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著作以通俗小说观念的变化为线索，梳理了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雅化历程。书坊主追逐市场热点，炮制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文人则在书斋中以严肃的态度创作通俗小说，在小说中注入传统诗文的精神。从书坊到书斋，明清通俗小说经历了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进阶，达到古典文学的巅峰，近代小说观也随之产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希夷梦》《岭南逸史》《镜花缘》《林兰香》，这些小说究竟讲了什么？何以成为经典？作者又有哪些故事？明清文人的想法又是如何借这些小说表达的？喜爱中国古典小说的读者，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作者简介】

李明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现为临沂大学教授，省级精品课主讲人，中国聊斋学会（筹）常务理事、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山东省水浒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王渔洋研究会理事，国家社科、交由人文社科、省社科、市社科等各级专家库专家，山东社科名家。主要研究方向是元明清文学、中国古代小说和传统文化。著《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情感叙事研究》《中国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禁忌与放纵明清艳情小说文化研究》《文统与正统之间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和文学精神》《天人合一与中国文化精神》《庄子解读》等，主编《古典小说名著解读》等。

【编辑推荐】

古典小说是怎样登堂入室的？经史子集，小说靠后。在古代读书人眼里，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而四大奇书的出现，尤其是《红楼梦》的横空出世，让小说身价倍增。古代通俗小说是怎样完成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进阶的？

落魄文人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中举难，难于上青天。落第文人何处去？不如回家写小说。落魄文人从无奈地为书坊“打工”，短平快地炮制通俗读本，到静守书斋，精心构思“满载一船星辉”的传世佳作，他们果真找到出路了？

才子佳人小说里有男女平权的思想吗？才子佳人小说写的就是春浓花艳佳人胆，这背后究竟寄托了怎样的诉求？

研究小说亦能兴观群怨。在这本书里，人性的千姿百态展露无遗。 

【前言/序言】

从书坊到书斋

一、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

古代文学有雅和俗两条线，平行前进，时而交叉汇集。所谓“雅”，既指艺术形式之典雅，也指思想内涵之雅正，之所以雅，是因为文人的参与改造、加工润色。从表面上看，雅文学对俗文学借鉴较多，很多雅文学样式时常是对俗文学的改造，可以称为雅化或文人化。

就诗歌来说，上古时期最先产生的俗文学是歌谣，周王朝时期的采诗之官及儒士将民间歌谣进行搜集整理并加工润色，就是《诗经》中的“国风”，《诗经》后来不仅成为儒家经典，而且成为古代诗歌的源头。民间歌谣继续发展，两汉时被汇编为乐府诗，文人参与整理、润色，贡献仿作，文人诗由此产生。先是五言诗，再是七言诗，文人在格律上下工夫，出现了律诗，诗歌有了古体和近体之分。在诗歌雅化到极致、生机活力渐失之时，文人又从民间曲子词中发现新大陆，模仿、改造民间曲子词，发展出词这一诗歌样式，到了宋末，词走向雅化，文人又转而从民间歌词中发展出散曲。

戏剧的情况也类似。文人的参与，使民间杂戏发展为元杂剧，由南方的温州杂剧发展出传奇剧，传奇剧一定型就是文人化的、雅化的，而杂剧到了明代也进一步文人化，特别是单折短剧被用来抒写情志。清初文人在戏剧中抒发故国之思和怀才不遇之慨，使戏剧从内在精神上文人化了。到了清代中期，杂剧的雅化达到了极致。在戏剧雅化的过程中，民间戏剧仍生机勃勃，到了乾隆年间，所谓的花部戏盛行一时。

通俗小说的情况比较复杂。上古神话也是故事，但那时的人用想象解释自然，他们不认为神话是虚构的故事。从保存下来的文献看，先秦的史传名为实录，实多含故事，诸子百家中的寓言更是借编故事来讲道理。汉代的杂史杂传、魏晋的志人志怪，都是文人以文言写就的故事，虽名为史、传，虽强调真实不虚，但多是道听途说、民间传说，不过用文言记录而已。唐传奇开始有意虚构，但仍以传为名，标榜实录。文言小说和民间故事一直无法融汇，即使到了明清时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在题材上相互借用，但作为文体，依旧壁垒分明，所以《四库全书》不收通俗小说。

