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之道：中华文明宇宙观（“道南”中华文明讲坛丛书）

作者：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

书号：337302

定价：￥108 元

字数：186 千字

印次：1-1

开本：正32

出版时间：2025-03-01

ISBN：978-7-300-33730-2

包装：平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跨学科对话的学术文集。人文社科领域的十二位知名学者围绕中华文明宇宙观，从哲学、历史学、文学、文字学、社会学、建筑学、科技史等角度，就中华文明宇宙观与中国智慧、人文与自然、山林与社会、天人合一与人生境界、大一统与文化地理、甲骨文与殷商宇宙观、紫禁城的文武建筑布局、宋代家礼等议题，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宇宙观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品格。每位作者学养深厚，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精研覃思，行文流畅，从不同角度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之道”。相信不同学科背景、不同传统文化功底的读者，均可从中汲取智慧，涵养心性，立足当下，不忘本来，面向未来，更加自觉自信地赓续光耀中华文明。

作者介绍

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向世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渠敬东，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张金玉，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

石云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讲席教授兼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执行院长。

王子林，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兼秘书长、二级研究馆员。

刘后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陆敏珍，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致力于宋史研究。

目录

1.中华文明的宇宙观/臧峰宇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宇宙的认知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基本内涵

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2.中华文明与哲学智慧/向世陵

“宇宙”与“宇宙观”

“中国”“世界”与“宇宙”

经典讲述的文明起源

3.中国近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转化创新/陈卫平

中国近代的历史观与传统哲学转化创新

中国近代的认识论（知行观）与传统哲学转化创新

中国近代的逻辑和方法论与传统哲学转化创新

中国近代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与传统哲学转化创新

4.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李宗桂

天人合一思想的真义

天人合一思想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

5.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文化地理建构——《尚书·禹贡》的早期书写研究/赵敏俐

历代《禹贡》研究简述及当下困境

大禹的神话与《禹贡》的书写方式

《禹贡》生成历史背景的文化考察

《禹贡》的经典价值和文化意义

6.天下、天命格局下的《诗》《书》篇章/李山

“天下”与“天命”

格局与心胸

尚德即“人心换人心”

余论：文化的融合与礼乐的创制

7.山林与社会/渠敬东

政统与道统

非社会性的山林

人文化的自然

士人的内在世界

山林的多重社会交往

余论

8.从甲骨文看殷商人的宇宙观/张玉金

人间的结构

鬼神的世界

结语

9.揭暄对欧洲宇宙学与理学宇宙论的调和/石云里

10.紫禁城文武建筑布局与文德光华/王子林

文武建筑布局

文武二楼的起源

文武建筑布局是对天下太平的向往

文武二楼与重其文德

体仁、弘义二阁与仁义之道

文武二楼与天之大德

道统的传承与核心价值

结论

11.蠡测中华文明的唐代高度/刘后滨

走向盛唐的历史节拍

制度创造的自我作古

精神活动的探险开拓

对外交往的世界格局

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12.宋代家礼的书写者/陆敏珍

书写者的角色：隐身的与在场的

书写者的立意：情感的与有序的

仪式：意义的与重复的

话外之音：书写中的其他思考

精彩样章

序言

日月递炤，四时代御，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居住在“中央之国”的先民们观天察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宇宙视野，哲学的宇宙观或天道观由此起源。“观”是人与天地相参的产物，但天地又是人“开”出来的，伏羲的“一画开天”引领了中华文明的走向，所以《周易·说卦》并立天地人讲“三才”之道。天道不是被顶礼膜拜，而是与人道相向而生的，这构成了我们文明发展的基础性的内容。

文明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文明，述说的是因“人猿相揖别”而兴起的人类发展史，人类创制的第一把石斧标志着广义文明的诞生；狭义的文明，则始自金属工具的出现，民族特色和地域属性逐渐显露，私有制和国家相随而成。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是适应于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民族心理、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殊地位和特殊需要而产生和逐步发展起来的，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文明形态。

面对远古时代严酷的生存环境，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原始人类构木为巢，钻燧取火，开始了为自身争取生存权而同大自然进行的斗争。如此的斗争不仅为先民们提供了生产生活资料，保证了种族的延续，也触发和启迪了他们的心灵智慧，使他们开始思考人同周围世界的关系，并不断地积累起对大自然和人本身的认识。就后者而言，人们在对前生和来世感到不可捉摸而迷惘的同时，也逐渐萌发了想要了解自身命运的渴望。人的心灵与肉体的关系开始为先民们所思考；对死者的怀念和对来者及未来生活前景的某种寄托，促进了原始宗教与伦理观念的形成；而氏族图腾作为氏族血缘和神秘莫测的自然力相结合的产物，明里暗里支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三皇五帝这些传说中的半人半神、亦人亦神的先民始祖，成为远古时代中华文明和智慧的象征。他们对天地万物相状的认识，后来被归结为以《易经》八卦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原始理论思维。从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唐尧、虞舜的“观象制器”，到夏、商、周“三代”的制礼作乐，中华民族造就了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中国社会也相应进入文采德行彰明——“文明”的时代。在这条宽广深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辈们创造了多姿多彩、绚丽壮观的具有浓郁东方文明特征与民族情结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从其形成时期开始，就与西方文明走上了各自有别的独立发展道路。

