迁领域的跨学科读者的关注。
1章 理论背景
1.1 人口周期观念的形成
现代人口动力学（population dynamics）源于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出版的《人口原理》。马尔萨斯指出，当人口增长超出生存资料的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时，食品价格会上涨，实际工资会下降，人均消费，尤其是较贫困阶层的人均消费会下跌。随之而来的经济困难——经常伴随着饥荒、瘟疫及战争——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和死亡率上升，从而使人口增长放缓（甚至下降），直到生存资料的承载力“赶上来”。制约人口再生产的因素一旦缓解，人口会继续增长，终导致另一场生存危机。人口自然增长的趋势与食品供应的约束之间存在矛盾，导致人口数量呈现周期性波动。大卫·李嘉图在其土地收益和地租递减理论中扩展并深化了马尔萨斯理论（Ricardo，1817）。
根据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人口数量的波动应该伴有某些经济变量的系统性变化，其中显著的是食品价格。幸运的是，历史文献保存了非常丰富的价格数据，从而有可能建立起反映价格长期波动的时间序列。价格走势的汇编早在16世纪就已出现。例如，据鲁杰罗·罗马诺（Ruggiero Romano，1967）的报告，1595年在威尼斯就出版了雅各布·斯坦内罗（Jacopo Stainero）所著的《弗留利的故乡》（La Patria del Friuli Restaurata）一书，其附录收集了1500年至1593年的谷物价格时间序列数据。又如，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1862）向历史学家提供了中世纪及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价格数据。到20世纪30年代，积累的实证资料可以让研究者从中清晰地看到，欧洲的物价水平在1200年至1900年经历了一系列非常缓慢的周期性波动（Simiand，1932；Griziotti Kretschmann，1935；Abel，1980）。
威廉·阿贝尔（Wilhelm Abel）的《农业危机与农业经济》（Agrarkrisen und Agrarkonjunktur）一书对马尔萨斯理论做出了其重要和持久的贡献，此书德文一版于1935年出版。阿贝尔汇编了一整套丰富的数据集，它包含13世纪至20世纪西欧和中欧有关价格、工资、地租及人口迁移的时间序列信息资料，这使得该著作至今仍对实证研究有重要影响。该书揭示的显著的变化模式是谷物价格［以白银的重量（克）为计量单位］的波状形态，即存在三个长波或“百年趋势”（Abel，1980，1页）：
（1）13世纪至14世纪初的上涨态势，继之以中世纪晚期的回落。
（2）16世纪的再度攀升，随后在17世纪出现回落和相对平稳期（因国家而异）。
（3）18世纪迎来第三次增长，随后转入19世纪的多次不规则波动，终在20世纪初触底。
20世纪见证了另一次（上一个千年中的第四次）价格通胀期（Fischer，1996）。
根据已观察到的模式，阿贝尔论证了货币流通的波动不足以充分解释谷物价格的长期趋势。与之相反，人口数量与食品价格大致同向变化，与工资呈反向变化（Abel，1980，第292—393页）。阿贝尔认为，马尔萨斯—李嘉图理论对此的解释力比货币主义理论更强。而且，马尔萨斯—李嘉图理论预测人口增长会引发一连串的后果。首先是地租上涨，随之而来的是谷物价格上涨，之后是工业品价格上涨，后才是工人的工资上涨。证据表明正是如此（直到整个体系在19世纪发生巨大的变化）。
阿贝尔的结论不久之后得到了其他历史学家的支持和扩展，其中英国的迈克尔·波斯坦（Michael Postan）和法国的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为此做出了迄今具影响力的贡献。在1950年的一次演讲中，波斯坦驳斥了对中世纪价格长期变化的货币主义解释，坚信人口因素在其中起到的主要作用（Hilton，1985）。勒华拉杜里是马尔萨斯的坚定追随者，在《朗格多克的农民》（The Peasants of Languedoc）一书中（1966年次以法文出版），他认为自15世纪末至18世纪初法国南部经历了一次大的农业周期（Le Roy Ladurie，1974，第289页）。尽管勒华拉杜里并未完全忽略其中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但他对此周期形成原因的解释始终坚持马尔萨斯主义立场。他在1973年曾明确表示:“我们正是而且须从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中，甚至从更本质上讲，从生物学事实方面而非阶级斗争中探索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引自Hilton，1985，第4页）
如此激进的马尔萨斯主义立场然引发马克思主义传统学者的回应。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1350年至1450年存在长期剧烈的人口下降这一事实存疑（Kosminsky，1956），而另一些历史学家虽然接受这一事实，但倾向于把它解释为“封建主义的危机”。在1946年次出版的一部影响广泛的书中，莫里斯·多布认为，封建制度作为生产体系的低效率，以及统治阶级对税收日益增长的需求是造成危机的原因（Maurice Dobb，1963，第42—47页）。封建统治阶级对扩大税收的贪求是以下两个过程的结果：寄生阶级规模的增长以及贵族消费的日益奢靡。这两种趋势相互作用导致对农民的封建压迫加剧，直至压垮那只“下金蛋的鹅”。多布的理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一个有趣的贡献是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的观点。他认为封建统治阶级日益奢靡是自11世纪以来贸易快速扩张的结果，正是贸易促使统治阶级能轻易获得种类日渐繁多的货品（Sweezy et al.，1976，第38—39页）。因此，斯威齐将14世纪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这种外部力量对封建制度结构的冲击（Sweezy et al.，1976，106页）。
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1974年对波斯坦和勒华拉杜里理论的批评可以视作20世纪50年代多布与斯威齐二人辩论的继续［“布伦纳之辩”的相关论文参见Aston and Philpin（1985）、Hilton（1985）］。布伦纳并不否认马尔萨斯模型的逻辑具有一定的说服力（Brenner，1985a，14页），但他指出，该模型对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长期趋势所做的尝试注定会失败，因为它忽略（抽象掉）了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直接生产者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剩余—榨取关系（surplus-extraction relationship）（Brenner，1985a，10—11页）。
据布伦纳的研究，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对欧洲不同社会的实证考察。在黑死病之后，这些不同的社会获得了相似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条件，随后却出现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例如，农奴制在某些西欧国家（英格兰、法国）彻底消失了，却在某些中欧国家（波兰、普鲁士）卷土重来。因而，不同的产权结构（土地有制度）和不同的权力平衡（统治阶级的凝聚力和组织程度）会导致社会在人口灾难之后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反驳马尔萨斯模型的第二个也是更具杀伤力的论点是中世纪晚期大多数传统欧洲经济体人口陷入持续停滞状态（Brenner，1985a，18页）。例如，黑死病在14世纪中期夺走了英格兰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至14世纪末其人口进一步缩减至1300年峰值的一半。根据马尔萨斯的逻辑，如此剧烈的人口下降本应带来农业生产率上升、食品价格下降和实际工资上涨，进而促使人口快速增长。价格与工资的动态变化确实大体上与马尔萨斯模型的预测保持一致，然而人口增长却停滞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5世纪晚期才重新开始增长。此类长期停滞情况只能被理解为根深蒂固的阶级关系的产物（Brenner，1985a，18页）。直接生产者数量的下降减少了贵族的收入，为了保障收入，贵族们不仅企图从每一位农民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钱，而且试图互相掠夺（通过土匪式抢劫及内战）。其结果是生产中断导致人口进一步下降，而不是如马尔萨斯模型预测的那样回归均衡（Brenner，1985b，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