通俗小说之产生，其源甚远。上古就有故事，从考古发掘出的汉代说唱俑看，汉代有说唱技艺，而所说唱者为故事。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变文、俗讲，说明隋唐时说唱技艺有新的发展。从元稹所记听讲“一枝花话”的情形看，唐代的民间说唱比较发达。但通俗小说真正兴起是在宋元时期，这与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有关。市民需要娱乐，比起演唱词曲，听故事更有趣味。所以通俗小说一开始就是“俗”的，不仅语言通俗（用白话俗语讲），思想也是世俗的（话本小说讲的是市井悲欢、发迹变泰、世俗欲望）。但通俗小说一旦被文人关注，文人必然会对通俗小说进行雅化。对话本小说的整理、润色，必然需要文人参与，而文人一旦参与，必然会进行改造、润色，使话本小说变得整齐典雅，并融入自己熟悉的诗文、自己的想法，通俗小说就有了文人色彩。

通俗小说的雅化或文人化从明代中期开始，宋元时期的话本是在明代整理的，在明代产生了被称为章回小说的长篇通俗小说。无论是整理还是编创，主体都是文人，于是通俗小说的“俗”悄悄发生变化，形式愈发整齐，语言愈发雅致，结构愈发讲究，诗文点缀愈发用心，更主要的是故事所表现的思想情感。起初，文人在故事中渗入一点自己的思想。清初，时代巨变，部分文人用通俗小说抒写故国之思，文人情怀日益凸显。清代中期，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被用来抒情、言志和炫学，通俗小说的雅化达到顶峰。与同时期仍在发展的民间故事相比，文人独创的通俗小说在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本著作要探讨的就是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雅化（或文人化）问题，梳理通俗小说是怎样一步步雅化的，探讨通俗小说是从哪些方面雅化的。

二、对通俗小说文人化现象的研究

明清通俗小说研究兴起之时，通俗小说的文人化现象就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受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明清通俗小说受到关注。有的学者受西方小说史观念的影响，梳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编写中国小说史，有代表性的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部小说史专列《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一章，注意文人参与对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很多学者对一些比较重要、有突出特色的小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野叟曝言》《歧路灯》《绿野仙踪》等的作者、版本和本事进行考证、研究，这些小说多由文人独立创作。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通俗小说研究出现了一次热潮，特别是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著的研究渐成规模，专门的研究学会相继成立，专门的刊物相继创办，大型专题研讨会开始定期举行。这一时期的研究对小说版本、作者的考证取得了较大成就，对小说的主旨进行多角度的思考和论述，对小说艺术进行深入分析。《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这几部小说的考证和研究成为通俗小说研究的热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明清通俗小说研究趋向多元化。有的研究者呼吁回归小说文本，但曹雪芹的家世、《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等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故学者继续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关注小说的编创方式，探讨小说的主旨，用西方叙事学理论解读通俗小说；在研究方法上，既使用传统的方法，又运用现代小说理论，文化批评成为热点，产生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

随着通俗小说研究的深入，通俗小说的文人化问题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对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的特质，认识越来越深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野叟曝言》“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称《蟫史》为“于小说见才藻之美者”，触及文人小说的自我表现特征。郑振铎在《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一文中认为《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没有脱离原始式样，清初小说也沿袭明代小说的作风，到乾隆时期，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才一改面貌，这个时期的文人在通俗小说中写自己的经验与生活，表现他们那个阶层的理想与现实，他们创作通俗小说不再为了娱乐他人，也不再以“慰安自己的游戏的态度”创作；“他们开始以‘一把辛酸泪’，以自己的血，以自己的心，以自己的情感与回忆来写。于是，在我们的小说坛上便现出了一个新的境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有的研究者以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为样本，探讨文人心态。研究《儒林外史》的文章如朱泽吉《吴敬梓的用世思想与〈儒林外史〉的主题》联系吴敬梓的经世思想解读《儒林外史》，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的主题新探》将《儒林外史》作为那个时代文人精神的载体，类似的文章还有韩石的《披洒在落照时分的心灵之光：论〈儒林外史〉中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及其时代和声》、陈美林《知识分子人生之路的探寻》等。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如王政《论曹雪芹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刻矛盾》、吴建国《〈红楼梦〉的文化选择与心理困惑》、唐富龄《失落与追寻：论〈红楼梦〉的悲剧意识》等都力图挖掘作品的文化内涵，解释其中的文人情结。王琼玲的《清代四大才学小说》对清代中后期四部炫示才学的通俗小说进行了深入考证和论述。张俊在《清代小说史》中对清中期的小说作了点面结合的把握后，指出清中期小说的主要特征就是文人化色彩。陈平原的《中国小说中的文人叙事——明清章回小说研究（上）（下）》论述了明清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叙事。