表现在社会组织及其形态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它的经济基础则是分散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工商业和贸易兴旺发达的情形迥然有别。自氏族社会解体，人类进入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以后，中国虽也出现了类似于奴隶制的劳作和管理制度，但这一制度的发展却是以“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实现的，天下为“公”与天下为“私”反映的是同一的历史事实。即使在春秋战国以后，土地的国有和私有共存也始终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状貌。

随着分封制解体，“天下共主”转变为皇帝独尊，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发展得十分完善和稳固。相比之下，西方文明走过的道路却完全是“背道而驰”。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奴隶制成为奴隶制社会的典型形态，而欧洲君主专制政体又十分晚熟，乃至后来成为资本主义新经济形式的庇护所和支持者。故在西方文明的主要奠基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在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建构他们的“理想国”体系并最终奠定其文明发展基调的同一历史时期，中国已开始了由分封的诸侯国走向“天下”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进程。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群体的出现和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思想交锋，与旧的分封制的瓦解、新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形成和“大一统”封建制国家的建立过程相伴随。

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到“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文明特质，承载的都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并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联系。学术研究的必要性，不仅在于理论本身的价值，也在于满足社会和国家的需要。天人之际所以贯穿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正是因为可以通过它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成败兴衰之理，学者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政治抱负往往融合在一起。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中国人理论思维最根本的范畴， 而“阴阳”则具有天地间最大的通约性，天地、男女、夫妇等众生百态都可以阴阳论。伏羲氏“俯仰远近，所取不一，然不过以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朱熹《周易本义》）。西周成王时设立三公，规定他们的任务是“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即研究讨论道的目的在于辅佐君王治理天下国家，为此而调和理顺阴阳关系，并讲明社会的治乱变迁之理。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的阴阳，在人道就是仁义，并构成人的内在本性，治国理政于是落实到个人修身。“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从而推出儒家的“王道”政治，“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汉书·刑法志》）。尽管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博大厚重，充满了中国先民的智慧，但其中最为核心的成分还是最具中华文明特色的思想体系——仁学。

不论是公平和谐的制度建设，还是爱人爱物和民生权利，仁学为传统中国的民本政治、伦理规范、社会稳定、民族和谐与对外交流，赋予了良善的价值引领。它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并引导精神走向，而且具有良好的社会功能和实践效用，适应了人类的一般需要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要求。其所铸成的文化基因，促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影响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在最终意义上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定向。

《礼记·礼运》告诉我们，当年子游向老师请教礼之运转事，孔子就五帝三王相变易和阴阳转旋之道作了长篇回答，其中出现的重要观念，就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天下一家”针对的是不同地域、部落、氏族的和睦相处和民心凝聚的问题，关注的是“群”的关系；“中国一人”则侧重于君王个体对所治地域的主管、引导和教化，突出的是“己（我）”应担负的责任。但二者其实又密切关联。从“为仁由己”出发，天下有一人不被爱，都可以说是“我”的责任，问题集中在“我”（执政者）如何能以民众之感受为感受而不抛弃任何一人。整体宇宙的情怀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最根本的出发点。

《礼运》讲“一家”“一人”虽然是并行的，但就古代社会的实际来说，“一人”的自我责任往往建立在天下观的基础之上，重心在“我”与周围世界（主要是不同的人伦关系）所构成的群体环境，处理的是亲疏长幼的关系，从而使“天下”与“一家”直接关联起来。如此的“天下”观，可以说就是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或世界观，这与其他民族立足于各自的视野而提出自己的“世界”观，在立场方法上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但中华天下观的特点或重点，不在这个世界是什么，而在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下的天下观。

尽管人类社会在“大道既隐”之后，形成的是“天下为家”而非“天下一家”的状态，但在儒家的理想政治中，“天下一家”可以通过圣人的仁爱教化予以实现。《尚书·舜典》载舜为改变当时百姓不亲睦而伦常不顺的局面，命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左传·文公十八年》将此具体化为“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五教”的基点是一个小家庭内部的关系，但至“内平外成”的“内外”，按杜预注是“内诸夏，外夷狄”，实际上已扩展到整个天下。既然诸夏、夷狄皆遵从其教，整个天下无别，那么，在五教之友爱关系氛围下，人们如果都依循连通小家和大家的普遍性的人伦道德规范，天下虽大，却与一个家庭无异，天下一家的前景也就可以期待。

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无疑具有共性，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路向上相互关联，在她的身上，鲜明地体现了文明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因而我们需要文明互鉴。但文明互鉴又是建立在各不同文明发展的个性的基础上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当“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就必须“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要不断推动和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一方面，既要反对西方中心论，又要有开放的胸襟。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正是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真正做到取长补短，推陈出新，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自身的贡献。另一方面，又须在展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胸襟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之中，讲清楚“我们从哪里来”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并使我们赖以自豪的“中国特色”，赓续我们的历史文脉，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中华文明的精神价值，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主体性， 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事业。

向世陵

2025年1月15日