有的研究者称清代中期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为士大夫文学或士人小说。孙逊在《明清小说论稿》中认为，通俗小说从民间土壤中萌生，一开始是市民文学，后来逐渐演变为“上层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审美趣味发生了明显变化。王进驹在《士人文学的高峰：从小说类型特征看〈儒林外史〉的成就》中将《儒林外史》称为“士人小说”。宁宗一在《从小说文体演变看〈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类型品位》中认为，《儒林外史》《红楼梦》与以前的“小说家”小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可以称为“作家小说”“学者型小说”。美国的学者对明清通俗小说的文人化问题很感兴趣。夏志清在《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中称《镜花缘》为文人小说。浦安迪认为明代被称为“四大奇书”的四部通俗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蕴含了修齐治平之道，是典型的“文人小说”。他在《逐出乐园之后：〈醒世姻缘传〉与17世纪中国小说》中将“文人小说”与文人画、文人剧类比。何谷理认为，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有着“严肃的理性思考和艺术追求”，文人对通俗小说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肃，一部小说常常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这些小说的内容，或关注国事，表达个人见解，或思考道德和哲学问题，与此前以娱乐、营利为目的的通俗小说有很大不同。国内研究者在论述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时也采用了“文人小说”的概念。屈小玲在《清代文人小说与中国文学传统》中认为，清代的文人小说与明代的通俗小说有明显不同，明代通俗小说关注市民的世界，表达市民意识，而清代的文人小说关注士人的精神世界，表现士人的情感，体现了“士的个体意识”。王先霈在《以文为戏的文学观对明清艺人小说与文人小说之不同影响》中将文人小说与艺人小说对举，认为文人小说与艺人小说有不同的特质，体现了不同的文学观念。

自二十一世纪初，更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通俗小说的雅俗分流的问题，论述通俗小说的文人化现象。李舜华在《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中论述了书商小说和文人小说的交融，论述了文人在小说观念之变化、小说体制规范之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纪德君的《艺人小说、书贾小说与文人小说——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不同类型及其编创特征》将通俗小说分为几个类型，论述了文人小说与其他几类通俗小说在编创方式上的不同。傅承洲的《文人独创与章回小说的新变》论述了文人独创给章回小说带来的新要素。朱萍的著作《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雷勇的论文《作者文人化及其对清代白话小说创作的影响》论述了文化修养较高的文人参与小说写作对通俗小说的影响。张永葳的论著《稗史文心：明末清初白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研究》从文章学的角度论述了通俗小说的文人化现象。王平的著作《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论述了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叙事艺术。

从通俗小说发展的阶段上说，很多研究者认为明清之际的通俗小说出现了文人化倾向。张永葳的《稗史文心：明末清初白话小说的文章化现象研究》、朱萍的《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研究》、李忠明的《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莎日娜的《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研究》等著作，许振东的《17世纪苏州地区创作传播白话小说的文人群落》《17世纪白话小说的文人阅读与传播——以苏州地区文人为例》、莎日娜的《妙笔文心，雅俗共鉴——试论明末清初通俗小说的文人品性》等论文都以明清之际的通俗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文人化特征形成的原因。朱萍的《文人小说的理性高度——〈西游补〉的意蕴与风格初探》、陈才训的《陈忱〈水浒后传〉的文人英雄观——以〈水浒传〉为参照》、许军的《评明清之际李闯时事小说中的文人思考》、雷勇的《〈隋唐演义〉：文人化的历史叙事》均以具体作品为例，探讨通俗小说的文人化现象。清代中期，通俗小说完成了文人化进程，产生了大量文人小说。李明军的《抒情、言志到炫学——清代通俗小说文人化的历史轨迹》梳理了清代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历程；《立言不朽——清中叶通俗小说的文人化与小说观念的变化》论述了清代中期通俗小说观念的新变问题。王进驹的专著《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和论文《从清代“盛世”文人的生活困境看文人长篇小说的创作动因》《“自况”性：乾隆时期文人长篇小说对传统的超越和转化》从文人表现、自我形象塑造的角度论述了清代中期通俗小说文人化的深层原因和重要意义。

对于被称为话本和拟话本小说的白话短篇小说，有不少学者从文人化角度论述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征。傅承洲的论著《明清文人话本研究》及系列论文《明清话本的文人创作与商业生态》《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文人创作与明代话本的文人化》，刘勇强的《文人精神的世俗载体——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新发展》，朱家英的《〈三言〉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略析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关系》都论述了白话短篇小说的文人化问题。孙旭的《西湖小说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邓溪燕的《试论李渔拟话本小说的文人化特征》等论文以具体作家、作品为例，论述了话本小说的文人化特点。

总而言之，学者们对通俗小说的文人化研究取得了成绩，对吴敬梓、曹雪芹、夏敬渠、李绿园等重要小说家的考证、对小说版本的考证，为通俗小说文人化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很多学者将研究范围放宽，把名著置于众多小说之中，在文学创作背景上探讨文人化的小说史意义。不少研究成果联系社会文化思潮对文人小说进行解读，并关注通俗小说与诗文、词曲、戏剧、讲唱文学、文言小说等文体的联系。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小说的细读，对作品进行多角度的解读，进行纵深开掘，探寻文人小说的深刻内涵。

三、文人群体与通俗小说的文人化

综合各位学者的研究成果，通俗小说的文人化主要是形式的整齐化、规范化、雅致化，艺术技巧的成熟，思想内涵的提升。通俗小说的文人化与其他文学样式的雅化过程相似：诗由民间歌谣雅化为文人诗，词由民间小唱演变为文人词，戏剧由院本杂戏演变为文人杂剧、文人传奇，形式整齐，语言雅化，趣味高雅，创作动机为抒写情志，小说由市井说话演变为案头读本。不过通俗小说的文人化有自己的特点。相对于书坊为营利而编刊的通俗小说，文人小说确实变得精致了：如文人编写的拟话本小说集，题目整齐对偶，结构非常讲究，体制也比较规范；像《红楼梦》这样的章回小说化用诗词意境描写场景、塑造人物，被称为诗化小说。但通俗小说有其独特性：反映现实生活，使用白话语言叙事，为塑造人物甚至采用俚俗语，而且在形式上强化说话体制，使用说书的套语，戏拟说书人的口吻。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以俗为雅，不仅艺术形式与书商小说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内在精神的区别，文人小说表达文人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独特感悟，抒发文人的情怀，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情怀促使文人创作通俗小说，使通俗小说的观念、创作方式、叙事艺术都发生了变化。

要弄清文人情怀和文人化的意义，首先要明确文人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文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春秋之前，“文人”指有道德人格的“文德之人”。战国时，“文人”指文辩之士。汉代出现了词章家。《汉书.·.艺文志》将经学著作与诗赋分为二类。东汉时分儒林、文苑。学术、文章分途，学者、文人有不同所长。东汉人王充在《论衡》中将儒者分为儒生、通人、文人和鸿儒，“文人”指“采缀传书以上书奏记者”。这种文人与学者的区分从东汉一直延续到唐宋，到了明代，文人与学者的区分更明显。在明代，工“雕虫篆刻之技”的有文之士被称为文士。明人吕柟将儒分为才儒、雅儒、博儒、通儒、高儒、老儒、理儒，其中的雅儒即为文士。清朝人修的《明史》中，文苑中人亦被称为文士。

一般所说的文人是狭义的文人，他们从传统儒士中分化出来，专门创作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属于词章家。明人就将专事诗文创作的词章家称为文人，但明代的文学创作队伍甚为庞杂，人数远超唐、宋。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精英身处官僚体制中仍不忘自己文化精英的身份，讲学论道，写诗作文，往往凭文学创作在文坛产生影响，甚至成为文坛盟主，文学史中所列举的诗文作家多属于这个群体，这些人应该属于文人。

生员队伍庞大，科举录取名额有限，不少生员只好放弃举业，以诗文才华游走缙绅间，成为所谓的山人，有的布衣诗人很有名，为缙绅所推重。这些被称为山人、才子、名士、高士的读书人也属于文人。

明代通俗文学发达，除了传统的诗人、词人、古文家，出现了通俗文学如戏曲、小说的创作者，通俗文学作品的读者群包括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因为教育普及，也因为好名之风，再加上商人出于牟利目的的鼓吹，明代出版诗文集成风，达官贵人死后“必有诗文刻集”1。上自皇帝，下至名工匠，皆有诗文集付梓，太监、武将中好文者也往往有诗文集。方外僧道、闺阁女子也纷纷刊行诗文集。诗文创作队伍庞大，造成了文人界限的模糊。

明清时期文人群体复杂，也与科举社会的流动有关。科举功名虽然不能作为区分文人与非文人的唯一标准，但确实是一个重要参考。从明初开始，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便结合在一起。官学负责监督生员的日常课业，管理对生员的资助，为生员提供基本图书资料。学校与科举考试关联，管理教育庞大的生员群体。寒微出身的士人也有机会读书，士人通过地方考试成为生员，生员在府、州、县的学校学习，定期参加考核，直到参加乡试成为举人。明代确定的秀才、举人、进士三级科名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生员免除徭役，免费住宿，每月享有廪食，这种全国性的资助制度，使读书人能完成学业。明代后期，生员人数膨胀，乡试竞争压力大增。朝廷严格控制进士名额，高阶科考竞争更为激烈。政府为了缓解财政紧张，出卖生员资格，生员的素质降低。

1644年的改朝换代没有带来大的变动，清初的统治者努力争取有地位的汉人的支持，士大夫的家庭成员更容易获得科名，朝廷甚至默许士大夫之子孙以不完全合法的手段获得科名，引起落榜考生和一些官员的反对。原有的社会秩序保持不变。清廷的统治权力巩固后，对士人的要求趋于严格。康熙时因为平三藩、征台湾，财政紧张，短时间内放开生员捐纳。这些战争在短时间内为寒素出身的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全国平定后，生员数额稳定，进士数目下降，出身寒微的进士比率急剧下降，寒微之士在科举竞争中居于劣势。与八旗子弟相比，汉族平民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到了康熙后期，即使是初阶科名，汉人平民也很难获取。有经济能力、出身书香家庭的人可以捐买监生，这使出身贫寒的读书人获得初阶科名的机会更加渺茫。竞争日益激烈，学者、官员家庭有各种优势，富裕之家有条件读书，受到更好的教育，寒素之士很难获取书籍，越来越难与官家子弟竞争，科举成功率越来越小。即使是比较聪慧而且读书用功的名门望族出身的子弟，也难保在高阶科举考试中及第，除了文才，考试的成功有时要靠运气，这也是不少人将科举功名与风水等神秘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政府采取很多防止串通作弊的办法，但舞弊还是难以避免，明清笔记不乏考试作弊的记载。科场失利的考生愤愤不平，经常写讽刺性的文字，讽刺科举制度或者攻击考官。

有功名的人都被称为读书人，但有的功名可以用钱买到，生员、监生的身份都可以买到，生员中资深的廪生可依例纳捐，成为贡生，资深的增生、附生可以通过捐纳成为贡生。清代正途出身的贡生有五类，数量很多。生员有资格捐纳贡生，有监生资格没有科名者也可捐纳，非正途捐纳的贡生人数大大增加。通过考试而获得科名身份的文人受教育的水准较高。最低一级学品是生员，经乡试入选为举人，经会试入选为进士。较深资历的生员可成为贡生。朝廷从进士、举人和贡生中选拔官吏。捐纳而得的监生大都不进京就读于国子监。贡生有时也可通过捐纳而得。生员、捐监生等虽然跻身士绅阶层，但属于下层士绅。

论述通俗小说的文人化问题，应该采用广义的文人概念。文人不仅包括进士、举人、贡生、秀才、诸生，还包括没有获得科举功名的山人、科场失意后放弃科举功名的读书人，他们能够阅读典籍，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获得高阶功名的终属少数。因为科举名额的限制，一些富有才华的读书人科举失意，像蒲松龄、吴敬梓等人的文学才华出众，只是不善于写应试文章而已。广义的文人指擅长文学写作的人，是文化实践及知识活动的参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人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知识分子，1是道义的承担者，2以重振“斯文”、维系道统为己任。熟读儒家经典，对儒家精神有较深理解的读书人，不论功名高低，都应该属于广义的文人。清代中期，很多科场失意的文人怀兼济天下之志，关注现实政治，坚持理想人格，借通俗小说抒发文人情怀，炫示才学。

与文言小说家相比，通俗小说家的科举身份较低，进士、举人出身的只有极少一部分。科举身份较低的贡生、诸生创作通俗小说的较多，很大一部分通俗小说是作者科场失利后创作的——累试不第，借小说以发泄内心的不平。蒲松龄屡次参加科举，均未中式，七十一岁才援例补为贡生，他在《聊斋志异》中表达了对科场不公的不满。凌濛初十八岁补廪膳生，后累困场屋，抑郁不得志，直到崇祯七年（1634）被拔为副贡，得授上海县丞，“二拍”是他于场屋不得志时所编写，他自己说是“聊舒胸中垒块”。科举身份低微的贡生、秀才是通俗小说创作的主要群体。通俗小说家多习过举业，极少数几人做过官，有的坐馆授徒，有的做过幕僚，更多的是科举不得意。这些作者创作小说的目的多为发泄心中不平。还有一部分通俗小说的作者姓名不详，但从所署笔名和小说文本，可推知其熟知举业，有的小说内容涉及科举，有的小说参以八股笔法。

据有关统计，明清通俗小说的作者可知姓名者249人，只知别号者349人，知道姓名和别号的作者中，97人有科举经历，其中59人科举身份明确。2其他通俗小说或未署名，或作者不可考，但从小说正文看，从序、跋、题词提供的线索看，不少人与科举有联系。明代到清代嘉庆初年，通俗小说作者的姓名和科举功名比较明确的有33人，其中进士7人，举人6人，贡生6人，秀才诸生13人，特科1人，不同功名的层次相差不多。不过明代进士功名的文人编写的是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与书商小说亦不无关系，洪楩的祖父是进士，父亲是举人，洪楩在嘉靖间荫詹事府主簿，他编写了《清平山堂话本》。《七十二朝人物演义》的作者或为袁黄，袁黄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曾任知县，后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得赠尚宝少卿。《岳武穆精忠传》的作者邹元标为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刑部观察政务、吏部给事中等职。《有夏志传》署名钟惺，钟惺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历任礼部郎中、福建提学佥事等。《鸳鸯针》的作者吴拱宸为崇祯九年（1636）举人。《梼杌闲评》的作者李清为崇祯四年（1631）进士，明亡后不仕。《岳武穆尽忠报国传》的编者于华玉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任浙江西安、孝乌知县。这些作者多为假托，有的小说是对书商小说的编订，并非创作。而清代有进士功名的文人参与创作或改编的则为个人独创的文人小说。实际上清代可知科举身份的通俗小说作家写的小说只有两部是历史演义，诸生杜纲的《南史演义》（乾隆、嘉庆间）、秀才吕抚的《二十四史演义》（康熙、雍正间）。《二十四史演义》“半是《纲鉴》旧文”，“事事悉依正史”，实际是简明历史读物。其他小说皆为文人小说。《野叟曝言》的作者夏敬渠为诸生，郁郁不得志。《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秀才，乾隆元年（1736）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试，没有参试。《梦中缘》的作者李修行为康熙年间进士，曾担任教习。《幻中真》的作者刘璋为康熙三十五年（1696）举人，曾任深泽县令。《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为乾隆元年（1736）恩科举人，曾任知县等职。《水石缘》的作者李春荣在乾隆年间补博士弟子员，后弃举子业，以游幕为生。《雪月梅》的作者陈朗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曾任刑部主事、郎中，出守抚州。《红楼梦》的续补者高鹗为乾隆六十年（1795）进士，曾以内阁侍读考选江南道御史。《如意君传》的作者陈天池为秀才，乡试不中后弃举业。很多小说家没有获得功名。可见，就通俗小说的创作而言，最低层次功名和最高层次功名的文人在写作水平上并无大的差别。在清代，科举功名越来越难获得，许多读书人科举失意，只好改做其他营生，但仍以文人自居，保持文人情怀。

四、通俗小说雅化的历程与文人化特征

本著作的研究范围是明代到清代嘉庆中期，具体说来即明洪武元年（1368）至嘉庆十五年（1810），之所以将时间下限定在嘉庆中期，是因为此时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人小说家在乾隆时期开始创作的通俗小说，至嘉庆中期完成。清代后期属于通俗小说的衍变期，虽然也有新的小说现象产生，但主要是对清代中期通俗小说的模仿。本著作在部分章节中论述文人小说的影响时，会提及清代后期的部分小说。

文人关注通俗小说，借小说抒写文人情怀，推动通俗小说的文人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本著作根据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刊刻情况，同时结合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思潮的发展演变，将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分为明代前中期、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清代中期三个阶段。明清时期不少通俗小说的创作时间不很明确，只能根据小说刊刻时间和有关记述考证推测，所以研究的分期只是大致的时间范围。不过为了论述的严密，还是要确定时间界限，明代前中期指明洪武元年（1368）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明代后期至清前期指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至清康熙四十年（1701），清中期指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这样的阶段划分主要考虑通俗小说的写作、刊刻情况，所以与一般的历史划分有所不同。

在明代前中期，书商小说和文人小说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白话长篇小说即使源于说话，属累积型创作，但最后编定仍需要较高的文字水平和文化素养，很多书坊主在放弃科举后从事刻书业，能自己编写通俗小说。明代前中期编写、刊刻的书商小说和文人小说，质量和艺术上还是有所差别，这种差别与编写者的文化修养和文学素养有关，但更可能与通俗小说的题材类型和目标读者有关。书坊刊刻的一些历史演义小说以营利为目的，面向大众，为了尽快刊刻发行，赶市场热点，没有时间做更细致的加工，所以文笔粗糙，艺术水平较低。而被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不是为书坊营利而编写，期待读者是文化层次较高的读书人，所以用较长时间对小说进行艺术加工，艺术水平和刊刻质量都较高。通俗小说的预设读者对小说的内容、叙事方式和风格有直接影响。嘉靖年间，通俗文学观发生了变化，文人将通俗小说与史传、诗、文相提并论，认为通俗小说可以是天地之至文。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编刊的商业化运作日益普遍，不过即使是重视市场营利的通俗小说也隐含文人因素。通俗小说借用或戏拟市井文学特别是说书话本的形式，同时引入传统文学的叙事、抒情因素，进一步雅化，文人色彩逐步增强。书坊主和小说编撰者在雅俗之间徘徊，出于市场考虑，要迎合市井大众的趣味，以曲折的故事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而在艺术和刊刻质量上不是很重视；出于读书人身份的自觉，又融入文人的理解。文人的参与对章回体制的确立有重要作用。章回体制的确立不仅是外在形式的问题，而且与思想精神的变化密切相关。早期章回小说在体式上存在一些缺陷，如结构松散、使用套语、采用缀段性结构等。但也有学者认为，章回小说的叙事缺点恰恰是文人的有意设计或模拟。即使是说话体制，实际是由文人将这种体制定型、规范，一步步精致化的，使之成为寓意表达的架构，形成一种叙事方式，具备独特的审美风格。

万历后期，很多书坊刊刻通俗小说，但主要刊刻前代小说。明代前中期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兴趣，书商自己动手或聘请其他文人模仿旧作编写新作，主要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受《西游记》的影响，大量神怪小说出现。书坊刊刻了很多公案小说集，这些公案小说情节简单，只能算梗概，缺乏具体描写。整体而言比较粗糙，乃拼凑而成，与书商追求利润、无暇顾及艺术有关。不少通俗小说附有评点，这是受文人评点八股文的影响；书坊刊刻通俗小说时增加插图和评点等，也是为了吸引读者。文人评点在通俗小说成熟、定型和文人化进程中起重要的推动作用。通俗小说的思想和艺术水平都有较大提升，读者层次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通俗小说的编写。特别是白话短篇小说集的大量刊刻，小说的现实性不断增强，白话短篇小说的雅化对章回小说的文人化有一定影响。这个时期出现的时事小说反映了政治斗争，体现了通俗小说的创新意识。文人加入通俗小说的修订、改编和创作，促进了通俗小说水平的提高。很多文人为书坊编写、校勘通俗小说，为书坊刊刻的通俗小说作序跋、批点，使通俗小说的体制得以成熟、固定，有的通俗小说开始关注士人生活，表现文人趣味，如周清原的《西湖二集》专门写与杭州有关的故事，体现文人的审美趣味，表现文人的人生追求。

明清易代给士人的冲击，推动了明清之际通俗小说的转变。士人在通俗小说中表现个体生存和文化选择的复杂心态，促进了通俗小说的文人化。《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在这一时期经过文人的评改，成为小说经典。不少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文人参与通俗小说的编创，对通俗小说进行评点，总结通俗小说的创作经验。这个时期出现了以写通俗小说为职业的作家，如烟水散人、天花藏主人为书商编写小说，以维持生计，同时将自己的人生梦幻编织进通俗小说中，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这个时期产生的大量白话短篇小说集标榜道德劝惩，但有些作者也会反思历史、感悟人生，形式上的雅化进一步走向精神上的文人化。《清夜钟》《醉醒石》《鸳鸯针》都有文人化特点，而李渔、艾衲居士的白话短篇小说表现人生哲学和历史观，在形式上进行创新，彰显了个性。这个时期的通俗小说与文人写心剧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康熙前期，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增多，文人化特征越来越突出。才子佳人小说沿袭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模式，又力图求新求变。白话短篇小说因为缺少李渔、艾衲居士这样高水平文人的参与，创新不足，出现了衰亡趋向。

康熙后期到嘉庆初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对通俗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康熙后期到乾隆初年，通俗小说的创作相对低落，白话短篇小说缺少创新，走向衰落。章回小说延续前一时期的文人化趋势。这一阶段的通俗小说保留着前一阶段的特点，但较为明显地体现了文人小说的特征。出生于明清之际的士人将易代沧桑之感体现在通俗小说中，使通俗小说具备了抒情特征和文人气象。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数量虽然不多，但文人化色彩鲜明，在抒情言志、炫耀才学等方面对后来的文人小说有所影响。乾隆时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也是通俗小说的繁荣期——文人化达到高峰。戏剧的文人化走向极致，有的剧作家创作短篇杂剧时不再注重故事，不为演出，只为抒情言志。传奇的书面化色彩日益浓重，成为一种书斋化的创作，适合案头阅读。有的学者将这类文人化的传奇称为“文人传奇”。很多层次较高的文人直接创作通俗小说，在通俗小说中抒情、言志、炫学，文人小说开始成为通俗小说的主流。《儒林外史》《红楼梦》等文人小说代表了通俗小说的最高成就。通俗小说的创作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无论是作者还是批评者，都强调通俗小说的抒情言志作用。小说关注文人自身，作者化身为男主人公，表达人生感悟，抒写文人情怀，寄托人生理想，而理想的幻灭往往使小说有或淡或浓的感伤色彩，这种幻灭和感伤与时代有关，是盛世衰音，又是文人从激情到幻灭的心路历程的反映。

从乾隆后期到嘉庆初年，文人小说继续发展。这个时期编写的通俗小说在数量上超过了上一阶段。前一阶段文人小说确立的一些规范，被这个时期的通俗小说所继承，且有所发展。新的小说类型出现，小说更加贴近现实，反映最新的社会变动。以小说见才学的现象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产生了长篇公案小说，公案小说开始与侠义小说合流，这些小说都以市井大众为期待读者，强调故事性和通俗性。文人小说和书商小说的分化更为明显。文人小说和市井大众的距离虽不像陶家鹤等文人小说评点者所说得那样大，但文人小说反映的人物、事件确实难以吸引普通大众。

归纳起来，通俗小说的文人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小说作者的文人化。明代通俗小说的编写者主要是书坊主和书坊主雇佣的下层文人。明末清初，参与通俗小说创作的文人层次逐渐提高。文人参与通俗小说创作，推动了通俗小说在体制、艺术等方面的完善，而且使通俗小说逐渐有了文人化、个性化的色彩。到了清代中期，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借通俗小说抒情、炫学。

二是编创方式的文人化。明代的书坊主编刊通俗小说是为了营利，编写方式多为抄袭、模仿、拼凑等，艺术水平较低。明清之际，一些文人在书斋中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艺术形式较精致，思想较深刻。这种书斋式的创作很快形成潮流。不少文人花数年时间创作一部小说，完成后不急于刊刻，而是藏于家中，或以抄本形式在朋友圈子中流传，多年后才由书坊刊刻。

三是阅读的文人化。明代书坊编刊的通俗小说，目标读者是有一定识字水平的市井大众，虽然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也能从中读出文人情怀。到了清代中期，通俗小说的阅读分层现象越来越突出。文人在书斋中写作，以抒情、言志、炫学为目的，他们渴望知音，以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文人为期待读者。文人读者阅读小说的稿本或抄本，产生强烈共鸣，为小说写序跋，作批注，表达对小说的欣赏和理解。通俗小说虽然仍没有为正统文学所接纳，不为官方目录所著录，但作为文学类型已为社会所承认，在文学中的地位进一步确定。

四是通俗小说观念的文人化。早期的通俗小说强调道德劝惩，历史演义小说又强调“史鉴”，标榜正史。文人创作通俗小说，将传统诗文的审美观引入小说，使通俗小说的创作观念逐渐发生变化。文人将通俗小说的写作称为立言，认为小说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文人为小说写序跋、评点，总结小说的艺术规律，强调作文之法，关注人物形象的塑造。

五是关注焦点的文人化。通俗小说的创作从书坊回到书斋，关注焦点也由外转向内，从对外在社会现实的关注，转而表现个人情怀，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从书坊回到书斋，把通俗小说作为个人抒写的媒介，使文人小说具备了强烈的情感色彩。清代中期的文人小说多有感伤情调，感伤中有作家的身世之感。士人关注现实，关怀文运，坚持儒家理想，但现实的严酷、理想的破灭，使文人产生幻灭感，这种幻灭感在小说中表现为一种感伤情调。

六是叙事艺术的文人化。文人创作通俗小说，将古文、八股文等文章的写作方法和优雅文辞引入通俗小说，作家的审美情趣渗入小说，使通俗小说走向雅化。文人独立创作的通俗小说为了表达较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叙事技巧上进行探索。特别重要的是，文人小说将传统诗文的艺术手法应用于小说，又借鉴了戏剧和文言小说的一些艺术技巧，使通俗小说在艺术上接近传统文学。

本著作用三章论述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历程。描述文人化历程时，分为几个时期，因为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所以采用不同的描述方式。后面几章论述通俗小说的文人化特征。像通俗小说观念的变化、通俗小说编写方式的变化等问题，在前面描述通俗小说文人化历程时已经论述，后面不再专门论述。有的问题在前面只是提及，则需要在后面的专题中展开论述。这样前后相互补充，既避免重复，又尽量使论述全面、详尽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